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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大炮苏醒过来。然后，所有的人都去堑壕，探望战友。有些地方离敌人仅有50米。
10月22日，白天，炮火相当猛烈，步枪齐射激烈。。。。。。（我们的）155毫米口径大炮朝“森林城”射击，但有一半的炮弹没有爆炸……（步兵和炮兵肯定还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
11月1日，黑夜宁静……午餐时喝索泰尔纳酒，喝香槟酒。人们为进攻干杯。人们听到，德国人在堑壕里唱歌。无疑是在唱赞美歌。多么奇怪的德国人啊！
这也是人们在堑壕战士身上经常看到的一种记号：奇特地靠近敌人，几乎是一种对敌人的亲近，一种好奇。
“人们无疑在12月将会看到，俄国人对获得增援的德国人和实行改革的奥地利人进行最后一次战役。这对我们的盟军来说，必定是第三次胜利，而胜利后是一次快速的入侵。”
事后来看，这种乐观主义的迸发发出了奇怪的回响。正如在马恩河战役胜利之后，有过这样的预测：“敌人将不能将我们的追击阻挡在马恩河和卢森堡前面，我们将拥有全部的光荣，在决定性的重大战役中打败那支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大军——而俄国人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这里，还是让坚强的性格来说话：行动的热情，争论的意志，以及如果人们绝对愿意的话——克敌制胜的信念。然而，历史的经验使戴高乐如实地看到战争的今天，如实地看到战争的明天，战争与人们的初期想象截然不同。
“这场战争，如果不是歼灭战，那又是什么呢？”戴高乐在12月7日对母亲写道……“一次同样的战争，在意义和激烈程度方面超过了以往欧洲经历过的一切战争，因此是不能不经历巨大牺牲的。”
可是，获胜的意志马上又占了上风，所以，戴高乐在这封信的后面写了这么几行：
“必须获胜。战胜者，就是那个最强有力地希望获胜的人。”
不管怎样，戴高乐看到法国军队、首先是他所属的第33步兵团所处的停滞不前的状态，急得直跺脚。最后，戴高乐以他自己方式发现，是敌对双方部署的武器导致了战略死胡同，而敌对阵营的统帅部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这种战略死胡同，但尚未从中作出结论。戴高乐憎恶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
“这种堑壕战有一种的缺陷，”戴高乐写道，“那就是，夸大每个人身上的情绪——人们在战时无力去克服这种情绪。假如我让敌人安安稳稳，那敌人就会使我安安稳稳！这是应当谴责的。”
一想到要主动进攻，戴高乐就对接受一些叫他无所作为的命令感到生气。他这样做，至少使他赢得了第33步兵团新团长、克洛德尔上校的尊敬。克洛德尔让戴高乐当自己的副手。当布多尔上校接替克洛德尔时，戴高乐还保持着同样的副团长职务。1915年1月底，他荣获战争十字勋章，以及师一级的嘉奖，并于2月10日晋升为上尉。3月初，在拉戈涅前线进行了最激烈的一次战役，第33团完全投身于这次战役。半个团的兵力，换言之，大约700人丧失了战斗力。戴高乐在这些人之列，他十次负伤，左手被一块弹片打中。他象许多人一样，不愿意撤离战斗，但他的伤口被感染了。一个月后，他便住进了蒙特多尔的医院。6月1日，戴高乐重返部队，其目的——按照他的看法——是为了找到太多的停滞状态。于是，他通过写作来进行自我发泄，但此次，是表达了他对步兵的那种旧有的憎恶。戴高乐的文章叫《炮手》，其基调是很说明问题的。
“当天气晴朗和一切都平静时，炮手有时来第一线。在这种情况下，炮手神气活现，好象一位美丽的太太去看望那些穷人似的。步兵们将炮手团团围住，热烈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些步兵地位卑微，对别人想到自己和来看望自己几乎感到羞愧。他们竭力做到不要太脏、太笨和过于伤心。不过，炮手是个好小伙子，甚至在堑壕里也有胆量。他拿德国大兵开玩笑，但事实上，这些德国人从来也没有使他吃过大的苦头……有时，炮手同意在步兵食堂晚餐。他批评过军事行动。最后，他轻轻地走了，心里充满着更多的怜悯、宽容和自豪……”
在这样的战争年代，在这样的年岁，戴高乐的确是一个最有特点的步兵，他对那些不与步兵风雨同舟的人持最严厉的态度……
戴高乐急于战斗，斗志昂扬，充满战士热情，这些特点都不会离开他。由于这些特点，戴高乐对许多人——无论是战友，还是部下，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严格要求，不容许他们在着装、服务、堑壕里的行为等方面有任何缺陷，哪怕这种缺陷很小也罢。①戴高乐对统帅部不再持宽容态度，以致据他的一位战友所做的证词，他说过“我们被一帮市侩指挥着”的话。或者说，他对国家政治领导人不再持宽容态度，特别是不宽容阿里斯蒂德·白立安，因为他从来都不喜欢白里安的做法和风格，但他就此写道，他“绝不希望白里安辞职”。然而，戴高乐这样说是为了扪心自问：“辞职有什么用呢？”确实，戴高乐也对所有的议会议员生气，在他看来，他们在参议院或国民议会讲坛上的讲话显得“可笑”。事实上，这些讲话有时是可笑的，但戴高乐当时对此持极其轻蔑的态度，以致他希望来把这些议员“一扫而光”。