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录自A·Smodley（史沫特莱）《追
念鲁迅》，文刊1937年11月10日上海《文学》月刊第
9卷第4期，转自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你要我躺在床上躺一年，而任凭他人去斗争和牺牲！这样的话（指高尔基邀鲁迅去苏住两年/编者），国民党一定会向全中国狂叫，说我收受‘莫斯科的卢布’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在说谎。”
“无论如何，中国需要我。我不能走”（时史沫特莱劝鲁迅出国休养/编者）。
“谁也不能逃避！必须有人出来和坚持战斗。”
·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录自史沫特莱《记鲁迅》，
文收生活书店1940年8月版《论鲁迅》。
就是决不定什么地方。日本，我想过，不好。……苏联，我不懂俄文，也太不便。此外，就没有地方能去了。……其实，也不能长期疗养，我就只有为了海婴教育费的一点储蓄。……还是就在上海罢，每天少做一点事，要玩就玩它一天。我实在不想动。不疗养，我想也不会马上乌乎哀哉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请你们代我感谢法捷耶夫同志和苏联作家协会的同志们，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同时，请你们转告他们，危亡的祖国需要我，我这时绝不能离开祖国。我一离开，反动派会振振有词，更嚣张的。我懂得，苏联同志爱护我，是为了爱护中国革命。我这次不离开祖国，同样是为了爱护中国革命。我和他们是心连心的。为此，我更加感激他们。我想，他们也一定体谅我这番心意的。
我和高尔基不能比！高尔基的贡献比我大得多，我怎能同他比？中国的情形和俄国当时的情形也不同，我离开祖国只会对反动派有利，对革命不利。所以我决不能走！
·与钱俊瑞等人的谈话，录自钱俊瑞《回忆鲁迅
二三事》，见1981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作说客的，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一旦到了苏联，我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我所谓聋子和瞎子还不是指的生活方面，是指的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凡事想象是容易的，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文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
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前些时候，敌人在造谣，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的纠纷感到为难，曾到青岛去住了一个多月。而周扬他们竟也就此推波助澜。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要说我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样说的，我要继续在这里战斗下去。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想像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与茅盾的谈话，录自茅盾《鲁迅说：“轻伤不
下火线！”》，文刊1976年第6期《人民文学》。
自己不觉得一定有致命之病，倘说是衰弱，则一二年的休养也未必有效，因为是年龄关系；再者即使在国外吃胖了，回来后一定立即要瘦，而且也许比没有出去时更瘦些；而且一出了国便做哑巴，也太气闷。
·与史沫特莱、茅盾等的谈话，录自茅盾《纪念鲁迅
先生》，文刊1940年10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
我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我攻击。我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
·对许广平讲自己的一个梦，录自许广平《最后的一
天》，文刊《作家》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25日）。
“我知道自己寿命不会太长了，因此有些事情必须要加倍地赶紧地做。”
·与萧军的谈话，录自萧军《纪念鲁迅先生诞生百周年和他的逝世四十五周年有感》，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房子只要你替我去看定好了，不必再来问我。一订下来，我就立刻搬，电灯没有也不要紧，我可以点洋灯。搬进去后再办接火等手续。……裕字好像应该有两点（指“周裕斋”三个字中的“裕”字。“周裕斋”是鲁迅的笔名之一，亦为周建人先生之号。这是租房时鲁迅托建人刻字用的名号/编者）；但刻字店里横竖要写过的，随它去了。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乔峰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56年版《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
（冯雪峰用鲁迅的钱买了一只大的金华火腿，拟送毛泽东，征求鲁迅意见）
“很好。”
（同时又带上两本刚出版的《海上述林》）
“皮脊的是送M（毛主席）的，另外一本蓝绒面的送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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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与增田涉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1972年12月
25日在鲁迅博物馆的谈话，转自朱正著，湖
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正误》。
在我方面来说，到那时（指死时/编者），我平生言论和主张，已很够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指立正式遗嘱之事/编者）恐没有必要吧。
·与须藤五百三的谈话，录自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月号《作家》。
“苦得很。”
·1936年10月18日早晨，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
