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雷蒙·阿隆重复说，归根结底维希政府符合宪法、是合法的法国政府和在国内具有最强大的基础时，或者当他暗示戴高乐开创的事业与拿破仑的事业一脉相承时，那就是削弱戴高乐。
戴高乐在等待着暴风雨——他知道，很快就要应对这场暴风雨了——到来，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活和作息时间。继在西摩·格罗夫寓所和圣斯蒂芬大厦居住之后，戴高乐于1940年7月22日安顿在卡尔顿公园大街。人们看到，戴高乐把这个住处变成了自由法兰西总部，直至法兰西解放时为止。此时，戴高乐的家眷业已同他会合。6月18日，伊冯娜。戴高乐在驻布雷斯特的英国领事馆的帮助下，上了一艘英国货轮。戴高乐是这样评述他夫人的这次出国之行的。“港口里不再有许多船只了。有两条船即将起航，一条是英国船，另一条是波兰船。但后来波兰船却沉没了。”西摩·格罗夫寓所不能适合戴高乐全家的需要，因为除了他的三个儿女以外，还有一位一直照料安娜的女伴玛格丽特·波泰尔。虽然菲利普立即要去上海军士官生学校，但人们起先是租用鲁宾斯饭店，然后伊冯娜·戴高乐在伦敦的近郊佩特·伍德租了一栋别墅。于是，戴高乐可以从办公室回到家，不是乘地铁，便是坐小车。然而，英国战役开始了，炸弹和空战的声音超过了安娜所能忍受的程度。因此必须搬家。人们在伯明翰和利物浦之间，在更为安宁的德施罗普希尔郡，在埃尔斯米尔找到了一个乡间小别墅。这个别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离伊丽莎白寄宿读书的西翁夫人修道院所在的施鲁斯伯里很近。小别墅名叫加德拉·马尔，人们在别墅里享受到一个美丽的花园，花园使安娜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起来。可是，这里离伦敦有四小时的火车路程。实际上，戴高乐每月不能多次回家。因此，他在德梅菲尔街区的康诺特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人们可以想象得到，戴高乐很难不被人发现。但是，恰恰戴高乐对英国人的照顾——人们准备在他周围安排他所能保持的个人生活和自由——深受感动。就是在这时，戴高乐感受到一种对英国人民——他在英国人民历史的非常时刻，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生活——永远不能否定的同情。“这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情景，”戴高乐写道，“看到每个英国人的言行举止，彷佛拯救国家取决于他们的个人品行似的”。然而，命运、英国人民自己的功绩和丘吉尔的决心，都赋予英国人民以单独进行斗争和抵抗，并显示其勇气、决心和镇静的优先权。而其他的一切则是法兰西的命运。戴高乐必须掌握这个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