不过，这种反应在当时的战士——他们自认为永远不会被人理解——那里，是常见的。1916年2月底，尽管戴高乐具有活动家的乐观主义，但这并未阻止他以一种罕见的判断力，预见到凡尔登战役将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以及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因此，敌人决计要向我们进行最后一次进攻。”戴高乐在致母亲的信中写道。“在这场正在进行的疯狂的战役之初，我的信念是，敌人将遭到一种毁灭性的和引起巨大反响的失败。无疑，敌人几乎到处都在向我们争夺堑壕，哪怕后来失去它们也罢；无疑，敌人的进攻将是无情的，必须求助于我军的一切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来经受住这种打击，而不被削弱……如果在今后的几日和几周里，您只收到一些不合常规的消息，请您不要惊慌。”
翌日，1916年2月25日，戴高乐所在的第33步兵团开到了凡尔登周围。2月26日，他住进了“小梅里贝尔”军营。3月1日，他被派到一个位于刚刚被德国人攻占的杜奥蒙要塞与所谓“耶稣受难地”的陆地之间的工事。这天，戴高乐——他早就宁愿去指挥他的连队，而不再当上校团长的副手——进行了一次侦察，与别人对他所说的一切相反，这次侦察使他深信，敌人即将发动进攻。第二天，3月2日，果然，在象布多尔上校所写的、“进行一次可怕的重炮轰炸之后”，敌人开始进攻了。人们从布多尔所作的叙述中，得到了一种关于凡尔登战役前前后后的、动人的简述。②“大地在不停地颤抖，爆炸声大得出奇，同前方和后方的一切联络都无法进行，所有的电话都被切断，所有派出的联络官都被打死……最后一名的联络人员负着伤回来，对我说：‘德国人离我们只有20米’……我们握着手枪，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条通道……敌人的进攻集中在第10连左侧的第12连……不久后，德国人来到第10连的后面。此时，人们看到了一种悲壮的景象……人们看到，第10连的勇士径直地扑向眼前这些靠激烈的肉搏中到达村子的、大批的德国兵，德国兵在肉搏中，用刺刀和枪托打击这些勇士，直到他们倒在地上时为止……第10连在猛进中，发觉自己已被敌人团团围住，就在连长戴高乐上尉的指挥下发动猛攻，反击密集的敌人，他们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壮烈牺牲了。”
布多尔上校在写这份战斗报告时，以为戴高乐与其部下一道战死。因此，布多尔以追认的名义，建议授予戴高乐荣誉勋章，并给予师一级嘉奖，表彰说：“1916年3月2日，在一次狂轰乱炸中，敌人越过防线和从四面八方向第10连进攻。在发生激烈肉搏之后，（戴高乐）组织了一个抵抗小岛。所有的人都进行战斗，直到弹尽粮绝、步枪被摔断、军队守卫者倒下时为止。尽管戴高乐被刺刀扎成轻伤，但他继续成为守卫阵地的灵魂，直到他被毒气熏得晕倒时为止。”贝当将此师一级嘉奖提升为全军嘉奖，在1916年5月7日加以公布。嘉奖令指出：“戴高乐上尉，连长，以其高尚的智力和情操著称。当他的营遭到可怕的轰炸，造成大量伤亡时，当德国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他的连队时，戴高乐指挥部下，进行猛烈的突击和激烈的肉搏。他认为，这是与其军人荣誉感一致的唯一解决办法。他在混战中倒下。这是一名在各方面都无与伦比的军官。”
于是，戴高乐被认为战死沙场，他的父亲得到了通知。只是几周后，人们在从红十字会那里知道他还幸存下来。尽管这些证词——有些证词来自政治仇恨，有些证词则来自3月2日白天激战的大混乱——自相矛盾，但它们并未使人们对当时发生的战斗经过留下任何疑问。戴高乐率领的第10连遭到了敌人的包围，战斗到山穷水尽时为止。戴高乐是不可能发出投降命令的。再说，如果象一位幸存者认为的那样，打到弹尽粮绝，那也是正常的事。因为在战斗中，刺刀穿过了戴高乐的大腿，他自然摔倒在地上。他不得不经受剧痛，痛得昏死过去，而且就象他部队的所有伤员一样，在恢复知觉时遭到德国士兵的包围。他最初受到同营的弗朗索瓦。勒佩迪埃博士和助理医生加斯东。德特拉恩德的治疗，这两名医生刚刚同其他60人——同营的残部——一道被俘。整个第33团在三天战斗中，牺牲了32名军官、1443名士官和士兵，即损失了全团最大一部分兵力。当戴高乐被送到德国时，是军医勒佩迪埃和维埃耶照料他的。通过他们，人们才知道戴高乐的受伤和被俘情况；法国当局经过德国医疗部门和西班牙领事馆，得到了一张正规证明书通知。③
在凡尔登战役期间，德国方面曾拍摄过一张照片，它相当好地反映了戴高乐及其战友在3月2日傍晚时分的情形。在这张照片上，德国士兵同法国战俘混杂在一起，他们身穿粗呢衣服，脸上露出疲劳，甚至他们——他们是士兵——身上那些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当地人和农民的特点是那样象得出奇。有两名法国士兵负了伤，一人是手臂受伤，另一人无疑是大腿受伤。人们看到，后者的裤子掉了钮扣，他被两名德国士兵架着，将手臂搭在德国兵肩上……他们将去战俘营结束战争。
戴高乐也是这样。对戴高乐来说，这是刚刚开始的另一种冒险，也是他这一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