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的不可避免地会有谎言、污蔑和暴力。”（229 页）“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
置。”（107 页）良心、正义、人的尊严，等等，在革命看来是一种“感伤上义”，就像列宁对
高尔基说的。但在高尔基看来，没有这一切，人类是无法生活的，走向自由的人不应当把对
人的爱和关心抛到一边。文化在政治之上，面对革命过程中的普遍的兽性化，“文化的任务
是发展和巩固人的社会良心、社会道德，培养和组织人的一切本领、一切才能”（66 页）。
“生
活的意义和对生活中一切卑鄙的东西的纠正就在于发展我们的一切精神力量和能力”（25
页），发展我们的个性和社会的自我意识，发展人性化的力量，把优秀的智慧和意志全部呼
唤到现实生活中来。所以在疯狂的日子里，高尔基超越混乱，
“站在政治之上”，利用他的特
殊身份，组织科学活动，维护言沦自由，保护文物，关心卫生，尽可能地让“罗斯人”看到
美好的东西，让美好的东西唤起人的尊严的感情、思想和行为，让俄国人变得更像一个人。
在“祖国处于危难之中”的可怕呼喊中，高尔基却认为更可怕的是：
“公民们！文化处于危难
之中！”
革命是裹挟一切、呼啸向前的狂飙，容不得犹豫，容不得诗情，更容不得说不，列宁
说它不是在涅瓦大街上散步，毛泽东说它不是请客吃饭。他们的真理在于指出了革命是现实
行动而非文化理想。所以高尔基的“不合时宜”使得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季诺维也夫多次想报
复他，
《真理报》屡屡指责他“背叛人民”“背叛革命”“不合时宜”
、 、 ，他还经常受到生命威
胁。幸亏“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尔基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的人，他具有‘领
袖’的所有品质，还具有这一角色所必需的无道德和对待人民群众的生命的老爷式的无情态
度。他认为自己有权拿俄国人民做一次预先注定的失败的残酷的试验”（208 页）——一直保
护着他。但就是一直喜欢高尔基的列宁，也不认为他这一套是“合时宜的”。1918 年的革命
到底无视高尔基的警告而惊人地成功了。革命无情，但历史也是无情的，仅仅 80 多年的时
光，“不合时宜的思想”被证明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思想。这样看，历史倒是有情的：它否定
了无情的行动，而肯定了有情的思想。道是无情却有情，但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高尔基的
一册小书和一些素朴话语，代价是太大了。我看过几张高尔基的照片，没有一张是欢愉明媚
的，他总是眉头凝锁，双唇紧抿，眼光下沉，一副忧思冥想担承负荷的样子——也许应当改
动一下涅克拉索夫的诗名：在俄罗斯，谁能幸福？
风云激荡的革命时代早已结束，民主和人道也成为社会主义的口号，高尔基的思想在今
天应当是“合时宜”的。复杂性在于，成为世纪末注意中心的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我们
有了告别革命的呼声，有了对现代政治思想的痛切反省，我们固然会激动于、震惊于高尔基
的写于世纪初的短章，因为它记录。呈现了一幅与教科书、与文艺作品不一样的革命场景，
但我们更会认同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们已不难理解高尔基当年
的所思所感，但“不合时宜的思想”未必在今天就都“合时宜”，比如高尔基倡导的理想主
义。其实，领会高尔基不是要否定卢森堡，革命是一场非常复杂的社会运动和历史事变，对
它的理解和反省需要多方面的展开。如果说理想主义的乌托邦精神是革命的动力和旗帜，那
么，革命的具体手段和现实进程则是非理想的力量的较量，它要动员起人所有的一切资源甚
至是粗野的动物能量。作为俄国革命的同志，卢森堡批评了它的领导人过多的精英主义、理
想主义；作为俄国革命的朋友，高尔基则揭发了革命者的兽性主义、现实主义。他们在当时
都是“不合时宜”的：革命者把他们的书封锁了几十年，只是在狂热冷却之后才作为革命的
批评流布开来。实际上，即使就俄国革命而言，《论俄国革命》和《不合时宜的思想》也不
是非革命或反革命的，它们是真正的革命遗产。从而在总结革命走向新世纪的今天，它们较
之自由主义著作有特殊意义：它们更同情，更真切地显示了革命如何偏离理想，启示我们注
意革命理想和革命行为的非同一性。
①卢森堡：罗莎·卢森堡（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
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②此处指高尔基。
其兴也勃
潘旭澜
（1932…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太
平杂说》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洪秀全三次应考，未能进学，即考不上秀才，精神上打击很大，心力交瘁，大病一场。
病中，落榜所产生的强烈心理反弹，实质性的精神病变，粱阿发编纂的传教书《劝世良言》
诱发的想象，多种因素搅合在一起，产生了神游高天，上帝派他下凡作太平天子的幻觉。再
加上头脑基本清醒时的顺势思考，萌生了利用迷信造反的想法。第四次应考又名落孙山，使
得这个自视极高的老童生，从旧梦中寻求出路。他以《劝世良言》为底本，加上随心所欲的
