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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语箴言包含着来自许多国家各个时代的智慧，我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写成一篇连续的文章，作为一个聪明的老头子对拍卖场上的人所发表的一篇演说，我把它放在一七五七年历书的卷首。把这些分散的格言这样地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就使它们能够产生一个更深刻的印像。这篇文章受到普遍的赞扬，所有美洲的报纸都转载它，在英国人们用巨幅纸张翻印，预备贴在家里。它有两个法文译本。传教士和地主们大量订购，免费赠送给贫苦的教友和佃农。在宾雪法尼亚，因为它反对把钱财浪费在外国奢侈品上，在它问世以后的几年中，市场上的货币不断地增多了，有人认为它对财富的增加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
我的报纸我认为也是进行教育的一种手段，因此我常在报上转载《旁观者》或其他有关伦理道德的文章的摘要。有时候我也发表一些我自己的短文，它们原先是为了在“密社”中讨论而撰写的。我的文章中有一篇是用苏格拉底的对话体写成的，旨在证明一个坏人，不管他的资质和才能如何，不能真正称为一个明达的人。另一篇论自制克己，指出在培养某种品德时，要直到该种美德已经成为习惯，而且不受与它相反的性癖的干扰时才算牢固。这些文章大约可以在一七三五年初的报上找到。
在编辑我的报纸的过程中，我小心地避免登载一切诽谤性的和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文章，这种诽谤和污蔑近年来成为我国莫大的耻辱。当人们要求我刊登这一类的东西时，作者一般总是替自己辩解说，我们有出版自由，报纸有如公共马车，任何人愿意出钱都可以在上面占一个位置。我的回答是：假如他愿意，我可以替他单独印行，由他自己去散发，他需要多少份我都可以办到。但是我不愿承担替他散播毁谤的责任；既然我跟我的订户订了合同承担义务向他们提供一些有益或是有趣的东西，那我就不能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假如我这样做，那显然是对他们不公道的。目前在我国的报纸发行人中间有许多人，为了满足个别人士发泄怨恨的要求，毫不犹豫无事生非地污蔑毁谤我们中间一些品德最优秀的人，挑拨是非，甚至引起决斗。此外，有些报纸甚至轻举妄动到刊登文章，对邻国政府或者甚至我们最好的盟国的措施进行下流粗鄙的污蔑，这种举动可能会引起最严重的后果的。我提起这些事情，是为了告诫年轻的报纸发行人，劝告他们不要沾染这种恶习，污辱他们的报纸而使他们的职业蒙受耻辱。他们应当坚决地拒绝这种要求，因为他们可以从我的例子中看出：这种方针，从整体来看，是不会与他们的利益相违背的。
一七三三年我派遣我的一个职工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理斯敦去，那里需要一家印刷铺。我供给了他一架印刷机和一些铅字，跟他订了一个合伙合同，我将获得三分之一的盈利，担负三分之一的开支。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诚实廉洁，但不懂会计。所以虽然有时候他汇款给我，我总不能从他那里取得会计报告，在他生前我也不能取得关于我们合伙情况的一个令人满意的报告。在他死后，他的寡妇继续管理印刷所的事务。她在荷兰生长；据说在那里，簿记是妇女教育的一部分。
她不但对以往的收支作了一个尽可能地清楚的报告，并且以后每季按时继续寄来十分精确的报告，她管理业务是如此成功，她不但把一家孩子都养育成人，颇有令誉，而且在合伙期满以后，能够把印刷铺从我手里买了过去，叫她的儿子去经营业务。
我提这件事，主要是为了向我们的年轻妇女们推荐这门学科，万一结婚后守了寡，簿记大概会比音乐或跳舞对她们本人或她们的子女更有用，它使她们不至于受坏人的欺骗而遭受损失，或许使她们能够靠着已经建立起来的通信关系继续管理一家赚钱的商店，直到她们的儿子长大后能够经营和继续事业时为止，这样对于家庭既有益又有利。
约在一七三四年一个叫做韩泼希的年轻传教士从爱尔兰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声音洪亮，而且讲起道来，显然未经准备也能讲得天花乱坠，他的说教吸引了相当数量属于不同教派的人在一起，他们同声赞美他。
我跟其他人在一起，经常去听他讲道；我喜欢听他的说教，因为他不作教条式的阐述，而是热烈地劝人为善或是用宗教术语来讲所谓积功德。但是我们会众中有一些自命为正统派长老会信徒的人，他们反对他的看法；大多数年长的教牧师都参加了这一派，并且向长老会的宗教议会提出控告，指责他为异端，想要禁止他传教。我成为他热烈的拥护者，并且尽我的力量协助他把拥护他的人组织起来，我们为他战斗了一个时期，我们倒颇有胜利的希望哩！双方都在这时候进行了不少笔战。我发现虽然他是一个极能干的传教士，他的文章却写得不行，因此我替他执笔，代他写了两三本小册子和一篇一七三五年四月在《公报》发表的论文。这些小册子，像普通其他争论性的文章一样，虽然当时风行一时，事后却很快地无人问津了。我猜想恐怕现在连一本也找不到了。
在论争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大大地损害了他的事业。我们的敌方中有一个人，在听他讲完了一篇大受人们赞美的讲道以后，觉得他以前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或是至少一部分曾经见过。经过搜索以后，他在一本英国的评论中找到了那段说教的详细引文，原来这是从浮士德博士的讲道文中引来的，这一发现使我们当中许多人看不起他，因此不再支持他了，这样就使我们在宗教议会中的斗争很快地失败了。但是我始终支持他，因为我宁可听他念别人写的优秀的讲道文，而不愿听他自己杜撰的恶劣的说教，虽然我们普通的传教士都是自己写讲道文的。以后他向我坦白说他的说教全都不是他自己写的，他还说他的记忆力很强，任何讲道文一经过目，他就能背诵不忘。我们被击溃以后，他就离开了我们，到别处去碰运气去了，我也离开了这一会众，以后再也不加入这一教会了，虽然我继续捐献维持这一教会的牧师达许多年之久。
