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思索自己的讲话或写作的一切国度里，这种艺术将会是何等之有用啊！它那历史之格外值得我们关心，乃是由于现代人往往十分需要它，却似乎只认识到了它那可笑的一面。
自从我们这里谈到了它那史表的这个时代以来，书籍是大大地增多了；时间的遥远已经给希腊早期作家们的作品蒙上了相当多的阴影，使得对那些书籍和见解的研究——即被人称之为学术的——构成为精神劳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则挤满了语法学家们和考据学家们。
在他们所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当中，我们看到有一种倾向，是要根据一部书的古老性、根据发现它和理解它的困难程度来衡量其可称赞和可信赖的程度；这种心态并不是要根据这些见解本身。而是要凭其作者的名气来判断这些见解，是要信赖权威、而不是要信赖理性；最后还有那种如此之虚伪而又如此之阴暗的有关人类堕落的观念以及古代的优越性的观念。人们所赋予已成为他们的专业目标那种东西的重要性、曾使他们付出了努力的那种东西的重要性，就一举而阐明了并且宽恕了各个国度和各个时期的研究者们都多少会分享的那些错误。
我们可以谴责希腊和罗马的研究者们，乃至于他们的学者们和哲学家们都那么缺乏把事实及其证明置于理性的严格考察之下的那种怀疑精神。当从他们的著作中看到事件和风尚的历史时、看到生产和自然现象的历史时、看到工艺的产品和制作的历史时，我们就会惊讶地看到他们是在泰然自若他讲述着最明显的荒谬、最令人反感的奇谈怪论。在句子一开头放上了一个“人们说”、“人们报导说”，他们就仿佛足以把自己置于一种幼稚可笑的可信赖性的荫蔽之下了。我们应该把那种冷漠态度特别归咎于人们不幸尚未能懂得印刷术，正是那种冷漠的态度败坏了他们的历史学研究并阻碍了他们在自然知识方面的进步。对每一桩事实都确实收集到所有可以证实它的或推翻它的权威根据，比较各种不同的证词并阐明产生了它们问的分歧的那些争论的那种能力——所有这些确定真理的方法，惟有在有可能拥有大量的书籍、无限地重印这些抄本而不是怕它们流传太广的时候，才能够存在。
旅行家们的叙述和描写，往往只有一份手抄本并且从来都没有受到过公众的审查，它们又怎么可能获得其首要的基础就在于没有互相矛盾的说法的那种权威性，或者是有可能具有那种权威性呢？因此，人们就一视同仁地报导一切，因为很难多少确切地选择出来什么是值得加以报导的东西。而且我们也无权对人们以同样的信心、根据同等的权威性来同样地既叙述最为自然的事实又叙述最为奇迹的事实而感到惊异。这种错误在我们的学校里仍然作为一种哲学原理在被教导着，而同时又有一种被夸大的不信任感在相反的意义上引导着我们不加检点地就摒弃一切在我们看来是超乎自然之外的东西。惟有科学才能够教导我们怎样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去发现理性规定我们应该止步的那一点，不过那种科学在我们今天还只不过刚刚开始出现。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译
第六个时代
知识的衰落——下迄十字军时期知识的复兴
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代，我们将会看到人类的精神迅速地从它所曾达到的高度降落下来，以及接踵而来的愚昧，在这里是凶暴，在那里又是精心制造的残酷，总之，到处都是腐化和背信弃义。难得有一些才智的光芒、难得有灵魂和善意的伟大心性，是能够穿透那个深沉的黑夜的。神学的梦境、迷信的骗局，成为了人类惟一的天才，宗教的不容忍成为了他们惟一的道德；而欧洲则在教士暴政和军事专制主义的交相煎迫之下、在血和泪之中，期待着新的知识将会允许她在自由、在人道和德行之中复活的那个时刻的到来。
这里，我们不得不把史表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将包括西方，那里的衰落更为急剧并且更为彻底，然而在那里，理性的光芒却会重行出现而永不熄灭；第二部分是东方，那种衰落对她来得更为缓慢，长期以来也更不全面，但她至今还看不到理性可以照亮她并打碎她的枷锁的那个时刻。
基督教的虔诚，几乎没有打倒使西方沦为野蛮人的战利品的那场胜利的神坛。野蛮人接受了新宗教，但是根本没有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只有教土们才把它保存了下来；并且正是由于他们的愚昧、他们对人类文献的鄙视，我们便看到我们可能期待于研究拉丁书籍的一切东西都消失了，因为除了他们便再没有人能阅读这些书籍。
我们十分清楚征服者的愚昧无知和野蛮的风尚；然而正是在这种愚蠢的凶暴性之中才着手摧毁了家内奴隶制，这个奴隶制曾使得希腊的智慧和自由的美好岁月蒙受了羞耻。
土地农奴在耕种征服者的土地。这个被压迫的阶级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家内奴仆，奴仆的依附性满足了他们的骄做和放肆。因而，他们在战争之中追求的就不是奴隶了，而是土地和隶农。
况且，他们在被他们侵入的国土上所发现的奴隶们，大部分或者是战胜者民族的某个部落的人沦为俘虏，或者是这些俘虏的子孙。在征服之际，这些奴隶们大多数都逃亡了或者是参加了征服者的队伍。
最后，构成为基督教道德一个部分的普遍博爱原则，是谴责奴隶制的；而教士们并没有任何政治的利益要反对使自己的事业得以尊荣的那些格言之中的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以言论来促进这场由历史事件和风尚所必然引起的奴隶制的破坏。
