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西方民主不可取，不可仿”，颜元叔“邀请”牧惠去台湾“参加席开千桌的造势大吃会”，
见识一下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什么货色，如此等等。
柏杨也好，牧惠也好，都没有说西方的东西通体漂亮，必需全盘西化，连他们的毛病也
照搬无误。柏杨除了提出“崇洋，但不媚外”外，还正面地反对全盘西化（他有一篇文章的
题目就是《可别全盘西化》。他批评鲜卑族元宏（即北魏孝文帝）当皇帝后的全盘汉化，把
）
汉族落后的门弟世家制度也照搬不误；他肯定日本在向中国学习时就没有把科举制度也“引
进”，只学习中国的好东西。照我看来，文化只有先进与落后、健康与病态之分，没有什么
东与西的问题。那些公开提倡全盘西化的人，要求的只不过是现代化，他们并不赞成把西方
的花柳病也全盘接受过来。他们提出这个口号，或是出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能分割，向
西方引进“船坚炮利”的同时，有必要采取西方的先进文化；要么，多半出于鲁迅形容的那
样，为了促使闭关锁国的顽固派同意改革，明明是主张在墙上开了个窗户，却硬说非得把房
子的上盖都掀掉不可，使得顽固派只好同意开窗户。
至于西方民主，台湾的民主政治运作如何，用不着去台湾参观也可以略知一二。似乎是
邱吉尔说过，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目前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我们只能选择民主。
何况，好与不好，得看同什么比。同封建专（和）制一言堂比较起来，当然是民主制度好。
“千
席造势大吃会”固然不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文（和）革”的封建法
西斯暴行造成的损失，可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最近克林顿因绯闻被搞得很狼狈，美国为
了区区此案，光调查他的案件就耗费了四千多万美元，两党围绕着这个问题闹的纠纷使得老
百姓极不耐烦，并且还将带来不少不良后果。这方面确实显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弊病；但是，
即使是总统这样的大人物，只要他有错误，他犯了法，记者有权曝他的光，大法官有权让他
老实招供，克林顿只好乖乖地听候发落，这一点就很好很好。可以效法。去年克林顿访华，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他看见到站在两米高台子上的小姑娘壮壮，等她走下后，握住她的手问
她为什么站在那么高的地方，壮壮说：“只有站在那儿才能看见你”。克林顿被逗笑了，问：
“你很想看见我吗？”壮壮说：“是的，因为你是美国总统。“你知道美国总统是做的什么
”
的吗？”
“美国总统是管美国人的。 克林顿用手托着下巴，
” 沉思了一下，很认真地对壮壮说：
“应该说是美国人管美国总统。”一位总统（含总理、主席或什么头衔的大官员）受百姓管
而不是一言九鼎地全由他说了算，总不会是一件坏事吧？相反，陈希同之流所以变得那么坏，
原因之一是事发前没有人能管他。颜元叔的“民主只会使中国崩溃”论充满了酱缸的怪味。
民主只会使陈希同式的贪官污吏倒台，这才是人民最迫切的愿望，也是打破这只陈年酱缸的
重要手段。
①《丑陋的中国人》为台湾学者柏杨的文化随笔集
编者旁白
所谓“启蒙” 在近代中国语境，
， 是指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先觉觉后觉”。
站在现代价值立场，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进行批判，企求国人都能
挣脱传统束缚，接受民主与科学等现代观念，此即“启蒙”。用鲁迅更具体明确的说法来表
达，便是：“改造国民性”。与启蒙相对应的另一词叫“救亡”“救亡”
。 ，即拯救国家民族于
危亡。
“救亡”一语的流行，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因此，
“救亡”一语，在当时
是特指把中国从日寇的铁蹄下拯救出来。
本来，“启蒙”与“救亡”是两件事，似乎不相干。但近代以来，二者在中国却有着纠
缠不清的关系，既同根共生，又相互排斥。近代中国屡受外敌欺侮，民族存亡成为一个最严
峻的问题。如何才能救中国，如何才能免予亡国灭种，如何才能使中华民族毫无愧色地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每一个有头脑的国人都要思考的问题。而一代代最敏悦也最先进的中国
人，在经过冷静反思、比较之后，终于意识到近代中国所以衰弱不振、被动挨打，最根本的
原因，还是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上落后于西方。因此，要让中国真正强盛，最重要的是要让
广大国人都认识到传统的陈腐和荒谬并摒弃之，同时认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和合理并虔
心接受仿效之。质言之，“启蒙”就是要所有国人都心悦诚服地学习包括日本在内的一切外
国的好东西。可以说，国家民族的危亡直接引发了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但麻烦的是，国
人须谦虚地向之学习的这些对象，又恰恰是国家民族的敌人。它们使我们的国家民族陷入危
亡，从而“救亡”便更尖锐地摆在了国人面前。而“救亡”之结果，又不可避免地引发民族
主义情绪的高涨，一方面是对敌人的憎恨，一方面则是盲目的民族自信和自大。这样，“启
蒙”与“救亡”之间便有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当然，所谓难以调和，是指某种历史共相。在鲁迅、胡适等少数最清醒最坚定的启蒙者
眼里，这二者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而且“启蒙”是“救亡”最切实最
重要的手段，“启蒙”的目的当然远远大于“救亡”，但也包含“救亡”。我们当然要反抗列
