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寄去了。这自然是使我感到失望的。但我仍然不灰心，还是写了文章寄去。后来我出了几本书，是翻译的。回国以后，又到北京来做事，商务印书馆也要出我的书了。那年启孟在西山养病，等钱用，就把《小说译丛》的版权卖给了商务印书馆。版权已为他们所有，现在要修收，就很困难了。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钦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
因为这个谣言（传言鲁迅在日本娶了日本老婆/编者），家里箭也似地催促我“回国”，有时一天来两次信，“我因为生气和烦躁搞得神经衰弱”。结果是回国之后，在亲戚、家人的逼迫下和朱安女士结了婚。不过一周之后又独自回到了东京。（鲁迅在婚后第四天，带周作人回到东京/编者）“那时，家里的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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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与胡风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鹿地亘的谈话，录自鹿地亘为日本版《大鲁迅全集》写的《鲁迅传记》，转自杨兹举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1月版《荒原野狼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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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加入的是光复会，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
·与胡风的谈话，录自胡风《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文刊《群众》8卷18期。
光复会非失败不可，它可以说连够得上政纲的政纲都没有！我可是就属于光复会的……我们那时候，实在简单得很。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回忆鲁迅》。
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
过去光复会和同盟会一直对立斗争，同盟会杀过光复会的人，现在国民党里有很多同盟会的人，如果明确说自已参加过光复会，说不定现在还会受到迫害。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
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
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这件事（指一日本教员上数学课时与学生发生争执/编者）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从教师方面看，学生打呵欠，是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从同学方面看，是教师教得不够好，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既然记一个人的过大家不同意，为使全班安心上课，全班都记过好了。
·在浙江两级师范时一次调解师生冲突的谈话，录自吴克刚《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
要批评人家的错误，自己要真懂。你们可以去查查植物大词典，这个植物是属于菊科，汉名叫一枝黄花嘛！为什么不懂装懂，乱批评呢？
·与浙江两级师范学生的谈话，录自吴克刚《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
那些学生有些是秀才出身，留着长辫子，他们中有的年纪已经很大了，而自己当时只有二十九岁，看上去很年轻。许多年长的学生，在背后偷偷地开玩笑：有时说，这么小的教员，我的儿子比他还大呢；有的说，我的孙子比他还大呢。……这些学生年纪虽大，但也很淘气。有一次上化学课，讲硫酸。我告诉学生硫酸的腐蚀性很强，要是皮肉上蘸到一点，就会感到像被胡蜂螫了一样痛。……后来做实验时，突然有一个学生手按后头颈，叫了起来。原来是另一个学生用竹签蘸了一点硫酸，偷偷地在他的后头颈上点了一下，他痛得叫了起来。我赶快过去给这个学生搽药止痛。
另一次讲氢气，做氢气的点燃演示实验。我把烧瓶中的纯氢等等实验用品拿到教室里时，发现忘记了带火柴，就回到办公室去拿。我离开教室时，关照学生千万不要放空气进烧瓶，否则点火时烧瓶要爆炸的。我回到教室，一边讲氢气不能自燃，但可以点燃；一边动手做演示实验。我把划着的火柴，往氢气瓶里点火，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啪”的一声，烧瓶爆炸了。我的双手炸伤了，鲜血淋漓，溅在点名册、讲桌和自己的衣服上。……可是此刻我顾不上自己的伤痛，只怕学生受伤，那就不是手受伤，而是脸部受伤了。我急忙扫视一下学生，这才放了心。——原来前面两排的座位都空着。原来他们放进了空气，都后撤了。
可见这些年长的学生，对我这个青年教员讲的话，是既不相信又相信，因为不相信，所以要试一试；因为相信，所以要在别人身上去试。
