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不宽容对所有的教派都是共同的，它也激发了所有的政府都不宽容。教皇派迫害所有的改革教派；而各个改革教派尽管彼此互相革除教门，却又联合一致反对反三位一体论者；反三位一体论者则更加一贯得多，他们要使所有的教条都同等地不说是接受理性的、至少也要接受一种讲道理的批判的检验，他们并不想要自己有义务摆脱某些荒谬，只为的是要保存其他具有同样反叛性质的那些荒谬。
这种不宽容也为教皇主义的事业而服务。长期以来在欧洲、特别是在意大利，就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摒绝一切迷信，对一切崇拜都漠不关心而仅只服从理性，他们把宗教看作是人类的发明；他们尽管可以秘密地嘲笑它，但是谨慎和策略却要求他们表现出尊敬。
后来，人们把勇气推进得更远了；当人们在学院里运用被误解了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来使神学玄奥的技术完善化，并自然而然地使得只能是荒谬的东西显得十分之巧妙时，有些学者就力图根据自己的真正的学说来建立一种对一切宗教思想都具有毁灭性的体系；按照这种体系，人的灵魂不外是随着生命而一道消失的一种能力，按照这种体系，除了自然界的必然规律而外，他们不承认有任何其他的天意、任何其他的世界统治者。他们受到了柏拉图主义者的驳斥，柏拉图主义者的见解接近于后来人们所称为的自然神论，而那在教会的正统看来，只能是更可怕的东西。
对酷刑的恐惧，很快就扼止了这种放肆的坦率。意大利和法兰西沾染了争取思想自由的殉道者们的鲜血。所有的宗派、所有的政府。所有各种类型的权威，惟有在反对理性这一点上，表现出是一致的。理性必须用一幅幕馒遮掩起来，瞒过暴君们的眼光，让它自己只能被哲学家的眼光所看透。
于是人们就不得不把自己关进那种秘密学说的怯生生的根据地之中，那种秘密学说是从来也不曾中止过拥有大量的信徒的。它特别是在政府首脑中间以及在教会的首脑中间传播着；到了宗教改革的时期，这些宗教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原则就变成了诸侯们、大臣们和主教们的唯一信仰。这些见解甚至于腐蚀了哲学。实际上，这样的一种体系又能期待有什么道德可言呢？——它那原则之一就是：人民的道德必须依恃虚假的见解，启蒙了的人就有权去欺骗人民，只要是他们能向人民提供有用的错误，并把人民拘禁在唯有他们自身懂得如何从其中解放出来的那些枷锁之中。
假如人类天赋的平等、他们权利的根本依据，乃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的话；那么对一种公然以鄙视那种平等和那些权利为其准则之一的哲学，还能希望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这种哲学也曾做到过有助于理性的进步，它曾默默地准备了理性的统治；但是，只要它是独自存在的，它就只能是以虚伪来代替狂热，并且就只能是败坏那些主宰国家命运的人们，哪怕是能把他们提高到超出偏见之上。
真正启蒙了的哲学家们与野心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把自己仅限于极端小心翼翼地来为人民解惑，而不允许自己把人民滞留在他们的错误之中；这些哲学家本来是会被引向拥护宗教改革的；然而由于发现到处都遇到同样的不宽容而大感失望，所以他们大多数人都不认为应该把自己卷入某种转变的困境之中，假如转变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仍会受着同样的束缚。既然他们始终不得不装作是相信他们所摒弃的种种荒谬，所以他们就觉得，减少了一点点荒谬也并没有很大的好处；他们甚至于害怕由于自己背弃宗教会给自己加上一副心甘情愿的虚伪面貌；而他们继续依附于旧的宗教，却又以他们的名望而加强了旧宗教的权威。
鼓动了宗教改革家的那种精神，并没有导致真正的思想自由。每种宗教在它自己所统治的国度里，都仅只容许某些见解。然而由于这些不同的信仰之间是彼此相反的，所以很少有什么见解是不在欧洲的某些部分受人攻击或者为人拥护的。此外，各种新的宗教团体也被迫放松了一点教义的严格性。它们不可能把探讨的权利缩小在过分狭隘的界限之内而又没有重大的矛盾，因为它们就是根据那种同样的权利而确定自己分离出去的合法性的。如果它们拒绝给予理性以其全部的自由的话，它们却同意使它那座监狱不再那么狭隘了：枷锁并没有被打碎，但是它却没有那么沉重了而是更放松了。终于，在某种宗教已不可能压制所有其他宗教的那些国度里，就确立了统治教派的高做所敢于称之为宽容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说，某些人允许别人去相信他们的理性所接受的东西，去做他们的良心所吩咐他们要做的事，并对他们共同的上帝去做他们认为是最能使上帝高兴的礼拜。到了这时，人们才能够以或多或少是完全的坦率来拥护各种已获得了宽容的学说。
于是，我们就看到在欧洲产生了一种思想自由，但井非是对所有的人，而只是对基督徒；并且如果我们把法国除外，那么今天就唯有基督徒到处有着这种自由。
但是那种不宽容就迫使人类的理性去探索那些早已为人遗忘了的权利，或者说那些从来就未曾很好地为人理解过、也未曾为人所阐明过的权利。
