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
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思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
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
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于是社会的多
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
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却不知道从前那种“新”思想，到了这
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墓、铸铜像的时候，
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罚了！听以说“多数
党总是错的，少数党总是不错的”。
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国民公敌》，里面写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本戏的主人翁斯铎曼医生，从前发现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几处卫生浴池。本地的人听了
他的话，觉得有利可图，便集了资本，造了几处卫生浴池。后来四方的人闻了浴池之名，纷
纷来这里避暑养病。来的人多了，本地的商业市面便渐渐发达兴旺，斯铎曼医生便做了浴池
的官医。后来洗浴的人之中忽然发生一种流行病症，经这位医生仔细考察，知道这病症是从
浴池的水里来的，他便装了一瓶水寄与大学的化学师请他化验。化验出来，才知道浴池的水
管安的太低了，上流的污秽，停积在浴池里，发生一种传染病的微生物，极有害于公众卫生。
斯铎曼医生得了这种科学证据，便做了一篇切切实实的报告书，请浴池的董事会把浴池的水
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碍卫生。不料改造浴池须要花费许多钱，又要把浴池闭歇一两年。浴池
—闭歇，本地的商务便要受许多损失。所以，本地的人全体用死力反对斯铎曼医生的提议，
他们宁可听那些来避暑养病的人受毒病死，却不情愿受这种金钱的损失。所以他们用大多数
的专制威权，压制这位说老实话的医生，不许他开口。他做了报告，本地的报馆都不肯登载；
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也不肯替他印；他要开会演说，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会场。后
来好容易找到了一所会场，开了一个公民会议，会场上的人不但不听他的老实话，还把他赶
下台去，由全体一致表决，宣告斯铎曼医生从此是国民的公敌。他逃出会场，把裤子都撕破
了，还被众人赶到他家，用石头掷他，把窗户都打碎了。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医；
本地商民发了传单不许人请他看病；他的房东请他赶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儿在学堂教书，也
被校长辞退了。这就是“特立独行”的好结果！这就是大多数惩罚少数“捣乱分子”的辣手
段！
五 其次，我们且说易卜生的政治主义。易卜生的戏剧不大讨论政治问题，所以我们须
要用他的《尺牍》（Lettersed，By his son，Sigurd Ibsen； English Trans。 1905）做参考
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个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当普法之战（—八七○至一八七一年）时，
他的无政府主义最为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与一个朋友道：
……个人绝无做国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国家简直是个人的大害。请看普鲁士的国
力，不是牺牲了个人的个性去买来的吗？国民都成了酒馆里跑堂的了，自然个个都是好
兵了。
再看犹太民族，岂不是最高贵的人类吗？无论受了何种野蛮的待遇，那犹太民族还
能保存本来的面目。这都因为他们没有国家的原故，国家总得毁去，这种毁除国家的革
命，我也情愿加入。毁去国家观念，单靠个人的情愿和精神上的团结做人类社会的基本，
——若能做到这步田地，这可算得有价值的自由起点。那些国体的变迁，换来换去，都
不过是弄把戏，都不过是全无道理的胡闹（《尺牍》第七十九）
易卜生的纯粹无政府主义，后来渐渐的改变了。他亲自看见巴黎“市民政府”（mune）
的完全失败（—八七一），便把他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热心减了许多（《尺牍》第八十一）。到了
一八八四年，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在本国若有机会，定要把国中无权的人民联合成一个
大政党，主张极力推广选举权，提高妇女的地位，改良国家教育，要使脱除一切中古陋习（
《尺
牍》第七十八）。这就不是无政府的口气了，但是他终究不曾加入政党。他以为加入政党是
很下流的事（《尺牍》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为“那班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
上的权利，全是胡闹。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牍》第七十七）
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一八八八年，他写信给一
个朋友说道：
知识思想略为发达的人，对于旧式的国家观念，总不满意。我们不能以为有了我们
所属的政治团体便足够了。据我看来，国家观念不久就要消灭了，将来定有一种观念起
来代他。即以我个人而论，我已经过这种变化。我起初觉得我是那威国人，后来变成斯
堪丁纳维亚人（那威与瑞典总名斯堪丁纳维亚），我现在已成了条顿人了（《尺牍》第一
○六）。
这是一八八八年的话。我想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1906）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
了。
六
我开篇便说过，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
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
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
其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
破坏的手续吗？但是易卜生虽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
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决不是什
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
寻医病的药方。
虽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
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他有一封信给他的朋友 George Brandes 说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
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
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
自己（《尺牍》第八十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
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
则独善其身”
，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
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
成器。《娜拉》戏里，写娜拉抛了丈夫儿女飘然而去，也只为要“救出自己”
” 。那戏中说：
（郝尔茂） ……你就是这样抛弃你的最神圣的责任吗？
（娜 拉） 你以为我的最神圣的责任是什么？
（郝尔茂） 还等我说吗？可不是你对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女的责任吗？
（娜 拉） 我还有别的责任同这些一样的神圣。
（郝尔茂） 没有的。你且说，那些责任是什么？
（娜 拉） 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
（郝尔茂） 最要紧的，你是一个妻子，又是一个母亲。
（娜 拉） 这种话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人，正同你一样。—
—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给朋友道：
这样生活，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
都应该的事（《尺牍》第—六四）。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那本《雁》戏所写的只是—
件摧残个人才性的惨剧。那戏写一个人少年时本极有高尚的志气，后来被—个恶人害得破家
荡产，不能度日。那恶人又把他自己通奸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给他做妻子，从此家累日重一日，
他的志气便日低一日。到了后来，他压落深了，竟变成一个懒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贱妇人和
两个无赖的恭维，他洋洋得意的觉得这种生活很可以终身了。所以那本戏借一个雁做比喻：
那雁在半阁上关得久了，他从前那种高飞远举的志气全都消灭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阁做他的
极乐国了！
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
系、负责任。《娜拉》戏中写郝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
她有自由意志，又不许她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她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
拉一旦觉悟时，恨极她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也正为这个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戏，叫做
《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里面写一个女子哀梨妲少年时嫁给人家做后母，
她丈夫和前妻的两个女儿看她年纪轻，不让她管家务，只叫她过安闲日子。哀梨妲在家觉得
做这种不自由的妻子、不负责任的后母，是极没趣的事。因此她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过那海
阔天空的生活。她丈夫越不许她自由，她偏越想自由。后来他丈夫知道留她不住，只得许她
自由出去。她丈夫说道：
（丈 夫） ……我现在立刻和你毁约。现在可以有完全自由拣定你自己的路子。……
现在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担干系。
（哀梨妲） 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还担干系咧！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哀梨妲有了自己，又自己负责任了，忽然大变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决意不跟人
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
是不用担干系的。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所以无论怎样好玩，
无论怎样高兴，到底没有真正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所以哀梨妲说：“有了完全
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家庭是如此，社会、国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
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
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