［这一变化是人类命运中一场革命的胚胎；它将使人类认识到真正的自由。然而这一变化，起初对个人命运只产生了几乎难以觉察的影响。假如我们把古人的奴役比作我们今天对黑人的奴役，那么我们就对古人的奴役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斯巴达人。罗马的显贵、东方的高官显宦事实上都是野蛮的主子。在矿山劳动中，贪婪把他们的残酷性发挥得淋漓尽至；然而在各个家庭中，他们的利益几乎到处都缓解了奴隶制。但对土地农奴施加暴力而不受惩处，却是越演越烈，因为法律本身已经规定了它的价格。依附性几乎是照旧不变，却没有那么多的照顾和帮助作为补偿了。屈辱虽然少了一些，但是骄横却更加肆无忌惮。奴隶是一个人受到偶然性的惩罚而沦入一种状态，而战争的命运有朝一日可能也把他的主人投入那种状态。农奴则是一个下等的和不光彩的阶级中的一个个人。＇
［因此，我们主要地应该是从其遥远的后果来考虑家庭奴隶制的这场灭亡。＇
所有的野蛮国家差不多都有着同样的体制：有一个被称为“国王”的共同领袖，他有一个议事会，他宣布判断并做出决定，而若加以拖延就会有危险；他有一个由一批特殊的领袖组成的会议，一切有点重要性的决策都要向他们咨询；最后，他还有一个人民大会，在那里讨论有关全体人民的问题。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这三种权力的权威各有多少，——那不是由它们职能的性质来区分的，而是由问题的性质、而尤其是由公民群众所赋之于其上的利益来区分的。
在那些农业民族中间，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在异族的领土上形成了最初定居的民族中间，这些体制要比在游牧民族中间，采取了一种更经常、更巩固的形式。何况，那里的国家是分散的，数量相当多的露营地并没有结合在一起。于是，在国王的背后就没有一支经常是聚集在一起的军队；而专制主义也就几乎无法立刻随着征服而夹，像是在亚洲的那些革命中那样。
战胜的国家是根本不会被奴役的。同时，这些征服者保存下来了城市，而自己并不在那里面定居。既然并不存在什么永久性的武装力量，因而就不受一支常备的武装力量的压制，这些城市也就获得了一种力量；而这就成为了被征服民族的自由的一个支点。
意大利经常遭受野蛮人的入侵；但是野蛮人没有能在那里形成持久的根据地，因为意大利的财富不断在刺激着新的征服者的贪欲，并且希腊语民族长期都怀着要把它收复到他们的帝国里来的愿望。意大利从来也不曾整个地或以任何持久的方式被任何民族所奴役过。拉丁语是人民惟一的用语，它在意大利腐化得也更迟慢；愚昧也并不那样完整，迷信也并不那样愚蠢，像是在西方其余的地方那样。
罗马承认了主人，只是为了要改换主人，所以就保存有一种独立性。它还是宗教领袖的居住地。因而，当东方俯首听命于一个惟一的君主时，教士团体时而是操纵皇帝，时而是阴谋反对皇帝，但仍维护专制主义，哪怕是在与专制君主进行斗争，也宁愿利用一个绝对主人的全部权力而不愿向他们争夺一部分权力；相反地，我们看到在西方，教土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领袖之下，提高了与国王的权力相竞争的权力，并在这些分裂的国家中形成了一种惟一无二的和独立的君主国。
［我们将要表明，这个统治者的罗马城试图以一种新暴君制的枷锁加之于全世界；它的教皇们以粗制滥造的法律汇编来掠获愚昧无知的信任；他们把宗教掺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交往之中，以便自己可以任情地享受自己的贪欲和虚骄；他们以一种可怕的诅咒来惩处人民的信心对他们律法的最微小的反对、对他们无聊的装腔作势的最微小的抗拒；他们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拥有一支僧侣大军，时刻准备着以他们的欺骗来提高那些迷信的恐怖行径，为的是更加有力地增高人们的狂热性；他们剥夺了支持着各个国家自己的宗教热望的那些宗教崇拜和仪式，以便激发他们去打内战；他们搅乱了一切以便统治一切；他们以上帝的名义裁决叛变和作伪、谋杀和弑亲；他们一步一步把国王和战士造成了他们报复的工具和牺牲品；他们支配武力，但从不掌握武力；他们对敌人是凶恶的，但却在自己的保卫者面前发抖；他们是全能的，直到欧洲的边缘，甚至于可以在自己神坛的脚下胡作非为，不受惩罚；他们在天上早已找到了可以推动全世界的杠杆的支点，但在地上却找不到一个调节器可以随意地指导和保持自己的行动；最后，他们树立了一尊巨像，但却是站在泥足上，它在压迫了欧洲之后，还会长时期以它那残骸的重量使得欧洲精疲力竭。＇
征服使得西方屈服于一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人民在其中呻吟于国王、战士领袖和教士们的三重暴政之下；然而那种无政府状态在它的体内却带来了自由的胚胎。
我们从欧洲的这一部分中，可以理解罗马人所从不曾渗入过的那些国度。那些民族也被卷进了这场普遍的运动，也交替地在征服和被征服，也有着和帝国征服者们同样的起源和同样的风尚，于是他们双方就混合成为一个共同的整体。他们的政治状态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并走着一条类似的行程。
我们将追溯这种封建无政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