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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这么说，可我们对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还是抱有好奇心的。这一好奇心并不妨碍我们享受今天的时光。
不去想接下来的瞬间可能发生的事，只体味捕捉那瞬间心情，这才是幸福的人。
我们到了宿舍，首先安排睡的地方，然后是厕所，接着制订炊事值班表，值班的人要用有限的粮食做出合乎各人不同口味的饭来。征粮组进入无人居住的民宅，哪怕是一把小麦粉也都带了回来。中队定好了睡觉、起床的时间。我们宿舍的一角有一匹支那马，大概是这家主人逃走时丢下的。夜里，奇怪的事发生了。
木下一直都很轻松，所以夜里就由他值班。我们都累得呼呼大睡了。突然，“出事了！不得了了”的叫声把我们吵醒。
奔出去一看，木下正抱着门口结实又沉重的门板在叫。
“出什么事了？”
“有个怪东西。”
“那你抱着门就没事了？混蛋！”
“在哪儿？”
“那边角落里。”
“是马那边？”
“前山去看了。”
走到木下所说的可疑的角落一看，根本没什么可疑的东西。只有马在不时地动一两下。原来是木下听到马动的声音叫了起来。一个多么混账的东西。人们骂他，可他却丝毫不害臊。
我们在这里休整了十天后，听说要往上海方面去。说是上海方面的敌人使用了毒气等新式化学武器。为此，我们不得不每天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战地邮局也开设了，开始允许我们邮寄东西。这是我自从天津出发以来第一次写信。佐佐木健一给我写来的信里夹着剪报。剪报的内容是写我出征之际母亲给我匕首的事，母亲当时嘱咐我说，假如被敌人抓住了，就用这把匕首自杀。报道的题目是《楠公今犹在》。这实在是让人难堪的事。以这种事为美德，还写迸报道里，实在让人感到讨厌。
也许有人喜欢被人这样写，但我是绝对属于讨厌被这样写的那一类人，我看不起喜欢小题大做地撰写这种内容的人——瞎寻开心的人！我们的行为不是寻求劫后美谈的材料。佐佐木说：“看了这篇报道后更增添了勇气，我决心更加努力。”
他似乎是个很喜欢这类事情的人，这种事是乡下好瞎寻开心的人所喜欢的。他还知道藤原平太郎任运输队队长出征的事。柿本给我写过信，我很感谢他的友情。
他的信上说，我父亲通过报纸知道士兵奋战的情形，流着泪讲给重一和初枝他们听。
我就觉得终于遇见了久违的朋友和父亲，思绪渐渐地又从父亲身上转向了故乡的山河。
我从早到晚不停地写信，给佐佐木，给中垣德弥、柿本文男、斋藤良次，给父母、姐姐、平太郎兄，给土田三四郎、下户利三郎等等。
一天，轮到我值厨了。
我们每天每人只分给三合米。一大三合米在部队只能吃半饱，肚子饿也没办法。必须想出既能吃饱肚子又能节省粮食的办法。分队队员近来的心情很坏。粮食不足成了战友不和的根源，各人的情绪都不好。饥饿的叫嚷声，偷盗，猜疑，暴戾，轻侮，坏心眼，已经泛滥成灾。
以往用友爱、互助和微笑结合在一起的战友们，现在，由于粮食的缺乏，心里都充满了猜疑、贪婪、私心和不信任。
我没想到食物的不足竟使大家的心灵变得如此卑鄙下流。那模样就像几匹饿狼一起贪婪地盯着仅有的一片肉似的。
一日三合粮食虽然决不至于让人饿死，但这总像用沙丁鱼去喂鲸鱼。衣食足，然后知礼节，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要是让高贵的美人和说话优雅的上流社会的妇女也挨饿的话，恐怕她们也会变成这般模样的吧。
如果饿上一两天，知道第三天会吃得饱，那么饿一点也不算什么事。可他们长期饿肚子，现在也是这样，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到将来何时，所以，暴露出一些动物的本性，也是可以原谅的。在蔑视他们的这种行为之前，应该先给予一些同情。
话虽这么说，但身处这种令人不快的气氛中，我还是禁不住万分讨厌。这种不快的温床是既贪吃又充满猜疑和嫉妒的野口一等兵、龟口上等兵和西本分队长他们。
他们三个人几乎闹到唾沫横飞的程度。我们分队有一些征用来的小麦粉，我打算把它们做成米团子，但水放多了，没做好，我又放了些面粉想弄硬一些，可是我这个不会干活儿的人最终还是没能做好。我做菜的时候，也是不知该先放酱油还是先放菜，想想在家乡时祖母烧鱼的情景，也想不起到底是该先放哪一个。煮饭也不知放多少水。好几次，不，是经常，不是煮成硬饭就是煮成稀粥。
今天的米团子也没做好。这事使我和西本分队长发生了口角。是他随便命令我做饭的。我生气地争辩说，我是天生的，又不是故意的。
从那天起，我下决心再也不做饭了。充满不快的内务活儿简直太让人讨厌了。
那种贪婪带来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它比危险的子弹和艰苦的行军更强有力地支配着身处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小队长挨个儿地跑各个分队，问有没有做什么好吃的。
这时，他听谷山上等兵说头痛，便训斥说：“你吃多了！”我们每天早晚在又大又黑的大门边的狭窄过道上点名，内山小队长还经常说这种话：“我决不会死。不管你们当中的谁，如果战死的话，我一定会为你们扫墓的。我坚信我不会死。”这种老生常谈，不知说了多少次，说了多少天，几乎让人觉得已经说过头了。