·与俞芳等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他们也相信我，也不相信我。如果相信我的话，无须放进空气试看是否会炸了；否则不相信，认定不会烧，那就不用离开座位远避了。”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鲁迅在杭州》，文收《西湖》文艺编辑部编1979年印《鲁迅在杭州》。
1911年春，鲁迅与绍兴府中学堂师生摄于禹陵。
在绍兴府中学堂
我回国后在本乡（绍兴）的学校里服务的时候，从学校回家的路是这样弯曲的，学校和家里各在一端，夜里黑暗而静寂。有一条斜行的近路，是经过坟墓之间的。某天晚上，在学校弄得时候迟了，回家时心里想：走哪一条路呢？我选定了近路。两边草很高，我依正中的小路走去，忽然看见从正对面有白东西毫不做声地走近来了，他渐渐变为矮小向我这边拢来，终于成为石头那样不动了。唉呀……我当然不相信鬼类的东西，但也觉得害怕，这里——跳动起来了。我想：还是回头走呢？或者怎么办呢？但我不管心跳，仍旧向前去了……白东西不动……走近去一看，原来是一个人蹲在那里。我怒喝道：“在干什么呀？”踢了他一脚，他就向草中逃走了。到了家里之后，还尽是心跳，那似乎是个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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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不是畜生，是学生
作者： 吴作桥
·与池田幸子的谈话，录自池田幸子《最后一天的鲁迅》，文刊《作家》2卷2期（1936年11月25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与萧红的谈话，录自萧红著，生活书店1941年初版《回忆鲁迅先生》。
迟剪早剪，没有什么问题，早剪固然好，迟剪一点也无所谓，主要从实际行动中表现自己的态度。
我对于剪辫子没有什么话要说，一切由你们根据自己的思想决定。
·与绍兴府中学堂学生的谈话，录自周冠五《鲁迅轶事见闻记实》，文收绍兴鲁迅纪念馆1986年编《乡友忆鲁迅》。
“不是畜生，是学生。”（省里派来差员到绍兴府中学堂视察，开口闭口称“你们这种学生”，差员是北方人，学生听不懂，以为他说的是“你们这种畜牲”，所以去问鲁迅，鲁迅予以纠正/编者）
·与绍兴府中学堂学生的谈话，录，自《吴耕民先生的谈话》，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
你怕了吗？你看，逃掉的是满清官吏，我们为什么要逃？勿要自慌自。
·与宋崇厚的谈话，录自宋崇厚回忆，裘士雄整理的《鲁迅先生在绍兴府中学堂》，文刊《宁波师专学报》1979年第2期。
“冷僧（张宗祥的字/编者），我真利害，从强盗（指王金发/编者）手中要出钱来，维持了中学。”
·与张宗祥的谈话，录自张宗祥《回忆鲁迅先生》，文收《西湖》编辑部1979年印《鲁迅在杭州》。
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
钱只这么一些，但山会（山阴与会稽/编者）两县难道办个师范还办不好吗？——一定要办下去。
·与山会初级师范学生的谈话，录自金学曾《鲁迅在绍兴师范片断》，文刊1962年12月19日《文汇报》。
我又不是老虎，怕什么，只要大家遵守校规就是了。
·与山会初级师范学生的谈话，录自金学曾《鲁迅在绍兴师范片断》，文刊1962年12月19日《文汇报》。
你们夜里跑出去，是赌呢，还是干别的什么呢？你们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吧。没有出去过？为什么我们校内这许多学生，单单只叫你们几个人？你们是师范生，是做学生的榜样的。如果我开除了你们，你们自己的名誉也要受影响，以前吃的饭钱还要向你们算还。再有几个月你们就要毕业了，我实在替你们可惜。只要你们能改，这次不给你们处分。你们回去把这次错误记一篇日记。
·对山会初师夜间外出学生的谈话，录自张能耿《鲁迅亲友谈鲁迅》，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
没有钱，怎么办学校呢，我也不会变出钱来，更不会送去。
我赶快办交代，一切账目都算清，结余一角五分钱，一同连学校交出了。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文刊1940年7月《文阵丛刊：水火之间》5卷1期。
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
“我在教育部见天学做官。我每天签个到，一个字值好些钱呀，除了报到，什么事也不干。”
·与阮和森的谈话，录自许广平《鲁迅故居和藏书》，文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在北京
那时在民国初期袁世凯的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严厉的弹压。谁要是批评政府什么，立刻就会被特务逮捕，当然，抓去的人是决不会再回来了。甚至在家里说一句话也会被捕了去，因为家里的厨师、车夫什么的，也全都是特务呀。我原来就喜欢拓本、绘图等，为了逃避这种危险，除了拓本之外，其余一切都不说了。家里有客人来访，就只说些拓本的事；在旅途中与朋友也只谈些拓本的事，正因为这样，我现在的脑袋还联着身体哩！
·与仓石武四郎的谈话，录自仓石武四郎作，陆晓燕译，尹绍汤玉校《鲁迅的追念》，文刊日本大安出版社1966年10月版《大安》12卷10期。
“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在压迫之下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本来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与杨之华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