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各种外交和军事行动。此后，盟军将会超过敌军，然后可以转入对德国的进攻。可是，这个计划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因为希特勒想要尽早利用那种对他有利的力量对比；再说，考虑到在西线放手进攻，他可以通过施加一般的政治和外交压力，来确保中欧国家和巴尔干人的安定，从他们那里获得德国需要的原料和食品供给。
此外，东南欧国家还想尽可能长久地维护其中立国家地位。虽然法国向中东地区迅速派遣了魏刚和来自北非的第86师，并增派了继续在原地的两个轻型师，但是，盟军兵力比较薄弱，在空军方面处于严重劣势，使它们在大规模的外围行动中毫无持续成功的机会。戴高乐在十五年后所写的《战争回忆录》中暗示说，人们本来“可以叫意大利在法国入侵与停止其中立国家地位保证之间作出选择，使它脱离战争”。但当时法英领导人的考虑是要安排意大利的中立地位。简言之，盟国在此战争初期设想的作战计划毫无成功的机会，而最后，没有任何力量会使作战计划摆脱唯一的、必定的前景：德国倾其全部军事手段，对法国阵线发动一场进攻。
戴高乐正确地进行判断，认为人们对德国的进攻并未做好准备。戴高乐之所以在1939年冬天表现出根本的悲观主义，并勉强对其朋友加以掩饰，它不仅是因为在这张战争地图上，法英两国失去其只能由苏联扮演的“背后的盟友”，而且是因为法军深深地陷入到一种悲剧性的停滞状态之中。在戴高乐看来，这是实行一种防御性军事体系的结果，该体系导致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也是一种思想状态的结果，这种状态导致使领导人放弃完全参战。
“我毫不惊讶地看到，”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动员起来的力量仍然处在停滞状态之中……当敌人的兵力几乎全部用于维斯瓦河战役时，我们除了进行几次演习之外，实际上是无所事事，不向莱茵河畔进军。”
戴高乐本人也参加了这几次“演习”，他的上司、第五军军长布雷将军对他的求战心切很受感动。因此，戴高乐的一个坦克营就部署在比茨附近，马其诺防线的前方。好几位闲得没事并在附近小山上安营扎寨的将军观察了演习，但这种演习显然毫无意义。（24）
几天后，戴高乐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法国军队停滞不前状态所带来的后果，也看不到法国学说变革带来的任何成果，所以就给保尔·雷诺写了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封信。
“我斗胆就指挥这场战争的问题，向您表达我的意见。我们的军事体系只是为了防御而建立的。如果敌人明天来进攻我们，那我就深信我们将抵挡得住。但是，如果敌人不进攻，那我们就几乎处在完全的无能状态。然而，我的意见是，敌人将不会长期进攻我们。敌人关注的事情是要让我们业已动员和处于防御状态的军队‘难受’，在此期间到别处行动。然后，当敌人认为我们产生厌倦情绪、迷失方向、对自己的无所作为感到不满时，它将用所有与其今日在士气和军用物资方面拥有的单子不同的单子，最终对我们发动进攻。”
从这封信里，人们看到了戴高乐的气质和计谋的一个方面。出于本能，戴高乐估量出，法军内部这种完全停滞不前的状态，对官兵的思想和习惯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因此，他假设，敌人愿意利用法军的停滞不前，加剧这种可畏的、丧失斗志的的状况。但是，戴高乐主要是想要说服雷诺，相信人们还能改革法国军事体系，因此人们应当继续进行改革。也许敌人“不会长期进攻我们”并“在此期间到别处”行动，这就让法国政治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在其愿意的条件下，有时间对法军及其军队使用的学说实行戴高乐所要求的变革。戴高乐是那样深信这种变革，以致三个月后，他将重新主动做工作。当时，雷诺来旺让堡视察，受到布雷将军的接待，布雷也邀请其参谋长德拉特尔·德塔西涅和戴高乐参加接待。从表面上看，雷诺忘记指挥战争属于政府的责任，所以他询问布雷他们军队将做些什么。戴高乐立即表态，要法国军队在春天发动攻势，而布雷和德拉特尔却认为这是做不到的。（25）显而易见，这是推动雷诺去要求制定另一种军事学说和另一种的实施手段。
然而，戴高乐并不放弃找最高领导层对话，希望其改变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尽管这种希望迄今已经成为泡影。波兰战役的失败给了戴高乐发表意见的机会。根据戴高乐的看法，必须从中汲取教训。再说，法军参谋部也努力去做。（26）参谋部第二局写了一份关于德军获胜原因的报告。报告说：“在击溃（法军）的行动中，在每个团防守的1000米到2000米的战线上（……）（德军）始终大量使用坦克（……）由坦克组成好几个梯队，每个梯队之间相隔约1000米（……），坦克的行动始终得到飞机的支持，飞机用炸弹或机关枪进行空中进攻。”人们是否在走向觉醒，导致法国军队领导人修正他们的学说？对此，报告的结论并未留下任何幻想。“德军在波兰的作战方法，”报告作者写道，“是适应特殊形势的……无疑，行动在西线将具有另一种方面”。不过，作者谨慎地暗示说，“认识（德军的这些方法）应使我们能在适当时准备好适当的应对方法”。
