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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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卷8- 第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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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传甲撰《福建乡谈》〔3〕,有一条曰:“福建林姓为巨族。
  其远源,则比干之子坚奔长林而得氏。明季林氏避日本者,亦为日本之大姓:如林董林权助之勋业,林衡林鹤一之学术。亦足征吾族之盛于东亚者也。“
  又曰:“日本维新,实赖福泽谕吉之小说。吾国维新,归功林琴南畏庐小说,谁曰不宜?”
  林纾译小说《孝友镜》〔4〕有《译余小识》曰:“此书为西人辨诬也。中人之习西者恒曰,男子二十一外,必自立。父母之力不能管约而拘挛之;兄弟各立门户,不相恤也。是名社会主义。国因以强。然近年所见,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国胡不强?是果真奉西人之圭臬?亦凶顽之气中于腑焦,用以自便其所为,与西俗胡涉?此书……父以友传,女以孝传,足为人伦之鉴矣。命曰《孝友镜》,亦以醒吾中国人勿诬人而打妄语也。”
  唐熊撰《国粹画源流》〔5〕有曰:“……孰知欧亚列强方广集名流,日搜致我国古来画事,以供众人之博览;俾上下民庶悉心参考制作,以致艺术益精。虽然,彼欧洲之人有能通中国文字语言,而未有能通中国之画法者,良以斯道进化,久臻神化,实予彼以不能学。
  此足以自豪者也。“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二号“什么话
  ?“栏,末署鲁迅辑。
  “什么话?”,《新青年》从第五卷第四号(一九一八年十月)起开辟的一个辑载荒谬言论的专栏。
  〔2〕 林传甲 福建闽侯人,曾任京师大学堂文科正教员、黑龙江省教育科长。《中华民国都城宜正名京华议》,发表于《地学杂志》第七年第八期(一九一六年九月)“论丛”栏。
  〔3〕《福建乡谈》发表于《地学杂志》第八年第二期(一九一七年二月)“说郛
  “栏,全文共二十一条。鲁迅所引为其中第五条、第八条。前者在”奔长林而得氏“和”明季林氏避日本者“之间,省略了四十六字。按这两条引文中提及时林董曾任日本外务大臣,林权助曾任日本驻华公使,林衡为日本教育家,林鹤一为日本数学家,福泽渝吉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
  〔4〕 林纾(1852—1924) 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侯(今福州)人,翻译家。他曾借助别人口述,翻译欧美小说一百七十多种,其中不少是外国名著,在清末至“五四”期间影响很大。到了五四时期,他是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孝友镜》,长篇小说,比利时作家恩海贡斯翁士(1812—1883)著。林纾译本于一九一八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5〕 唐熊 字吉生,当时任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技术师范科教员。
  《国粹画源流》,发表于上海《美术杂志》第一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
                 一九二一年
               《坏孩子》附记〔1〕
  这一篇所依据的,本来是S。Koteliansky and I。M。Murray的英译本,后来由我照T。Kroczek的德译本改定了几处,所以和原译又有点不同了。
  十。十六。鲁迅附记。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晨报副刊》,在宫竹心译的《坏孩子》之后,原无标题。
  《坏孩子》,俄国作家契诃夫(1860—1904)早期的短篇小说。译者宫竹心(1899—1966),笔名白羽,山东东阿人,当时是北京邮局职员。
                 一九二五年
  《苦闷的象征》广告〔1〕这其实是一部文艺论,共分四章。现经我以照例的拙涩的文章译出,并无删节,也不至于很有误译的地方。印成一本,插图五幅,实价五角,在初出版两星期中,特价三角五分。但在此期内,暂不批发。北大新潮社代售。
  鲁迅告白。
  〔1〕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京报副刊》。
  《苦闷的象征》,日本厨川白村(1880—1923)著。鲁迅译本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由北京新潮社代售。后又改由北新书局出版。
  《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1〕所谓《未名丛刊》者,并非无名丛书的意思,乃是还未想定名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
  这也并非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凡国民都非看不可。只要有稿子,有印费,便即付印,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内容自然是很庞杂的,因为希图在这庞杂中略见一致,所以又一括为相近的形式,而名之曰《未名丛刊》。
  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所愿的:无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
  现在,除已经印成的一种〔2〕之外,就自己和别人的稿子中,还想陆续印行的是:
  1。《苏俄的文艺论战》。俄国褚沙克等论文三篇。任国桢译。
  2。《往星中》。俄国安特来夫作戏剧四幕。李霁野译。
  3。《小约翰》。荷兰望蔼覃作神秘的写实的童话诗。鲁迅译。
  〔1〕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未名社出版的《苦闷的象征》一书的封底,题下署名鲁迅。
  〔2〕 指《苦闷的象征》。
                 白事〔1〕
  本刊〔2〕虽说经我“校阅”,但历来仅于听讲的同学和熟识的友人们的作品,时有商酌之处,余者但就笔误或别种原因,间或改换一二字而已。现又觉此种举动,亦属多事,所以不再通读,亦不更负“校阅”全部的责任。特此声明!