有些慷慨志士激愤于看到人民被国工们、迷信的奴隶们或教会的政客们一直压迫到人民良心神龛的深处，终于竟敢要检查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且向人民揭示了这一伟大的真理：即他们的自由乃是一项不可转让的财富，根本就不存在有任何可以袒护暴政的规定、任何可能把一个民族和一个家族无可更改地绑在一起的约定；而所有的行政官，不管他们的头衔、他们的职务、他们的权力是什么，都是人民的公务员而不是他们的主人；人民保留从他们那里撤回惟有人民自己才能授予权威的权力，无论是当他们滥用权威的时候，还是甚至当人民不再认为保留他们的权威对自己的利益有用的时候；最后，人民还有惩治他们以及撤销他们的权利。
阿尔图修斯、郎盖以及后来的尼德汉、哈林顿等人所大胆宣扬并生气勃勃加以发挥的那些见解便是如此。
他们在向自己的时代致敬时，往往过分依赖文献，依赖权威，依赖前例；于是我们便看到，他们的见解更多地是有负于他们精神的高尚和他们性格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真正原则的确切分析。
同时，另有一些更谨小慎微的哲学家们则让自己满足于在人民与君主之间建立一种权利与义务二者间的确切的相互关系、一种维持约定的平等责任。人们很可以废黜或者惩处一个世袭的首长，但只能是在他破坏了那个神圣的契约的时候，而这一契约并不因此就不对他的家庭继续存在了。这一学说抛弃了天赋权利（droit
naturel），使一切都回到了人为权利（droitpositif），它得到了法学家和神学家的支持；它更有利于当权者的利益和野心家的谋划；它打击的主要是被赋予了权力的人们而非权力本身。从而它几乎普遍地被政论家们所遵循，并被采用作为革命和政治争端的根据。
［历史向我们表明，在这个时代很少有朝着自由的真正进步，但在政府中却有了更多的秩序和更大的力量，而在各个民族中间则对自己的权利也有了一种更强烈的，尤其是更正当的感情。法律被更好地编订出来，它们看来往往更不像是环境的与心血来潮的飘忽不定的产物；它们是由学者们所制订的，假如说它们还不是由哲学家们所制订的话。＇
激发了意大利各共和国、英国和法国的那些群众运动和革命，当然要吸引哲学家们注意到政治这一部分的内容，其中包括观察与预见宪法、法律政治体制对人民的自由、对繁荣、对国家的力量、对保存自己的独立和自己的政府形式所可能起的作用。有些人，如摩尔和霍布斯，就模仿着柏拉图，要从某些普遍的原则中推导出一整套社会秩序的方案，并提出一种人们的实践必然会不断在趋近着的模型。另有些人，如马基雅维里，就从深入地考察历史事实之中寻找规律，人们按照这种规律就可以自诩能掌握未来。
［经济科学还不存在；君主们并不计算人口的数目而只计算兵士的数目；财政则只不过是掠夺人民而又不把他们推向造反的那种艺术而已；政府都不关心商业，除了是以征税来勒索它，以特权来妨害它，或者是争夺对商业的垄断权。＇
欧洲各国所关心的乃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以及它们认为是彼此相反的利益，它们感到有需要承认它们之间有某些规则，这些规则即使是独立于条约之外，也会主宰着它们之间和平的关系；而另一些规则则即使是在战争中也是要受到尊重的，它们可以缓解残暴，减少洗劫并且至少是预防无益的祸害。
因而就有了一种国际法（droit
des gens）的科学；但不幸的是，人们并不是在理性和自然——它们是各族独立的人民所能承认的唯一权威——之中，而是在既定的习惯之中、在古人的意见之中，去寻找这些有关各个国家的法律，人们更关心的倒不是人权、对个人的正义，而是各个政府的野心、虚骄和贪欲。
因此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根本就看不到道德学家在追问人心、分析人的能力和情操，为的是要从中发现人性、人的责任的起源，规则和对它的认可。然而他们却懂得使用经院哲学的全部玄妙，要对其合法性显得不确定的各种行为来找出无辜由此而告终、罪恶则自此而开始的那条精确界限；要决定是哪种权威才在实践上具有足以论证某种这类可疑的行为的必要分量；要时而是根据类型和品种，时而是按它们相应的重量来有系统地区分各类罪恶；而尤其是要能很好地分辨那类罪恶，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得到永恒的天惩。
毫无疑义，有关道德的科学还不可能存在，因为教士们享有解释它们和判断它们的独占的特权。然而正是这些既可笑而又丑恶的玄妙，却引导人们要去研究并且有助于他们去认识各种行为以及它们的动机的道德性的程度、义务的等级和限度、当它们看来互相冲突时人们所应该据之以做出抉择的那些原则：就正如研究一架偶然落到了一位巧匠手里的粗糙的机器，往往会使他得以制造出来一架更完美的而真正有用的新机器来。
［宗教改革由于取消了忏悔、赎罪、僧侣和教士独身制，从而净化了道德的原则，并且甚至于减少了那些接受宗教改革的国家中的风尚的腐化程度。它使得他们免除了教会的赎罪制（它是对罪行的危险的鼓励）和宗教的独身制（它是一切德行的破坏者，因为它是家庭美德的敌人）。＇
这个时代要比任何其他时代都更加浸透了巨大的邪恶。它是宗教大屠杀的时代，是神圣的宗教战争的时代，是新大陆人口绝灭的时代。
［这个时代看到了古代奴隶制的重建，但却更野蛮、更充斥着违反自然的罪行；它看到了商业的贪欲竟致以人的血肉之躯作交易，以欺诈、抢劫或谋害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