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有无上价值的,都应该大量的培养的。
今日中国的政治领袖是应该特别注意为国家培养这种人格的,因为中国数千年来专制政
治下的人民都是被动的,都是对于国事漠不关心的,都是没有国民人格的。今日若能多多培
养此种人材,国事不怕没有人担负。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有伟大人格者
才能胜任。
本来“五四”运动和民国十五、十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是走向这个方向的。不过后来不
幸因为发生清党的需要,使政府当局于清党之后走入矫枉过正的途径,对于稍有批评精神反
抗勇气的青年都予以极严厉的处置。同时又提倡统一思想,铲除反动种种运动,结果思想固
然无从统一,真正的反动也不见得能够铲除,徒然的又丧失了许多有志气有能力的好国民真
人格。此事说来真可痛心。我认为这都是不必要的牺牲,这是极错误的办法。今后若不改弦
更张,国家是没有生路的。修明政治是惟一的生路,而培养国民对于政府措施敢批评反抗(自
然非指武力暴动)的智勇精神与人格尤为当务之急。
良民的标准
苏中杰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选自《皇帝与流氓》,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
1959 年,以路宪文之流为首的信阳地区领导班子在大搞浮夸风,为突出自己“高举三
面红旗”的政绩,9 个常委就有 8 个人同意把全地区粮食总产 20 多亿斤夸成 70 多亿斤,并
以这个数向农民强行征粮。征不够,再开展“反瞒产运动” 让农民家里颗粒无存。
, 到了 1960
年,一边是大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 100 多万人成饿殍,横尸室内外,有的地方人饿死后都
无活人去埋。其间,求生的饥民煮野菜和红薯叶吃,而路宪文之流怕这样给自己的政绩“抹
黑”,就派人砸农民的锅;农民外出讨饭,他们就指示各县市设卡,拦截讨饭者,不准外出。
农民面对堆满官仓的粮食,面对暴虐的干部,温良谦恭,舍命以忍,成为饿殍,也没采取半
点争取活命的“过激行动”。
1998 年某传媒披露这段令人哀其不幸、悲其不争的沉痛历史时,文章前边加了转发者
写进去的话,话语里没有对死者的同情和悲悯,而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盛赞:多好的群众啊!
某些官员读后也情不自禁地赞之曰:是啊,多好的老百姓啊!
听到这样的盛赞,使人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老百姓死多少和如何死并不重要,而头等
重要的事是当长官们治下的“好百姓”;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好百姓”“好百姓”的标准
,
是什么?根据文章所披露,那时面对那场灭绝人寰的人祸,向上级写信反映“反瞒产运动”
的群众成千上万,有些群众怕上级不相信,还写了血书。他们呼喊开仓赈济,免饥民一死,
他们算不算好百姓呢?看来是不算的,因为盛赞者所说的“好百姓”分明是指面对粮仓无分
外之想,听凭长官把他们饿死的人。由此可见,好百姓的标准是:宁肯让官员们把自己逼得
饿着去死,也不给官员们的“政绩”抹黑——不揭露官员们的丑恶嘴脸,不向上级如实反映
社情民意,更不采取争取人的生存权的任何行动。
盛赞者用这样的标准去盛赞,无疑是希望中国所有的百姓都是这样的“好百姓”。然而
这种好百姓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愚忠,渗透了奴化和愚化的意识。
这种好百姓的标准,曾被用来看过去,也被用来看现实。有的群众被当官的错整了,事
后纠错,群众不但不控告当官的当初胡作非为,而且还“感谢领导关怀”
。长官们就盛赞说:
多好的百姓啊!群众有冤情去上访,来到办公大楼,工作人员怒斥道:
“回去,回去,首长忙
着哩!”厂群众被训得战战兢兢,嗫嚅着说“对不起”,然后很快退下。长官们就此而盛赞说:
多好的百姓啊!
按照这个标准,王海应是“刁民”,秋菊应是“难缠的村妇”,宣传减轻农民负担文件的
农民应是“破坏分子”,举报贪官的群众是“搞地震的”,看不惯领导吃喝嫖赌的人是“不稳
定因素”,告倒其腐败厂长的郑州啤酒厂的 3000 工人应是“破坏团结的力量”……总之,凡
是一切要保全自己人格的百姓,凡是一切争取民主的百姓,凡是一切维护自身权益的百姓,
凡是一切抨击官僚作风、揭露腐败官员之罪恶的百姓,都不是好百姓了。
中国的民智难以开启,民主进程十分缓慢,不正是因为这条良民标准在作怪吗!