造《忆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5日上海《作家》
第2卷第2号，转自199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大先生鲁迅》。
“我的病究竟怎么样了？”
·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忆鲁迅先
生》，文刊1936年11月15日上海《作家》2卷2号，
转自199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大先生鲁迅》。
“要茶”（为鲁迅一生最后的一句话/编者）。
·对许广平说，录自曹聚仁著，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鲁迅评传》。
鲁迅遗物：围巾、布衣衫、呢帽、跑鞋、雨伞。■思想
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
·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鲁迅的印象》，文收张新颖编，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鲁迅印象》。
横竖都是被榨取的话，与其让外国人来，那情愿让本国人榨取。总之，与其让别人拿走财产，还不如给自家的小孩用。……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感情问题。
·1935年10月21日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野口米
次郎《与鲁迅谈话》，文刊1935年11月12日《朝
日新闻》，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
“同样是财产化为乌有，我宁愿让败家子挥霍掉；同样都要被杀，我宁愿死在本国人手里。”
·与浅野要的谈话，录自原胜（浅野要）作，陆晓燕译
《紧邻鲁迅先生》，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
还是问你们吧（指几个日本学生问鲁迅：中国人为什么排日/编者）。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比中国人懂得多。中国人向来是很良善的，被压迫惯了的。今天为什么要起来反抗呢？——正因为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动有损中国人的自尊心！
·与几个日本学生的谈话，录自白危《回忆
鲁迅先生二三事》，转自刘一新《真的声
音，美的言词》，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21辑。
那可不行。这（指野口米次郎指出把中国交日本管，中国人可能会幸福/编者）在日本看来即使很有利，但对中国却是绝无好处的。我们的事，要由我们自己来做。
·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
了解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日本人是聪明的，并善于模仿别人，对比之下，中国人好像愚笨似的，但中国人却具有创造精神。
·与儿岛亨的谈话，录自儿岛亨《未被了
解的鲁迅》，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儿子和女儿都是父母的血统，没有儿子不必找个男孩继嗣。
·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著，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版《回忆大哥鲁迅》。
在前清末年，我们从事反满革命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认为自己是“为民前驱”的。但我们实在很单纯，以为只要赶出满洲人就是。无论皇帝，无论什么，只要汉人来做就是了。的确是单纯的说不上什么理想，却是一股热情。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
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但根源也就在此，富国强兵也罢，共和政体也罢，首先是要推倒异族的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所以，用来宣传革命的也都是明末遗民的著作，可以说只是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事情自然不是这么简单，现在看来就很清楚了。我自己是接近光复会的，光复会的人们就都这么简单的，他们没有明确的政纲……
兴中会就不同些。他们和华侨有关系。华侨的有钱的人是要一个便利他们做生意，能够在南洋保护他们发展的政府，倒不一定非汉人做皇帝不可。……这和光复会的领袖是浙江人，兴中会的领袖是广东人都有关系的罢。我们光复会人反对满人是要反对到底的，可以说是更农民式的。但兴中会，有政纲，并且很圆通，所以吸收的人就是复杂、广泛。
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那根本是在于异族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要推倒它，但各种人的要求又各自不同。……从事革命的也多是读书人，即所谓知识分子，也从事组织和运动各种会党，甚至运动土匪。……但各自代表的利害和观念——不是地主阶级，就是商人阶级——是决定实际问题的，所以辛亥革命意外地成功得快，立即就又妥协了……
说到那时读书人的理想之类，有一部分人可以说是复古派，譬如说，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恢复“汉官威仪”，回复明宋以至唐汉的旧制；这些可说是士大夫中的复古的理想派。他们后来是幻灭灰心了。另外想从西洋和日本学习富国强兵的道理的，也仍是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思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能从欧洲的科学思想出发，看到民族的根本的病源，如慑于天演的法则，想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以谋国民的精神的改造开始——虽然在现在看来这是不正确了——如我自己，以及想彻底地采用欧洲现代的法制的革新派，自然是极少数的。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回忆片断》，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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