在我继松板上等兵之后去中队办公室值勤的时候，一个号手对我说：“这次我们遭遇的敌人拥有各种武器，听说我们是无法活着回去的了。现在，上海打得很惨，说是我军战死不少。虽然和我们作战的只有上海和北满的敌人，但这次我知道自己活不成了，所以我把钱全寄回国了。”
（第一卷完）
文学殿堂 整理
东史郎日记第一节
第一节
十一月十五日。
清晨五点半，“新兴丸”不知为什么突然停航。船还在一片汪洋之中哩。停航两个多小时后，又继续前进。航行一个多小时后，海水混浊起来，达到了黄浊的程度。啊，原来是扬子江！船已经在逆流而上了。最初停航的地方不是在大海中，而是在扬子江的入海口。远处，几十艘大船吐着浓烟，犹如在海上一样，虽说船在江上逆行，但是前后左右，既不见岸，也不见山，好像仍然在大海之中。
啊！伟大的扬子江！大海的儿子扬子江啊！
扬子江的雄伟真是令人惊叹不已。继续航行了三个多小时以后，右侧依稀出现了一条江岸。四十分钟后，又可以遥遥望见左侧的江岸了，一艘驱逐舰正掀起层层白浪从我们船的右方通过。江水黄浊，水质之差令人想起白河。如果让支那的孩子画山水画，他们是会把水画成黄色的，因为他们生下来看到的只是泥浆水，而且，如果水土一体的话，要让孩子们把江河画好，那就困难了。我想，眼神不好、稀里糊涂的人远望时，会把混浊的江水当成宽广平坦的大道。
我们正七嘴八舌地议论把自己运到何处去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已来到了上海战常据说友军正在与以河沟为防线的敌军展开激战。
汪洋大海的儿子——长江，包蕴了支那几千年的兴亡盛衰，而如今吸血鬼的赤化（赤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蔑称。）魔爪想操纵它；老奸巨猾的英国想吞食它；傀儡蒋介石毁坏了大好河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亡国的途中。然而，伟大的长江依然悠悠东去，与大地同在，看到它的水平线，就令人有身处大海之感。
随着船的上行，右岸已清楚地映入了眼帘。还看到了大约六十艘军用船，船上满载身着土黄色军装的友军。到处停泊着军舰，可能是在和水上飞机协同守卫长江。但是，我觉得与其说是军舰和飞机护卫着长江，倒不如说是长江拥抱着它们。
船过吴淞口，又遇上了一支大约有五十艘船的队伍，这一支大型的船队应该是运送部队的吧。
船员对我们说：“士兵们！到了夜间这里就像观赏两国焰火一样啦！”
在甲板上，身旁的船员告诉我：“轰炸声后肯定是火灾。”
正如船员所说，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了飞机，接着听到了爆炸声，上海方向燃起了熊熊大火，不由得使人感到这里是一场现代化战争。北支那的战争还没有达到现代化战争的程度，应该说只是旧式的战斗。
通常，外国船只应该在江上川流不息，可是现在，外国船只惟有一艘，飘着英国国旗，满载着英国的难民，正顺流而下。
据新闻报道，我军已占领了敌军的第一道防线。支那政府的财政收入九成来自海关关税，主要的关税基地上海已归我军所有，海上长达一千海里的航行权已掌握在我军手中。
为此，英国对我军采取了敌对行为，暗中援助支那方面，从香港和广东，经粤汉铁路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物品。
蒋介石以允许苏联在新疆和外蒙古推行赤化为条件，期待他们的援助，驻上海的外国武官在《泰晤士报》上断言：日支事变将在两三个月内结束，原因是支那军在训练和指挥方面不熟练，武器不完备等，其中致命的是经济已陷入困境。蒋介石在叫喊：“中国之生命在西部内地！”
这次事变预计从七月到第二年一月二十日，耗资二十五亿日元，日平均耗资一千万日元。日清战争费用总额为两亿日元，日平均耗资四十五万日元。日俄战争总费用是十八亿日元，日平均耗资二百万日元，理所当然的，现代化战争开支巨大。
这次事变把各阶层的人都送上了战场，连电影演员中田弘二、中山贞雄，话剧演员友田恭介等都活跃在前线。其中友田阵亡时年仅三十八岁，他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德文专业，献身于话剧事业，出征时是工兵伍长。连他这样的人都当了炮灰，我等不学无术、无家无业的无名之辈，送死又何足挂齿呢！
最近，我经常梦见父亲。昨夜梦见了母亲，母亲正在银幕上唱歌跳舞，台下座无虚席。这时，我满脸胡子拉碴地坐在二楼席位上，二楼观众说：“胡子长得真长啊！”眼睛总盯着我的脸。母亲只顾在舞台上兴致盎然地跳舞。
十一月十六日，我舰开始猛烈炮击，右岸两三处一片火海，烟雨弥漫，看不清楚。夜里十点接到了登陆的命令。可是，不一会儿又取消了命令。
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八点，混乱中载着水上运输队的工兵船再次登陆，行驶三十分钟后靠近江岸，数不清的运输船把大批物资和部队送上了岸。一片混乱。
扬子江岸边打着四五排木桩，船只无法靠岸，堤岸上挖了战壕，射击孔对着水面，一条支流的上游约十米处的左侧建造着碉堡。面对这种地形和防御，登陆之难可想而知。我们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