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占有制度，——当时他们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和谋得眼前的感觉得到的益处，——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个人利益的狭隘范围。
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时期开始建大工场手工业企业，同行会小作坊并存，从而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它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它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发生革命，这个革命不但会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国王政权，而且会打倒它的优秀人物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当时资产阶级只是想要减低商品生产的费用，把更多的商品投到亚洲市场和刚发现的美洲市场，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一起加紧在俄国培植现代机器化大工业，丝毫也不触动沙皇制度，听凭地主们宰割农民，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生产力的这种严重增长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社会生产力方面的这种重大的飞跃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们只是想要极度地扩大工业生产，掌握巨大的国内市场，变成垄断资本家，并且从国民经济中汲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并没有超出他们日常的狭隘实践的利益。
因此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话的社会生产中（即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编者注）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①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②
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从旧生产关系到新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一帆风顺、不经过冲突、不经过震荡的。相反地，这种过渡通常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旧生产关系、树立新生产关系的办法实现的。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只有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只有通过这些阶级的暴力行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扫除。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新社会思想、新政治设施和新政权的巨大作用，它们的使命就是用暴力消灭旧生产关系，在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社会思想，新思想组织和动员群众，群众团结成为新的政治大军，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且运用这个政权，以便用暴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于是，自发的发展过程让位给人们自觉的话动，和平的发展让位给暴力的变革，进化让位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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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着重号是编者加的。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译者注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共产党宣言》1938年俄文版第52页）①
其次：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第50页）②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资本论》1935年俄文版第l卷第603页）③
以下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为他的名着《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有历史意义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所作的天才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 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殷，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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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72页。——译者注
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56页。——译者注
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社会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由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270页）①
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情形。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
由此就可看出，列宁打退修正主义分子和蜕化变节分子的谋害尝试而为党扞卫了多么巨大的理论财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出现对我党的发展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
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
党组织在反动年代进行工作，要比过去革命开展时期困难得多。党员人数锐减。党内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因害怕沙皇政府迫害而离开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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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译者注
列宁指出，革命政党在这样的时候应当补习一下。在革命高涨时期，它们学习了怎样进攻；在反动时期，它们应当学习怎样正确地退却，怎样转入地下，怎样保存和巩同秘密党，怎样利用合法的机会，利用各种合法组织特别是群众组织来巩固自己同群众的联系。
孟什维克不相信革命有重新高涨的可能而仓皇退却，他们可耻地背弃了党纲上的革命要求和党的革命口号，想要取消、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秘密党。因此这样的孟什维克就被称为取消派。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周，他们深信最近几年革命会有新的高涨，认为党必须使群众作好准备去迎接这个新高涨。革命的基本任务还没有解决。农民还没有获得地主土地，工人还没有获得八小时工作制，人民深恶痛绝的沙皇专制制度还没有推翻，而且这个沙皇专制制度现在又把人民在1905年从它手里争得的一点点政治自由毁灭掉了。所以，产生1905年革命的种种原因仍然有效。因此，布尔什维克确信革命运动定会重新高涨，并为迎接它进行着准备，聚集着工人阶级的力量。
布尔什维克之所以确信革命必然会重新高涨，还因为1905年革命使工人阶级学会了在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中争取自己的权利。在资本实行进攻的反动年代，工人决不会忘记他们在1905年所得到的这些教训。列宁当时引证了工人的来信，信上讲到厂主又在虐待和侮辱工人时说道；“你们等着吧、1905年又会到来的！”
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基本政治目标，仍然同1905年一样，是要推翻沙皇制度。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一分钟也没有忘记这个目标，继续向群众提出那几个基本的革命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可是，党已不能采取1905年革命高涨时期那样的策略了。例如，党决不能在最近时期号召群众举行政治总罢工或武装起义，因为这时革命运动已经低落，工人阶级已非常疲惫，反动阶级已大大加强，党不能不考虑到新的形势。进攻的策略必须转变为防御的策略，即聚集力量的策略，使干部转入地下，在地下进行党的工作的策略，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人组织的工作结合起来的策略。
而布尔什维克也就巧妙地执行了这个任务。
列宁写道。“我们在革命以前就进行了多年的工作。难怪人们把我们叫作坚如磐石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颓丧，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醉心于冒险行动。”（《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2卷第126页）①
布尔什维克为保持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进行着斗争。但同时布尔什维克又认为必须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利用一切合法借口来维持和保存党同群众的联系，借以加强党的力量。
“这是我们党从对沙皇制度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转到采取迂回的斗争方法，转到利用从保险基金会起到杜马讲坛止的所有一切合法机会的时期。这是我们在1905年革命中遭到失败后实行退却的时期。这个转变要求我们善于运用新的斗争方法，以便聚集力量再去对沙皇制度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斯大林语，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5年俄文版第366…367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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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2页。——译者注
②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9页。——译者注
保全下来的合法组织可以说是地下党组织的掩护物和联系群众的工具。布尔什维克为保持同群众的联系而利用了工会和其他各种合法的社会组织：疾病救济会、工人合作社、俱乐部，文化团体以及民众文化馆等。布尔什维克利用国家杜马讲坛来揭露沙皇政府的政策，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并把农民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由于保存了秘密的党组织，并且通过它领导了其他各种类型的政治工作，也就保证了党能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即准备力量去迎接革命的新高涨。
布尔什维克在执行革命路线的时候，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即同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