强侵华，但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对方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因遭欺侮而把他人说得一无
是处，并盲目地自信自大，是典型的阿 Q 精神。“九一八”事变后，本土曾出现了一股日本
研究热，除了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者散布的低能言论外，稍为有点内容的，却都是从日本人对
自己的研究中窃取的。针对这一现象，鲁迅写了《“日本研究”之外》，说道：“在这排日声
中，我敢坚决地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我们
”
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别国……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
文化怎样，社会怎样……”辞世前不久，针对当时喧嚣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文化复古潮流，鲁
迅在《半夏小集》中又说道：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
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
好。”对“救亡”声中出现的盲目排外情绪和文化复古倾向，胡适也有着深切的忧虑并多次
’
予以批判。
但鲁迅、胡适纵有三头六臂，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随着反
帝图存主题的日益突出，“救亡”终于压倒了“启蒙”“救亡”对“启蒙”的挤压、排斥，
。
造成了极为可悲的后果。对此，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有较详的阐述。
中国思想文化界重新认识到“启蒙”的重要性是在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作为“五
四”新文化运动基本目标的“启蒙”，长时间被扭曲、被清算、被抛弃，使得中国在现代化
道路上徘徊不前，甚至后退。“文革”某种意义上也是“救亡”压倒“启蒙”后所结出的一
个恶果。中国要真正全面地实现现代化，中国要真正把自己建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
治国家，重新点燃“启蒙”火炬，重新高扬“启蒙”旗帜，十分必要。
（王彬彬）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李泽厚
（1930…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李泽厚《中
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有
删节。
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众多论著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发展和历史后
果。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初步探讨。
我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曾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
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
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
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第 475 页）并指出从变法（维新运动）到革命（推翻
清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其他一切，包括启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顾
及。例如邹容①《革命军》中的民主启蒙思想并没得到重视和普及，完全淹没在呼号革命的
军事斗争中。孙中山在辛亥后赠以“大将军”的美谥，倒正好是这样一个象征。宋恕②《六
斋卑议》中反宋明理学的突出的启蒙思想，更被挤到角落里面，几乎至今无人注意。
辛亥之后，尽管并没有多少真实的进步，但历史毕竟翻开了新页。皇帝没有了，“学而
优则仕”的旧封建路途不再那么正规，但政局一塌糊涂，思想异常混乱，控制相对放松，意
识形态似乎成了空白。一方面，旧的体制、规范、观念、风习、信仰、道路……都由于皇权
崩溃，开始或毁坏或动摇或日益腐烂；另一方面，正因为此，强大的保守顽固势力便不断掀
起尊孔读经、宣扬复辟的浪潮，想牵引局面恢复或倒退到“前清”时代去。对知识者特别是
年轻的知识一代来说，国家和个人的前景何在，路途何在，渺茫之外，别无可说。
上一代革命者的热忱衰退了。除了一些仍围绕在孙中山的身旁做些力不从心效果不大的
政治、军事斗争外，很大一批消沉下来。范爱农、吕纬甫、魏连殳……连鲁迅本人也沉默几
乎十年，以读佛经拓碑刻抄嵇康来排遣时日。正是在这万马齐喑、闷得透不出气来的黑暗王
国里，陈独秀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
问题的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
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
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如上引陈独秀
的话，这个“最后觉悟之觉悟”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
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
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
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