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说一遍：所有的客观标准都已消失了。从作者方面来说，倾向是向他们要求的和给
他们规定的最后内容。倾向作为一种无定形的意见，在这里表现为客体；倾向作为一种主体，
作为关于意见的意见，则被归结为书报检查官的得体的处事方式，而且是他们的唯一规定。
可是，如果书报检查官的专横（承认独断意见的权利就是承认专横的权利）是被巧妙地
伪装成客观规定的逻辑结论，那么检查令则完全有意识地表现了无条件享有信任的总督府的
专横，而这种对总督的信任就是报刊的最后保证。由此可见，书报检查的一般本质是建立在
警察国家对它的官员抱有的那种虚幻而高傲的观念之上的。公众的智慧和良好愿望被认为甚
至连最简单的事情也办不成，而官员们则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
这一根本缺陷贯穿在我们的一切制度之中。譬如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原告和辩护人都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种集中是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可是，官员是超乎心理学规
律之上的，而公众则是处于这种规律之下的。不过，有缺陷的国家原则还是情有可原的，但
当它不够正直因而表现得不彻底时，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官员的责任想必比公众的责任大
得无可比拟，正如官员的地位比公众高得无可比拟一样。正是在唯有彻底性才能证明原则的
正确并使它在自己的范围内具有法的原则的地方，原则被抛弃了，也正是在这里，采用了截
然相反的原则。
书报检查官也就是原告、辩护人和法官三位一体的人。书报检查官被委任去管理精神，
然而他是不负责任的。
假如书报检查受普通法庭的支配（诚然，这在还没有客观的书报检查法以前是不可能
的），那么它就只可能有暂时忠诚的性质。可是，最恶劣的手段却莫过于把书报检查又交给
书报检查机关去评判，例如，把它又交给某一个总督或最高书报检查委员会去评判。
我们在报刊和书报检查的关系方面所谈的一切，同时也就说明了书报检查同最高书报检
查机关的关系，说明了作者同最高书报检查官的关系，虽然在这里也插入了一个中间环节。
但这是同样的一种关系，只是处在较高阶段上而已。要使事物保持原状，同时又企图用更换
人员的办法使它具有另一种本质，这真是荒谬绝伦的做法。如果一个实行高压的国家想成为
忠诚的国家，那它就会自己取消自己；那样一来，每一级都要求实行同样的压制和同样的反
压制。最高书报检查机关也必定会受到检查。为了不致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人们就决定采取
不忠诚的态度，于是，在第三级或第九十九级就会发生不法行为。由于官僚国家没有清楚地
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它力图要把不法行为的范围至少抬到人们看不见的高度，这样就以为不
法行为已经消失了。
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
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我们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不
过无论如何，新的检查令终究会使普鲁士的作者要么获得更多的现实的自由，要么获得更多
的观念的自由，也就是获得更多的意识。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卡马克思写于 1842 年 2 月初—2 月 10 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 年版第 1 卷
署名：莱茵省一居民
原文是德文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 卷翻译
四大自由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1882…1945），曾任美国总统。本文选自《美国读本》，林本
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我想，每一个现实主义者都明白，民主生活方式此刻正在世界各地遭受直接攻击—
—或因武装侵略，或因一些人秘密散布恶毒宣传，竭力在仍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中破坏团结，
制造分裂。
在十六个月的时间内，这种攻击已在数目惊人的大大小小独立国家里摧毁了民主生活的
整个模式。这些攻击者还在进军，威胁着其他大大小小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政策是：
第一，根据公众意志的感人表述而不去考虑党派之争，我们保证加强国防，寸土不让。
第二，根据公众意志的感人表述而不去考虑党派之争，我们保证全力支持抵抗侵略从而
使本半球免遭战祸的世界各地一切不屈不挠的民族。通过这种支援，我们表达民主事业必胜
的决心，同时加强我国自身的防务和安全。
第三，根据公众意志的感人表述而不去考虑党派之争，我们保证贯彻这一主张，即道德
原则和对我们自身安全的考虑决不允许我们默认由侵略者支配、由绥靖主义者倡议的和平。
我们知道，持久和平是不能以他国人民的自由为代价买到的。……
因此，立即需要迅猛增加我们的军械生产。……
让我们对所有的民主国家说：“我们美国人对你们捍卫自由的斗争极为关切。我们正在
付出我们的精力、资源和组织能力，以给予你们恢复和维护自由世界的力量。我们将向你们
运送越来越多的舰艇、飞机、坦克和枪炮。这是我们的宗旨，也是我们的保证。”……
正如人不能光靠面包生存，人也不能光靠武器战斗。守卫在我们的防御工事的人以及在
他们身后建设我们的防务的人必须具有毅力和勇气，这种毅力和勇气来源于对自己正在捍卫
的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强有力的行动不能建筑在对值得为之战斗的—切