论公民的不服从
亨利·戴维·梭罗
(1817…1862),美国作家。本文选自《美国读本》,林本
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作者简介'
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是位杂文家、诗人、自然主义者、改革家和哲学家。他
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担任了数年小学校长之后,梭罗决定以作
诗和论述自然作为他终生的事业。他是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的信徒,是先验主义运动的
一位领袖。与浪漫主义和改革结合在一起的先验主义推崇感觉和直觉胜过理智,宣扬个人主
义和内在的心声──完整和自然的声音。
梭罗零打碎敲的以文谋生的努力几乎从未给他带来什么稿酬。他发表的作品销路不佳,
便不时在家中的小铅笔厂里工作。1845 年,时甓 怂甑乃 戮鲂钠部 鹎 念堪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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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 年 7 月,梭罗居住在沃顿塘时,当地的警官找他,叫他支付投票税,尽管他已经
数年未行使这个权利了。梭罗拒绝支付税款。当夜,警官把他关在康科德的监狱里。第二天,
一位未透露身份的人士──可能是梭罗的姨母支付了税款,他便获释了。不过,他表明了他
的观点:他不能向一个容许奴隶制并且对墨西哥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交税。他准备了一
份解释自己行动的演说稿,并于 1849 年发表了这篇演说稿。当时,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什么
反响。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这篇文章却成了经典之作,在国际上出现了一批追随者。列夫.托
尔斯泰在 1900 年读到这篇文章,对它崇拜不已。圣雄.甘地在南非当律师时,宣读这篇文
章为触犯了种族歧视法规的印度人辩护。甘地深受梭罗的影响,成了一位终生非暴力反抗和
消极抵制非正义权势的典范。通过甘地,梭罗的主张变成了政治活动的工具。后来在二十世
纪,年轻的小马丁.路德.金也深受甘地的影响,梭罗的主张便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思想基础
中得到了新生。
…
…
我由衷地同意这个警句──“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我希望看到这个警句迅
速而且系统地得到实施。我相信,实施后,其最终结果将是──“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进行
治理的政府”。当人们做好准备之后,这样的政府就是他们愿意接受的政府,政府充其量不
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大部分政府,有时所有的政府却都是不得计的。对设置常备军的反对
意见很多、很强烈,而且理应占主导地位,它们最终可能转变成反对常设政府。常备军队不
过是常设政府的一支胳臂。政府本身也只不过是人民选择来行使他们意志的形式,在人民还
来不及通过它来运作之前,它同样也很容易被滥用或误用,看看当前的墨西哥战争,它是少
数几个人将常设政府当作工具的结果,因为,从一开始,人民本来就不同意采取这种作法。
目前这个美国政府──它不过是一种传统,尽管其历史还不久,但却竭力使自己原封不
动地届届相传,可是每届却都丧失掉一些自身的诚实和正直。它的活力和气力还顶不上一个
活人,因为一个人就能随心所欲地摆布它。对于人民来说,政府是支木头枪。倘若人们真要
使用它互相厮杀,它就注定要开裂。不过,尽管如此,它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们需
要某种复杂机器之类的玩意儿,需要听它发出的噪音,藉此满足他们对于政府之理念的要求。
于是,政府的存在表明了,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如何成功地利用、欺骗人民,甚至可以使
人民利用、欺骗自己。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这真了不起。不过,这种政府从未主动地促进
过任何事业,它只是欣然地超脱其外。它未捍卫国家的自由。它未解决西部问题。它未从事
教育。迄今,所有的成就全都是由美国人民的传统性格完成的,而且,假如政府不曾从中作
梗的话,本来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因为政府是一种权宜之计,通过它人们可以欣然彼此不
来往;而且,如上所述,最便利的政府也就是最不搭理被治理的人民的政府,商业贸易假如
不是用印度橡胶制成的话,绝无可能跃过议员们没完没了地设置下的路障;倘若完全以议员
们行动的效果,而不是以他们行动的意图来评价的话,那么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应当被视作如
同在铁路上设路障捣蛋的人,并受到相应的惩罚。
但是,现实地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说,我不像那些自称是无政府主义的人,我要求的不
是立即取消政府,而是立即要有个好一些的政府。让每一个人都表明能赢得他尊敬的是什么
样的政府,这样,也就为赢得这种政府迈出了一步。到头来,当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时候,
多数派将有权统治,而且继续长期统治,其实际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极可能是正义的,也不是
因为这在少数派看来是最公正的,而是因为他们在物质上是最强大的。但是,一个由多数派
作出所有决定的政府,是不可能建立在正义之上的,即使在人们对其所了解的意义上都办不
到。在一个政府中,如果对公正与谬误真正作出决定的不是多数派而是良知,如果多数派仅
仅针对那些可以运用便利法则解决的问题做出决定,难道是不可能的吗?公民必须,哪怕是
暂时地或最低限度地把自己的良知托付给议员吗?那么,为什么每个人还都有良知呢?我认
为,我们首先必须做人,其后才是臣民。培养人们像尊重正义一样尊重法律是不可取的。我
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是不论何时都从事我认为是正义的事。……
那么一个人应当怎样对待当今的美国政府呢?我的回答是,与其交往有辱人格。我绝对
不能承认作为奴隶制政府的一个政治机构是我的政府。
人人都承认革命的权利,即当政府是暴政或政府过于无能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有权拒
绝为其效忠,并抵制它的权利。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说,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认为,
1775 年的情况才是如此。如果有人对我说,这个政府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