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的人。
这就是最早的政治体制的起源。
语言的形成应该是先于这些体制的。以约定的符号来表示各种对象，——这种观念似乎是超乎那种文明状态中的人的智力之上；但看来很可能这些符号只是由于时间的力量而以某种不知不觉的方式逐渐地为人们所采用的。
弓矢的发明乃是某一位天才人物的创作，而语言的形成则是全社会的创作。这两种进步同样地是属于全人类的。一种较为迅速，那是由于为自然界所垂青的人类具有着进行新的组合能力的结果；那是他们的思索和他们的努力的奖赏；而另一种则较为缓慢，它出自所有相互结合的人都需要进行的思索和观察，而且甚至于是出自他们在共同生活过程中所得到的习惯。
（有节奏的经常运动，做起来并不那么令人疲倦。那些观看它们或聆听它们的人，也更容易掌握它们的秩序和关系。因而，它们由于这双重的理由而成为了欢愉的来源。所以舞蹈的、音乐的和诗歌的起源，就可以追溯到社会最早的孩提时代。舞蹈是作为青年的娱乐之用，也用于公共的节庆。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了爱情歌曲和战歌；人们甚至还会制造某些乐器。这些部落并非截然不知道雄辩的技术；至少他们懂得在郑重的言谈中采取一种更为庄严隆重的声调；而且即使修辞的夸张对他们也决非是陌生的。〕
被树立为美德的对敌人的报复和残暴，把女性贬低到一种奴隶地位的那种见解，被视为某一个家族的特权的那种在战争中的号令权，最后还有各种迷信的最初观念，——这些都是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各种错误，而我们就必须探讨它们的根源并阐明它们的动机。因为人是决不会没有任何动机便采取自己最初的教育所不曾使之对他成为了某种自然形态的那种错误的；假如他接受了一种新的错误，那正是因为它和儿童时代的某些错误是有联系的，那正是因为他的利益、他的感情。他的意见或者种种事件使得他倾向于接受它。
某些粗浅的天文学知识、某些对于草药用于医治疾病或创伤的知识，便是野蛮人的惟一科学了；而它们都已由于混杂了迷信而受到腐蚀。
然而这同一个时代，也向我们呈现了人类精神史上的一项重要的事实。
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可以观察到一个体制的若干最初的迹象，对时代的进程起着正反两种影响：它们既在加快着知识的进步，而同时又在传播着错误，既以各种新的真理在丰富着科学，又把人民投入愚昧和宗教的奴役之中，它们是以一种漫长的和可耻的暴政为代价来换取某些转瞬即逝的好处的。
我这里指的是人们形成了一个阶级，他们掌握着科学原理或工艺方法、宗教的秘密和仪式、迷信的操作，甚至往往还有立法和政治的奥秘。我指的是人类之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人注定了是来教导别人的，另一部分人则是被造就来接受信仰的；一部分人傲慢地隐蔽起来他们所自诩懂得的东西，而另一部分人则恭恭敬敬地接受别人所不屑于向他们宣示的东西；一部分人要把自己置于理性之上，而另一部分人则谦卑地舍弃了自己的理性并把自己贬低到人道的地位之下，他们承认别人具有比他们共同的天性更优越的特权。
这种区别 ——到了18世纪的末叶，我们的教士们还在向我们表现出来它那残余——在未开化的野蛮人中间都可以发现，他们已经有了他们的庸医和巫师。这一点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在文明的各个时代里经常都遇到它，因而它在自然界本身之中是不会没有基础的；这样，我们便会在这些初民社会的人的能力之中发现最早的受骗者们盲从的原因以及最早的骗子们那种粗陋的狡诈的原因了。
《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
孔多塞著 何兆武，何冰译
第二个时代
游牧民族 —— 由这种状态过渡到农业民族的状态
把狩猎中所捕获的动物存养起来这一观念，应该是很容易出现的；只要是驯化这些动物使得它们易于看管，只要是居处周围的土地能供给它们以充分的食料，只要是家庭能有剩余，并且是可能害怕由于另一次狩猎的不成功或者由于时令不调而沦于匮缺。
在保存了这些动物作为简单的储存品之后，人们便注意到它们是可以繁殖的，并由此而可以提供一种更为持久的资源。它们的奶则提供另一种新食品；于是这些牧群的产品，起初只不过是对狩猎品的一种补充，这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更为可靠，更为充裕和更加省力的生活手段。这时狩猎就中止其为首要的谋生手段，然后甚至于不再被列入谋生手段之内了；它只是作为一种娱乐而被保留了下来，同时也作为保卫牧群对抗凶猛野兽的一种必要的防范措施，牧群的数量已变得非常之多，在居住地的周围已经不能再找到充分的食物了。
一种更为定居的、劳累较少的生活，就对人类精神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有利的闲暇。人们的生活有了保障而不再为自己起码的生活需要而感到不安时，便要寻求可以满足感官享受的新的办法。
技术做出了某些进步；人们获得了饲养家畜的某些知识，可以促进它们繁殖，甚至可以改善它们的品种。
人们学会了用羊毛做衣服，穿着织物的习惯就取代了穿着兽皮的习惯。