漠不关心的态度上。
为了使我国人民意识到维护美国民主生活同他们的个人利害休戚相关、己做了很多工
作，国家对此十分满意并从中汲取巨大的力量。这些工作使我们的人民性格更为坚强，信念
得以恢复，更加忠于我们准备保卫的制度。
当然，现在并不是我们任何人可以不再考虑作为社会革命根本原因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
时候，而社会革命乃是今日世界的要素。因为一个健全而强大的民主国家的基础没有什么神
秘之处。
我们的人民期待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基本东西很简单，它们是：
青年人和其他人的机会均等。
凡能工作者皆有工作。
需要安全的人得到安全。
结束少数人的特权。
享受科学进步的果实以更广泛地不断提高生活水平。
这些简单、基本的东西是在我们这个混乱和极端复杂的现代世界里须臾不可忽视的。我
们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内在和持久的力量取决于它们满足人们期望的程度。……
在我们力求安宁的未来岁月中，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世界每一个地方。
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在世界每一个地方。
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从全球的角度说、意味着保证使每个国家的居民过上健康的
和平时期生活的经济共识——在世界每一个地方。
第四是免受恐惧的自由——从全球的角度说，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它是如此全面彻
底，以致任何国家都无法对他国发动武装侵略——在世界每一个地方。
这并不是对遥远将来的幻想。它是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就能实现的一个世界
的确切基础。这一世界恰恰是专制主义所谓“新秩序”的对立面，独裁者们企图用炸弹的威
力来创造那种秩序。
与那种“新秩序”针锋相对，我们提出一更大的概念——精神秩序。一个良好的社会能
够面对世界霸权的阴谋或外国革命而无所畏惧。
自美国有史以来，我们一直在从事变革，即不间断的和平革命，这场革命平静稳步地发
展，不断适应变化中的情况而无须使用集中营或万人冢。我门寻求助的世界秩序是自由国家
的台作。在一个友好文明的社会中一同工作。
这个国家把它的命运托付给干百万自由的男女公民的双手、头脑和心灵，把它的信念建
立在上帝所引导的自由上。自由意味着任何地方人权至上。我们支持为争取和捍卫人权而斗
争的人们。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目标一致。
这一崇高观念除胜利无其他结局。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李大钊
（1889…1927），中国现代思想家，曾任北京大学教
授。本文选自《李大钊文集》下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1984。
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
险的行为。
近来——自古已然——有许多人听见几个未曾听过、未能了解的名辞，便大惊小怪起来，
说是危险思想。问他们这些思想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危险，他们认为危险思想的到底是些什
么东西，他们都不能说出。象这种的人，我们和他共同生活，真是危险万分。
前些年科学的应用刚刚传入中国，一般愚暗的人都说是异端邪教。看待那些应用科学的
发明的人，如同洪水猛兽一样。不晓得他们也是和我们同在一个世界上一样生存而且比我们
进化的人类同胞，却说他们是“鬼子”，是“夷狄”。由此看来，到底是知识思想危险呢？还
是愚暗无知危险呢？
听说日本有位议长，说俄国的布尔扎维克是实行托尔斯泰的学说，彼邦有识的人已经惊
为奇谈。现在又出了一位明白公使，说我国人鼓吹爱国是无政府主义。他自己果然是这样愚
暗无知，这更是可怜可笑的话。有人说他这话不过是利用我们政府的愚暗无知和恐怖的心理，
故意来开玩笑。嗳呀！那更是我们莫大的耻辱！
原来恐怖和愚暗有密切的关系。青天白日，有眼的人在深池旁边走路，是一点也没有危
险的。深池和走路的行为都不含着危险的性质。若是“盲人瞎马，夜半深池”那就危险万分，
那就是最可恐怖的事情。可见危险和恐怖，都是愚昧造出来的，都是黑暗造出来的。
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只要得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
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
发展的障碍。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
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
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自己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
然后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象，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不去信
他，不至受他的害。若是自己未曾认清，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假使一种
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因为他的原素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