当然，戴高乐从中汲取的教训是完全不同的。1939年11月11日，戴高乐向参谋部寄了一篇文章，来总结经验教训，并且亲自向甘默林进言。这是一份“关于使用坦克的报告”，他用人们知道的、关于“敌人在波兰刚刚实行的装甲大部队行动”的事实来证明该报告是正确的。报告中没有任何挑衅的语言和任何会被视为反常的判断。显然，在这篇报告中，戴高乐坚持最贴近现实，但同时还强调深刻改革法国学说的急迫性，想要用技术方面的具体论据来说服人。戴高乐暗中回答了从前那些对自己的批评，坚持坦克同步兵之间的关系是“意味着相互支持的”关系。他揭露说，把坦克“分散”在法军各个部队是一个重大危险。戴高乐重新要求人们修改关于使用坦克的规定，设想以后“在大部队范围内广泛和深入使用坦克（……）”但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毫无疑问，他的悲观主义因而变得更严重了。
戴高乐对这个时期所作的回忆，表明了他的痛苦情绪，也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感觉：在政治和社会等级的最高点，人们还没有象戴高乐那样看到，一个失去意识的国家正在受到死亡威胁的危险。共和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的来访证明了这点。勒布伦来检阅戴高乐的坦克团的一个营，会见时亲切地说，戴高乐的“观点（他本人）是知道的”，但“敌人要实行这些观点，看来为时太晚（……）”。戴高乐同著名的和颇有影响的《费加罗报》社长皮埃尔·布里松的谈话也证明了这点。戴高乐认为，法军处于可悲的被动状态，无力开展进攻，布里松则对他的观点作了反驳，诘问说：“难道您没有看见，我们现在已经赢得了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吗？”毫无疑问，如果戴高乐对这种致命的盲目态度不保留记忆，如果他不能消除这种记忆的话，那他就不会在回忆录里提及类似的、来自那些令人尊敬的知名人士的积习……
1940年1月18日，戴高乐应雷诺的邀请，在他位于巴黎里沃里街的财政部长官邸共进晚餐。同时雷诺还邀请了勃鲁姆。（27）戴高乐是这样陈述他同勃鲁姆的谈话要点的。
“您的预测是什么？”勃鲁姆问道。
“问题在于要知道，”戴高乐答道，“今年春天，德国人是否向西线进攻，来占领巴黎，还是向东线进攻，去攻打莫斯科。”
“您是这样想的吗？”勃鲁姆惊奇地问道。“德国人是向东线进攻？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俄国的内地去打败仗呢？是向西线进攻？但是，他们攻打马其诺防线能有什么作为呢？”
虽然戴高乐没有叙述，但他当时不得不提醒说，德军拥有装甲部队这种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可畏力量的部队，因而赋予它巨大的进攻能力，这与完全建立在防御体系基础之上的法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勃鲁姆则叙述了当年戴高乐陪同自己回去，直至到波旁堤岸街的寓所，以及沿途他对自己所说的话。戴高乐说：
“我在一种难于忍受的骗局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只有几十辆轻坦克归我指挥，犹如尘土一般……我担心，尽管波兰的教训是那样明确，但这种教训也会被人们的偏见所否定。人们不愿意看到，让那种在波兰获得成功的学说，在我们这里变成可以实行的东西。请您相信我，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有待于付诸实行……假如我们不及时作出反应，那我们就会可悲地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将因我们的错误而输掉战争。如果您能同雷诺一道采取行动，那就请您行动吧，我求求您呢！”（28）
戴高乐留心将勃鲁姆的名字，列入了他要寄赠其回忆录《机械力量的到来》的人的名单。这些人根据二战爆发以来突然发生的事件，重新采纳了戴高乐关于彻底改变法国军事体系的论据。（29）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反复指出，他称坦克是“战斗发动机”。
“坦克在恢复和增加那些作为进攻基础的基本属性。坦克在三维中行动，比任何生物走得更快，能够运输以那些武器和装甲形式存在的重负，而今它在战争价值观的方面占有主导的地位，在自告奋勇地更新那种衰落的艺术。”
戴高乐远未否定坦克以外的、其他武器的重要性，他承认它们将要发挥的作用，但他写道：
“事实在于，同（其他武器）相比，坦克这种机械工具从本质上说拥有一种能力，一种机动性，一种完全不可比拟的保护功能；然后，坦克又构成演习、奇袭和进攻的基本因素。在现代战争中，只有通过机械力量的手段并与机械力量相称，才能有主动行动。”
接着，戴高乐肯定说：
“大量地正确地使用坦克，就能克服我们的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戴高乐断定说，现代战争首先要求象二十五年前那样，进行全面的经济和工业动员，以及新兵入伍的动员。所以，军事努力应当集中在获胜的武器上，而这种获胜的武器只能是“机械力量”。其结论是以要求反对战争爆发时那种致命的、停滞不前的状态，并发出反抗的呐喊的形式出现的。
“现在的战争冲突迟早会具有运动、突袭、入侵、追击的特点，其广度和快速将会无限地超过以往那种最闪电般的战事……在这点上，我们不要搞错！现在开始的冲突可能是所有蹂躏大地的冲突中，最大规模的、最错综复杂的和最激烈的一次。造成此次冲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具有这样的深刻性，呈现出这样的普遍存在的特点，以致它最后必然爆发一场涉及到各国人民和国家结构情况的全面动乱。可是，由于事物的和谐不明朗，这场革命获得了一种与其巨大规模完全相适应的军事工具——机械的军队。现在是法兰西将要作出结论的时候了。”
勃鲁姆读过《机械力量的到来》这本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