发明创造，要创立挂羊头卖狗肉的宗教。这个意图，首先得到好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
的充分赞同和热烈支持。这个冯云山，同样是屡试不第的老童生，同样对科举考试十分不满。
而且认为洪秀全有王者气度，极力促成利用迷信造反。
于是，他们一同“出游天下”。在比较开放、文明程度较高的广东，没有市场。只好转
到广西山区农村。这个转移，使得他们的造反得到成功的可能。洪秀全既极其自私又十分任
性，没有做“地下工作”的耐心，遇到风险更是一走了之，逃回老家。主要靠冯云山锲而不
舍的努力，吸收了一批信徒，包括后来成为太平军第二号人物的杨秀清。他们鼓动、吸收和
组织百姓．尤其是无业游民和贫苦农民参加拜上帝会，逐步形成一套颇有特色而又相当严密
的办法。使造反能成气候，波及十几省，持续十来年。
准备造反之时，只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七个
人明白底细。随后，有少数心腹亲信也晓得个大约略。对于一般百姓，他们宣传独尊上帝，
不拜邪神。信上帝者无灾无难，不信上帝者“蛇虎咬人”。上帝有无限权能，敬拜上帝则“享
福无穷”。“天堂路通”。信了上帝再拜别的神道，就是有罪。这样的宣传，比一下子就亮
出造反的旗号，远远地易于为贫困、多灾多难、没有文化的百姓所接受。不少人出于自身朴
素的人生愿望，出于对频繁灾祸的恐惧，也就轻易地加入拜上帝会，将命运的缰绳交到洪秀
全等人手里。
随着造反形势发展的需要，太平军的首领们加紧了对参加者的宣传。一方面是用上帝的
名义，尽一切可能来神化洪秀全及其他首领。洪秀全自称为上帝亲生第二子、太平天日、太
平真主、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天王、禾王，反正他想得出的称号都戴上了。于是，成了半神
半人的教主兼国王，要创造天下一家的地上的天国。杨秀清则是上帝第四子，真天命左辅正
军师，中军主将，东王，还可以代天父（即上帝）发布最高指示，惩恶劝善，生杀予夺。冯
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分别是上帝第三、五、六、七子。萧朝贵又是上帝女婿，还
有代天兄（耶稣）说话的特权。连同杨秀清，此五人一起为五军主将。几乎上帝将他的子女
（包括上帝女儿洪宣娇），都派到广西来打天下，建设地上的天国了。其它许多政教合一的
宣传，也都是为了夺取政权而造神，或者说，通过造神来表明造反的合理和夺权的必然。另
一方面，则将一切敌对和不合他们口味的人物、政治、文化，极力加以妖魔化。其它一切宗
教、神佛都是害人的妖魔。清朝皇帝是阎罗妖，清朝一切官员都是清妖。所有古籍概称为妖
书。凡是不合造反需要的话语统统叫做妖言。同时，又在迷信宣传之中，加入种族差别的因
素。利用汉、满之间的矛盾和成见。对所有满族人大加辱骂。称满人为蛇魔、邪鬼、骚狐、
羯狗，凡想得出的恶名都给加了。甚至在檄文中说：“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白狐与
赤狗媾精，遂产妖人”。这种荒诞的辱骂，竟出之于十九世纪的公开文件中，太平军之无所
不用其极，于此可见一斑。这些悖离常识的宣传，对于有文化，头脑清醒的百姓是起不了多
大作用的。即使在排满、反清情绪上有所共鸣，也不会认同其乖谬的内容。不过，没有文化
的游民、农民。就完全可能在原有的宗教、神道迷信的基础上，转而接受这种不中不外、亦
中亦外的迷信宣传的基本内容。
对于贫苦，没有文化的游民和农民，最有吸引力的，在于解决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
吃饭从来就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由于灾荒、人口压力、鸦片流入等原因，导致社会广泛贫
困化的情况下，吃饭问题更加突出。太平军提出的“有饭同吃”，对于有一顿没一顿、经常
处于饥饿威胁的人们，显然有极大吸引力。李秀成供词说的“实因食而随也”，说出绝大多
数人追随的根本原因。至于太平军文字化、纲领化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
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更是自古以来贫苦农民和游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
虽然这种理想世界从来也不曾实现过。对于太平军的首领们，为了造反的需要，从“毁家纾
难”开始，继而强迫百姓纳贡，到对百姓“逐户搜刮”，就是维持军用的重要办法。至于将
清朝地方政府的库银、官仓及其它财物，全部没收，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它的“理论根据”
是，天下一切财物，全是天父所有，应当统统收缴入“圣库”。而所得一切财物，有相当一
部分，就是用来解决吃饭问题。
与宣传诱骗和真的给饭吃相配合的，是严厉惩办。早在公开造反之前，对于参加拜上帝
会活动而又心怀疑虑或不满的人，就假借“天父”、 “天兄”名义，加以责打，甚至“一
笔勾销”杀掉。到了公开扯旗之后，便抛出早就准备好的天条十款。这天条要求每人都会
背诵，不能违反的。天条之外，有禁律数十条。再有，各级大小头领对不合意的人和事，完
全可以随心所欲，爱怎么处治就怎么处治。刑罚轻的是杖责，从打五大板至两千大板。数十
条禁律中，违反的，大多数是“斩首不留”。连下级头目乃至老兵，都可以随意称人为“妖”，
一刀斩了，不多唠叨。更严重的是五马分尸。最严重的是“点天灯”。这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