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的大约1200辆坦克建成两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要加强兵力，增加2至3个步兵师和炮兵部队；其中一个集团军部署在巴黎以北，另一个部署在兰斯以南。戴高乐写道，“其目的是要在德国装甲兵团的侧面采取行动”。⒅本着与比尔将军同样的精神，戴高乐在6月6日至7日或8日期间，考虑在布列塔尼建立一个“内堡”。尽管布列塔尼的地质更加有利于从东到西的深入，而不利于从北到南的防线，但从表面上看，建立这个“内堡”会提供好几个好处：它将德军的推进引向西线，从而迫使德军分成几个战斗轴心；它可以在一条狭小的战线上进行临时防御；它便于英军登陆，在布列塔尼集结英军，也许比在敦刻尔克集结更好，因为德军飞机只能从相距遥远的基地起飞，来投入战斗。
然而，正如魏刚那种起先隐蔽的和后来公开的、支持停战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放弃其战略选择和真正的政治意志。5月26日，当驻守马其诺防线的集团军司令普雷特拉将军向魏刚建议准备撤离马其诺防线，将部队撤至莫尔旺与汝拉之间——准确地说，就象比尔将军向魏刚建议的那样——时，魏刚对普雷特拉表示了拒绝。⒆其结果是不用等待的。尽管法军进行了两天顽强而英勇的抵抗，但索姆河防线还是被突破了。糟糕透顶的是，魏刚只是在6月12日，才向普雷特拉下达了撤退东部地区军队的命令。而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在6月15日抵达朗格勒，6月17日抵达贝藏松和蓬塔尔利埃，这种灾难性的延误使部署在马其诺防线的法军注定要遭到敌人的包围。
实际上，在索姆战役之后，人们不再拥有必要的部队和足够的期限，来建立由实行另一种战略所要求的抵抗斗争堡垒了。如果实行另一种战略，那就不是打一场不可能实施的阻击战役，而是进行一些特意策划的、旨在集中一切在海外继续斗争的手段的推迟性演习。戴高乐写道，“将来会有战斗，而不是一败涂地”。
不管怎样，到了6月8日，不再有任何怀疑了。魏刚及其亲信的心态不再是进行战争，而是在谋求——几乎是不公开地谋求——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同时实行投降。戴高乐看到了这点，便马上报告雷诺，并提议由雷诺取代总司令魏刚。但雷诺觉得这个建议似乎尚未成熟，便要求戴高乐前往伦敦，谈判关于英国还能向法国提供援助和继续抗战的条件问题。因此，6月9日，戴高乐抵达伦敦，只带两名助手：他的副官德库塞尔中尉和雷诺的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罗朗·德马尔热里。这是戴高乐第一次去伦敦，也是第一次会见丘吉尔。德马尔热里描写道，戴高乐“背着手，前后左右地散步，心情激奋，操一种一半法语、一半英语的、奇奇怪怪的语言”。戴高乐遵照雷诺赋予的使命，坚持要求英国空军重新参加法国的战役。对此，丘吉尔回答说，法国的战役远离英国海岸，在此情况下，英国的歼击机越靠近其基地，其有效性就越大。戴高乐听了便立即向丘吉尔告辞。据斯皮尔斯的证词，戴高乐当时对丘吉尔说：“是您言之有理。”不管怎样，从这天起，戴高乐明白了，从今往后，保卫英伦三岛对丘吉尔来说是绝对优先，归根结底是西方民主国家未来获胜的首要条件。
6月9日这天的主要活动，是丘吉尔同戴高乐进行了第一次密谈。就后来的事件发展而言，当时他们俩彼此之间的看法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疑，丘吉尔只是发现了一位具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爱说是“英国人”冷静的、年轻的法国将军，但他却还没有估量出这位将军的人格和意图。相反地，戴高乐从中得出了结论和某种被证实的信念：丘吉尔将是一位同德国进行殊死斗争的人。不过，在戴高乐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下述信念更加重要的了：虽然戴高乐不知道那种危机——人们将要看到，在短短几天里，危机已经悄然无声地动摇了英国政府——但他知道，继续抗战对法兰西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这种抗战只有在英国也大力继续斗争的情况下，才具有战略意义。戴高乐不再怀疑英国将大力继续斗争，因为他看到，丘吉尔同英国人民保持一致。他从这天起，就赞赏英国人民保持的镇定自若和具有的宁静决心，肯定“英吉利海峡还宽阔无际”。从第一次会见起，在戴高乐的脑海里就永远浮现着丘吉尔的形象。后来，戴高乐描绘了这位对话者的画像。
“在我看来，丘吉尔先生是能胜任最艰巨的任务的，只要这项任务也是伟大的任务……就其性格而言，丘吉尔生下来就是要坚决地和无所顾忌地采取行动，进行冒险和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他稳坐在向导和领袖的位子上……在自始至终的这场悲剧中，我都觉得，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位伟大事业的伟大人物，一位伟大历史的伟大艺术家。”
6月9日夜里，戴高乐刚刚返回巴黎，就马上被雷诺召见了。敌人已经打到了塞纳河，就象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政府不能继续留在巴黎。6月10日是一个“奄奄一息的日子”。他本人描述了当时的气氛，追忆了政府部长离开巴黎的情景。