家庭社会变得更加平稳了，却并未因此而疏远。由于每个家庭的牲畜不可能同等地繁殖，于是就出现了财富的差别。这时人们就想到和另一个没有畜群的人分享自己畜群的产品，而这另一个人则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牲畜所需要的照料。这时人们便看到一个体质良好的青年人的劳动，比起维持他自己生存的严格所需来，要值得更多；于是人们就采用了保留战俘当奴隶的办法，代替了屠杀战俘。
在野蛮人中间也在奉行着的友好好客，在牧人的民族中间、甚至于在那些住在车上或帐篷中的游牧民族中间，就获得了一种更公认的和更庄严的性质。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就有了更频繁的机会来相互表现出友好好客。这种人道性的行动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责任，并且人们使它要服从规则。
最后，随着某些家庭不仅有了可靠的生活资料，并且还经常有积余，而另一些人则缺乏生活的必需品，于是对他们苦难的天然同情心便产生了行善的情操和习惯。
风尚更加和善了，妇女受奴役的地位也不那么严酷了；富人家的妇女们已不必再被罚去从事艰辛的劳动。
用于满足各种不同需要的物品以及用以制造它们的工具的更为多样化、它们分配的更为不平等，就使得交换成倍增长并产生了真正的商业；它的扩张不能不使人感到必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尺度。一种货币。
部落变得数目越来越多了，当他们定居下来时，他们的居住处就越发分散了，以便更易于饲养畜群；或者是，当人们学会了利用他们所驯服的某些种类的牲畜来负重和载运时，他们的住处就变成了可移动的帐幕。
每个民族（nation）都有一个领导作战的领袖；然而它由于需要保证牧地而分成为许多部落（tribus），每个部落也有它自己的领袖。几乎在所有的地方，这种优越地位都是附着于某些家族的，拥有许多畜群、众多奴隶、使用大量贫穷的公民为自己服务的那些家长们，就分享他们部落领袖的权威，正如部落领袖分享民族领袖的权威一样；——至少是在对年龄、对经验和对功劳的尊敬，赋予了他们以这种威信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奴隶制和人与人之间在成熟时期所出现的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的起源，都归之于社会的这个时代。
对于已经日益繁多而又日益复杂的各种争端，就要由家族领袖们和部落领袖们所组成的会议来做出决断了，他们或是根据天然的正义或是根据公认的习惯。这类决断的传统就认定了习俗并延续了它们，不久便形成一种更正规的、更经常的而且是社会的进步使之成为了必要的一套法系。财产及财产权的观念，就获得了更大的范围和精确性。继承权的分配就变得更加重要，并且需要被纳入固定的准则。日愈频繁的各种约定，就不再限于那么简单的对象了；它们就需要服从种种形式；而为了保证它们的执行，公布它们存在的方式也要有其自身的法律，
观察星象的实用性、它们在漫长的夜晚所提供的那种行业、牧人们所享受的闲暇，——这些都给天文学方面带来某些微弱的进步。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骗人的艺术也在完善着，为的是要剥夺人民并以一种建立在恐惧和虚幻的希望之上的权威来篡改民意。已经建立了更加正规的宗教崇拜，结合着更为精微的各种信仰体系。对超自然的力量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精炼了；并且随着这些见解，我们就看到出现了教会诸候，这里是一些祭司的家族和部落，那里又是另一些教士集团；然而总是有着肆无忌惮地运用特权的某些人的一个阶级；他们脱离人民以便更好地奴役人民；他们力图独占医学和天文学，以便把征服人类精神的种种手段都结合一起，不让任何人来揭穿他们的虚伪。砸烂他们的暴政。
（语言日益丰富了，却并未变得更少隐喻，或更少任意性，它们所使用的形象是更加多样而又更加甜蜜了；人们取材于牧歌的生活以及森林的生活，取材于自然界的正常现象以及它那颠倒错乱的现象。在使得听众们更加心平气和、从而也更难伺候的那种闲逸之中，咏唱、乐器和诗歌都更加完善了，这就容许人观察自身的情感、判断自己原来的观点并在其问做出选择。〕
观察就使人注意到，某些植物会对畜群提供更好的或更充足的食料。促进这些植物的繁殖并把它们和其他那些只能供应不良的、不健康的乃至危险的食品的植物分别开来，——这种好处人们已经感觉到了；他们也已经发现了有关的方法。
同样地，和畜群的产品一道，在土地自然地提供了植物、谷物果实可供人食用的那些地方，人们也观察到了怎样繁殖这些植物，进而设法把它们聚集在最靠近他们居住区的土地上，把它们和其他无用的植物分别开来，以便使这片土地都归他们，保护它们免遭野兽、畜群乃至别人贪婪的侵犯。
这些思想在比较肥沃的、而其土地上的天然物产几乎足够维持人们生活的地方，应该甚至是早就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于是，他们就开始投身于农业。
在土地肥沃的地区，在良好的气候下，同样一片土地用来出产谷物、果实、根块，要比作为牧场，可以养活更多得多的人。因此，当土壤的性质并不太难于进行这种耕作胼，当人们发现了有办法可以把服务于牧人的游徙和运输的那些牲畜用之于耕作时，当农具获得某些改善时；农业在这些进步中就成为最丰富的生活资料的来源，成为各族人民的首要职业；而人类便达到了第三个时代。
自从无法记忆的时间起，某些民族就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