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很有必要。便抓住这个时机同宋子文作了一次长谈，阐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陈述走不走抗战道路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希望他能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事变作出努力。
12月21日，宋子文在会晤张、杨并见到蒋之后回南京。22日偕同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再来西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
开始，宋美龄咄咄逼人，说委员长蒙难是共产党背后策划的。周恩来知道她救蒋心切，这不过是虚张声势，外强中干，不肯放下架子罢了，便直截了当地回敬：“水结成冰，是因为天冷；弹出枪膛，是受了撞针的压迫。西安事变是蒋先生自己逼出来的。如果蒋先生树旗抗日，何来此不愉快之事？至于说我党背后策划，有什么根据？完全是不合事实的无稽之谈！”
宋美龄话锋一转：“可是，我觉得西安方面这样做未免太危险了。南京有几十万装备优良的军队，以卵击石，结果并不见得对西安好。”
周恩来不紧不慢地说：“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不过也并非全无所闻。你们南京，一方面何应钦自任司令，校场白衣挂帅，兴师问罪，另一方面夫人又制止出兵。这种戏中有戏的复杂情况，夫人一定比我更知其中原因。”
宋美龄被击中要害，脸也白了。周恩来又继续说：“如果说要打，我们已经奉陪十年了。对共产党、对红军的厉害，我想夫人不会不知道！何况如今的国内形势已非往昔；南京面对的敌手，也非一个共产党、一支红军，而是全国所有要求抗日的人民和军队。蒋先生无视这一事实，导致了今日的不幸。如果有人还不引以为戒，其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哪方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呢。”
宋子文担心再争执下去不好说话，蒋介石还被扣着呢，便插话圆场，对周恩来为和平奔走表示感谢。周恩来也顺势给对方一个台阶，为下面谈判铺道：“我辛苦原是责无旁贷的，说到感激是万不敢当的。”
宋美龄又问了一个问题：“我不明白，对这样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你们怎么突然变了呢……”
周恩来看出她的用意，反问道：“你的意见是说，我们党会乘这个机会向你们要点什么，是吗？”
周恩来哈哈一笑罢，平静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自己的信仰和目的。但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轩辕黄帝的子孙！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所以，在此民族危亡之刻，我们共产党除了抗日救亡，别无所求，亦不需要求！此话可以公诸天下！”
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4）
宋氏兄妹至此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在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了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内容与同张学良商定的五项主张基本相同。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耐心诚恳的说服，与宋氏兄妹经过两天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在双方谈判基本协议达成之后，周恩来于12月24日晚，亲自会见了蒋介石。向蒋说明了我党对抗日救国的政策及西安方面的意图，并严肃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蒋原先认为张、杨扣留尚无一线生机，共产党来了则必死无疑。没想到共产党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主张放他。现在蒋介石从无精打采地听周恩来说话，到脸色渐渐开朗，连连点头，目光里流露出不胜感慨之意。沉默了一会儿，他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红（军）作战等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
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为今后的工作铺平道路。
围绕主题做公众的工作
抓住主题做主要公众的工作，是周恩来在事变中进行政治公关的主要方面，同时周恩来围绕“和平解决”这个主题也做了不少其他公众的工作。
当时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事变也缺乏思想准备，有些人很不理解。周恩来注意到这点，鉴于当时有些地下党员身份不能公开，便专门在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房，亲自找这些同志谈话，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和他们一起分析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形势，指出：共产党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要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挽救民族的危亡。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及时用电报向杨部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发出指示，说明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鼓励所有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工作的我地下党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对群众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周恩来也很重视。他说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方能保证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亲自做群众工作，并启发各界民主人士都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到达西安的头两天，周恩来单独会见了民主人士杜斌丞；又通过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徐彬如等，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如杨明轩等二十余人谈话，指出必须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支持西安事变朝有利于举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周恩来认真对待群众的态度。西安事变发生不久，有一个自称“雷电社”的电台，向国内外发布消息，宣传中充满了狂热的口号，宣传什么红旗插遍西安古城。口气不像是敌人搞的，但在客观上却为敌人攻击“西安事变是红军插手搞的”提供了口实。周恩来一到西安就指示查找这个电台。找了几天才知是东北军学兵队几个青年偶尔发现了个秘密电台，便自编自发了几十条消息，还以为是为革命办了一件好事呢！周恩来没有责备这些年轻人，反而检查自己工作不细致，忽视了对群众的引导，他指示有关同志不要过多批评指责，给他们讲清楚，指出这样做的严重后果，耐心说服他们停止活动，排除了一次来自内部的干扰。
为使国内外尽快知道西安的实际情况，周恩来又亲自抓报纸和广播电台的宣传工作，邀请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贝特兰列搞国际宣传。每周的宣传纲要，周恩来都亲自审查。
由于周恩来的细致安排，认真工作，广泛宣传和发动，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很快深入人心，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综观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这一突发事件中的政治公关活动，他首先抓住主要问题和主要公众，围绕二者进行了全面、细致、周密、深入的工作，或彻夜谈心，或谈判交锋，或耐心解释，或广为宣传，真的是废寝忘食，昼夜奔忙，有时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到东北军中去做军官们的工作，费了多少口舌，跑了多少路段，终于赢得了和平，避免了一场内战，为国共合作、全国抗战开辟了道路。据说，宋美龄在随蒋飞回南京的机上向蒋介石说：“为什么国民党中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如果有，打败共产党就不成问题。”周恩来应付突发事件的公关艺术在处理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的口才、辩才，他的敏锐、机智，他的风度、气质，倾倒了中外人士，连他的敌手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可以说，有很多人，正是从西安事变中认识了周恩来和他的魅力，这种魅力的外在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超人的公关方法与艺术。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1）
应付突发事件，一般是当时当地解决，尽管这个“当时”，可能长达几个月，“当地”可能范围较大，但总是发生了就采取措施应付。而有些突发事件来得快，结束得也快，不可能随机应变当时当地解决，只能设法补救，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备后患。周恩来很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1927年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大批革命党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周恩来多年后痛心地谈到这件事说：那时我们年轻，经验不足，没有精神准备，没有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从这以后，周恩来在长期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锻炼出了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方法，并显示出高超的处理艺术。当事情已经发生，失去了随机应变的可能性时，周恩来采取及时补救的方法，使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尽量控制在小的范围内，同时以积极的行动创造出好的结果来。这里我们将叙述周恩来在著名的“皖南事变”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从中看出他不同于前面已叙述过的应付突发事件的另一种公关艺术。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调。6日行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经过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两千多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先后遇难。
周恩来一获悉新四军陷入重围，立刻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抗议。当晚，他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的方针。组织力量，广泛地向国民党内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士以及社会各方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要蒋介石命令国民党部队立即撤离，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否则新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以求生存。在最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通宵达旦工作，三昼夜未曾安枕。
然而，尽管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但是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惨重损失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是蒋介石武力解决八路军、新四军的既定方案。
事变已经发生，中共中央十分担心周恩来和南方局重要成员的安全，来电要求他们于“最短期间离渝”。但是周恩来断然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
周恩来留下来开展了一系列政治公关活动，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挽回事变的损失。
首先，周恩来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质问和抗议，表示我党对事变的态度。他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发动事变的敌对公众进行了有力的还击，指出国民党应对此负全部责任。
其次，利用新闻媒介向国内外公众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以正视听。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曾发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周恩来义愤填膺，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发为事变所写题词，借此向全国公众说明真相。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他们准备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