  三月二十二日,鲁迅。
  〔1〕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京《民众文艺周刊》第十四期。
  〔2〕 指《民众文艺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在北京创刊,《京报》的附刊之一,荆有麟、胡崇轩(也频)等编辑。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起改名《民众文艺》,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改名《民众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
                 八月四日)
  改名《民众》,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出至第四十七期停刊。
                鲁迅启事〔1〕
  《民众文艺》稿件,有一部份经我看过,已在第十四期声明。现因自己事繁,无暇细读,并将一部份的“校阅”,亦已停止,自第十七期起,即不负任何责任。
  四月十四日。
  〔1〕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七日《京报副刊》。
              《莽原》出版预告〔1〕
  本报〔2〕原有之《图画周刊》〔3〕(第五种),现在团体解散,不能继续出版,故另刊一种,是为《莽原》。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但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云。
  由鲁迅先生编辑,于本星期五出版。以后每星期五随《京报》附送一张,即为《京报》第五种周刊。
  〔1〕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京报》广告栏。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日,《京报》刊登了一则关于《莽原》的广告:
  “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消息:如何改造青年的思想?请自本星期五起快读鲁迅先生主撰的《AA》周刊,详情明日宣布。本社特白。”鲁迅认为这一广告写得“夸大可笑”(《两地书。一五》),所以重拟了这个出版预告。
  〔2〕 指《京报》,邵飘萍(振青)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一九一八年十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
  〔3〕 《图画周刊》 《京报》附刊之一,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每星期五发行,至一九二五年四月,共出十一期。该刊由《图画世界》社编辑,冯武越负责。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1〕溯本校不安之状,盖已半载有余,时有隐显,以至现在,其间亦未见学校当局有所反省,竭诚处理,使之消弭,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教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部〔2〕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文预科四人理预科一人国文系一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而杨先生亦遂遍送感言〔3〕,又驰书学生家属,其文甚繁,第观其已经公表者,则大概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使不谙此事始末者见之,一若此次风潮,为校长整饬风纪之所致,然品性学业,皆有可征,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俱为自治会职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4〕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遂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同人忝为教员,因知大概,义难默尔,敢布区区,惟关心教育者察焉。
  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钱玄同,沈兼士,〔5〕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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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京报》。
  许广平在她所保存的这一宣言的铅印件旁写有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
  〔2〕 评议部 即评议会。根据《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组织大纲》,学校的领导机构为评议会,由校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及公选出的十名教授共同组成。
  〔3〕 指杨荫榆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以《“教育之前途棘矣!”杨荫榆之宣言》为题,曾予刊载。
  〔4〕 指女师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和代主任黎锦熙。
  〔5〕 马裕藻(1878—1945) 浙江鄞县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和国文系主任。沈尹默(1883—1971),浙江吴兴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女师大国文系讲师。李泰,河北阳原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兼女师大史地系主任。
  沈兼士(1887—1945),沈尹默之弟,当时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兼女师大国文系讲师。
                编者附白〔1〕
  《莽原》所要讨论的,其实并不重在这一类问题。前回登那两篇文章〔2〕的缘故,倒在无处可登,所以偏要给他登出。但因此又不得不登了相关的陈先生的信〔3〕,作一个结束。这回的两篇,是作者见了《现代评论》的答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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