“必须临时组织撤离，撤走大量的人和东西。我忙于此事，直至当晚。这时，人们到处都在装箱子，大楼里自上而下都是最后一批来访者的嘈杂声音，绝望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在这样的气氛中，投降的支持者与投降的反对者的对抗正在激烈地进行。当雷诺在总理办公室里，就他马上要在广播电台上宣读的讲话问题征求戴高乐意见时，魏刚闯入了办公室，尽管雷诺并未召见这位总司令。魏刚在陈述中，谈到了他所认为的要求停战的必要性。因为象魏刚所说，“必须明确规定每人的责任”，所以他向雷诺呈交了一份概述其论据和结论的报告。戴高乐看到雷诺不顾时间和直接责任的压力，开始同魏刚讨论起来，看到魏刚固执己见，老说法国的战役已经失败，必须投降，心里感到气不可遏。戴高乐认为，应当制止一次政府总理从来都不应接受的讨论，所以他介入了讨论，以便当着魏刚的面强调，现在还有“其他的前景”。戴高乐是这样叙述当时的交谈情况的。
“于是，魏刚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您有什么建议要提？
——我回答说，政府没有建议要提，但有命令要下。我相信，政府将要下达命令。”
6月10日晚11时许，雷诺和戴高乐乘同一辆车，离开了巴黎。军队参谋部、政府部长及其周围的亲信到卢亚尔河畔的城堡去寻欢作乐。勒布伦总统在康热，魏刚在勒米盖，雷诺在希赛，外交部的各部门在维朗德里和拉沙泰涅莱，内政部长芒代尔在图尔的省政府。人们无法想象到比这更加糟糕的混乱、散乱和软弱无力了。认为无论如何，卢亚尔河的城堡都远离前线，处于一个交通方便的地区，这种想法肯定来自人们战前的信念。然而，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却是一种由此而来的、难于置信的无政府状态，证明当时在外交部负责贸易协议的埃尔维·阿尔方所作的愤怒的评论是正确的。他说：“是白痴组织了那些再也不能进行合作的行政机关象发疯一般的撤离。无疑，他以为，对部长们来说，利用卢亚尔河谷地区的城堡会是一件‘舒服的事’。”（22）
眼下，在戴高乐看来，没有任何事情比取代魏刚更加紧迫的了。雷诺在乘车夜行途中，最后同意让戴高乐去找中部集团军司令洪青格尔将军，先告诉他不久后有可能被任命为总司令。在奥尔良停车时，雷诺惊呆地获悉，魏刚不请示政府，就要求丘吉尔当天来法国的布里亚尔。戴高乐则利用这件事来促使雷诺下定决心。他已经建议雷诺任命洪青格尔为总司令。然而，假如戴高乐知道，正是洪青格尔指挥的第二集团军在阿登地区的德军进攻面前进行了最彻底的退却，而洪青格尔当时向统帅部隐瞒了他负责坚守的前线的实际情况，那他就不会提出这个任命建议。此时此刻，政府在大叫大嚷，将失败责任归咎于第四军军长科拉普将军，而戴高乐当时正在将第四装甲师的坦克集结起来，肯定是来不及过问此事的。不管怎样，戴高乐认为——就象他本人所写的那样——洪青格尔在海外取得的经验使这位将军能够“继续上升，直至在世界战略方面”。6月11日早上，戴高乐对洪青格尔在最艰苦的考验中保持的“冷静留下了深刻印象”。洪青格尔后来成为维希政府的国防部长，他用讽刺的口吻，叙述了自己同戴高乐的谈话，并且只是断言戴高乐对他进行的活动是“令人愉快的”。（23）但戴高乐却肯定地说，他当面向洪青格尔提到了在非洲继续抗战，以及“在战略和组织方面的彻底变化”，得到了洪青格尔的赞同。
不管怎样，这次活动是无用的。当戴高乐在布里亚尔与雷诺会合时，他发现雷诺业已容忍把魏刚留在政府里，而魏刚却拼命地强制推行一项他所不愿意的解决办法。在此情况下，人们懂得，戴高乐已经相信，法国政治和军事权力正在走向悲剧性的分裂。
因此，盟国最高委员会先后在6月11日星期二晚7时至9时半和从12日上午8时半起召开会议。（24）不过，谁也不知道，会议是否应魏刚、雷诺或丘吉尔的要求召集开的。虽然会议记录各有不同，但看来魏刚是毫不松懈地强调，法国军队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德国人的胜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丘吉尔宣告，英国的意志是进行斗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并就法国或海外抵抗斗争的可能性提出了下述许多建议：要坚守马其诺防线，组织巴黎保卫战，在森林地区或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将兵力集中在布列塔尼，以此作为可以长期坚持、获得外部支持、比敦刻尔克更容易撤出守卫者的桥头堡等。这里且不说舰队，北非，一切能坚持斗争和抵抗、等待美国不可避免地参战的办法。此外，由于戴高乐提出建立“面向大西洋的桥头堡”的益处，人们决定，翌日上午由他去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有关条件，以致他没有出席盟国最高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雷诺在讨论中坚持认为，“继续战争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属于政府的职权范围”，反驳了魏刚的发言。贝当也发了言，但他只是为了提醒人们说，1918年，他曾率领法国40个师去增援困境中的英国军队，并但现在看到（英国）却没有向法国军队提供任何相似规模的援助……
6月12日这天，戴高乐向他的命运又跨出了一步，这是这些悲剧性日子中最重要的步子之一。一方面，在戴高乐认为，他所属的政府已陷入一种不可挽回的慌乱之中。
“在这次会议上，”戴高乐写道，“那些即将主导战争新阶段的观点和激情进行了公开的交锋。所有迄今作为行动和态度的基础的东西，只是属于历史的东西。英法两国的团结、法国军队的强大、政府的权威和统帅部的忠诚等已不再是大家公认的情况了。”
戴高乐看到，魏刚的目的仅仅是“尽快地取消战役和战争”。贝当则固执己见地支持魏刚。雷诺的情况是，
“（他）在重申法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