在一七三三年我开始学习外国语了。不久我获得了足够的法语知识，使我能够顺利地阅读法语书籍。接着我学习意大利语。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也在学意大利语，他常常怂恿我和他下棋。当我发现下棋过多地占用了我原定学习的时间时，我终于拒绝再跟他下棋了，除非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那就是：每盘棋的胜利者有权指定一种作业，不论是语法部分的背诵或是翻译，失败的一方要保证在我们下次会晤之前做好作业。因为我们的棋艺不相上下，这样我们就相互地把意大利语灌输到各人的头脑中去了。以后我化了一点苦功去学西班牙语，我也获得了阅读西班牙语书籍所需要的知识。
我在上文中已经提过，我在幼年时曾在拉丁学校中学过一年拉丁文，以后我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但是当我熟悉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以后，翻阅一本拉丁文圣经时，我出乎意料地发现，我所懂得的拉丁文远较我想像的为多，这就鼓励了我再去专心学习拉丁文，我的收获很大，因为以前学过的几种语言替我大大地铺平了道路。
从这种情况看来，我认为我们普通教外国语的方式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有人说我们应当先从拉丁文开始，在学会了拉丁文以后，再学习由拉丁文演变出来的现代语言就容易得多了。但是为了更顺利地学习拉丁文，我们却为什么不从希腊文学起呢？当然，假如你能不用阶台而攀登到顶点，然后再下来时就更容易走了。
但是无疑地，假如你先从最低的梯级开始，那就更容易达到顶点了。有许多人学拉丁文，学了几年后就毫无成绩地把它丢弃了，他们过去所学的几乎完全无用，因此他们的光阴是白化了。既然如此，我请主管我们青年教育的当局考虑是否应当先从法语开始，然后学意大利语等等，因为即使在学习了同样的年数以后，他们不再学习外国语因而从未达到学拉丁文的阶段，但是到那时他们已经学会了一种或两种外国语，因为这些是现代通用的语言，所以它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有用。
我离开波士顿已经十年了，现在我的生活也优裕了，因此我到波士顿去旅行了一趟，去探访我的亲戚，在这以前我没有充裕的财力来作这样的旅行。在归途中，我到新港去看我的哥哥，他这时已经把他的印刷铺搬到那里去了。我们过去的旧嫌已经冰释了，我们的会晤是十分热烈和恳挚的。他的健康正在很快地衰退中。他请求我在他死后（他恐怕他的死期不远了），把他当时仅十岁的儿子领到我家里来，使习印刷业。这个我照办了，我先送他上学校读了几年书，然后叫他学印刷业。他母亲继续经营印刷所的业务，直到他成年时为止。他成人后，我送给他一套新铅字，因为他父亲的铅字有点磨损了。这样我充分地赔偿了我哥哥由于我提早离开他而所受的损失。
在一七三六年我的一个儿子，一个四岁的很好看的孩子，因感染了天花而夭折了。我在一个长时期内十分痛心地悔恨，并且到现在我还后悔我没有事先替他种痘。我提这件事是为了那些不替孩子们种痘的父母。他们以为万一孩子因种痘而死，他们将永远不能饶恕他们自己。但是我的实例表明不种痘也同样有危险，因此他们理应选择一条危险较少的道路。
我们的社团（密社）成为一个非常有益的组织，它使会员们觉得十分满意，有些会员就想介绍他们的朋友来入会，但是假如这样做，那就会超过我们早先决定的适当限额，那就是，十二人。从开头我们的社团一向就是秘密的，这一点我们都信守不渝。这样做是为了免得坏人来申请入会，其中有些人可能会使我们觉得难以拒绝的。我就是反对放宽限额的人之一，但是为了不放宽限额，我作了一个书面建议，提议每个会员应该分头设法组织一个附属社团，拟订相同的讨论规则，但是不泄露它与密社的联系。我指出这个办法的优点是：更多的青年公民可以利用我们的社团获得提高，在任何时候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一般居民的意见，因为密社的社员可以在分社中提出我们讨论研究的题目，并且把各分社讨论的经过向密社报告；通过更广泛的推荐和介绍，我们可以增进我们各人事业上的利益；我们可以把密社的主张和看法散播到分社中去，这样可以加强我们的政治影响和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这个计划是通过了，每一个社员就着手组织他的社团，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成功的，只有五六个分社组织了起来，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像“葛藤社”，“协会”，“群社”等。它们不但对社员自己有益，而且给了我们不少的消遣、消息和教益，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符合了我们原先的期望，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上影响了公众的舆论，我以后在适当的时候还要举出一些这类的实例。
一七三六年我当选为州议会秘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升迁。那年我倒是一致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