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争取社会变革的群体如女权主义者、反战者、反主流文化者等的响应和认同。终于，这
些要求社会变革的社会力量和环境保护主义汇合起来，并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浩浩荡荡的
社会运动环境保护运动。1970 年 4 月 22 日的“地球日”是这一运动的开端。
也许是由于对变革的急切心情，也可能是对环境危害的深深忧虑，环境保护主义几乎是
不受任何阻碍地和毫无怨言地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了。“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平
、 、
衡”不仅成为媒体上经常出现的词汇，甚至也成了普通人的口头语。人们与自然交好的迫切
愿望促使他们急于去更多地了解那个曾被视为人类征服对象的自然。他们不仅要亲身投入到
大自然去领略它的美，而且也希望理解它所蕴藏的内涵。于是，大卫·梭罗一个 19 世纪
前半期的自然作家的已被尘封了几乎一个世纪的书又重新被摆上了书架；美国的国家公园之
父，20 世纪初曾为保护约塞来特国家公园地整体性而战斗的自然保护主义者约翰·缪尔，
成了自然爱好者崇拜的偶像；奥尔多·利奥波德，一位提倡“人是大自然共同体的一员”的
科学家，被奉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知和精神领袖，而他的那本融哲理和文学为一体的散
文集《沙乡年鉴》更被奉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圣经”。
与此同时，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和管理的法规也顺利出台了。至今美国所有的几百项环
境法规，大部分都是在 70 年代制订的，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法律，如国家环境法、空气污染
法、水污染法以及濒危物种法都是在这个时期推出的。这真是令环境保护主义者兴高采烈的
10 年，也是令人怀念的环境保护运动的黄金时代。因此，有人称 70 年代是“绿色的十年”
或“生态学的十年”。
20 年过去了，在 60…70 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开始被淡忘了，但是，惟有环境保护运
动似乎长盛不衰。到了 1992 年，全美国已经有大约一万多个民间环境组织（或称非政府环
境保护组织）
，其中最大的 10 个组织的成员已由 1965 年的 50 万人增加到 720 万人。1995
年，根据民意测验，有 73％的人都确信自己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80％的人则把环境看作
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而在 70 年代，持这一观点的则仅有 7％。完全有理由认为，人们的环
境意识要比 70 年代浓厚多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环境保护主义所承受的压力反
而越加沉重了？
也许，对环境保护主义与生俱来的某些特点做一点分析，会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又它的困
窘甚至尴尬。
首先，是它浓厚的道德色彩。如前所述，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信念，是一种重建人与自
然关系的强烈愿望。要实现这种愿望，按照利奥波德的说法，就必须树立一种自然共同体的
意识，“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的征服者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一员和公民。它暗含
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只有树立了这样的一种道德意识，
”
人们才可能在运用他在这个共同体中的权利时，感到他所负有的对这个共同体的义务。这种
认识，不仅依赖于对自然本质的科学理解，同时也依赖于在了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自然的
感情。
因此，这一信念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它与那种从经济学角度来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对后者来说，自然只是一种资源，是人类为追求幸福和创造财富的资
本；在和自然的关系上，人只需行使权利，而无需任何义务；从而，任何限制经济增长的行
为都将是一种对这种特权的侵犯。这是西方 500 年近代文明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而环
境保护，从本质上说，既是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制约，也是对其个人物质欲望的克制。这一点，
则正是环境保护主义受到那些要保护工业发展和私人财产的既得利益阶层猛烈攻击的根本
原因。
（这里，顺便说一句，当前流行的所谓“可持续发展”战略，实际上也是纯经济学的。
在笔者看来，因为它缺乏一个道德上的基础，其结果，恐怕将只能是有“发展”而没有“持
续”）进而言之，就整个社会来说，
。 “发展是硬道理”，因此，任何环境保护在与经济发展的
较量中所取得的胜利，大概也只能是局部的和零星的。这是环境保护主义难以克服的一个矛
盾。
第二，是环境保护主义的中产阶级偏见。前面说过，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世界
观，这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的经济地位和文化教养可以让他们去亲近和热爱那些与经济无关
的自然事物，但是也很容易使他们忽视与经济有关的社会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
们应是 19 世纪拓荒者的后代；因此，他们与那曾为这个国家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的大自然
有着先天的联系。城市拥挤、喧嚣的生活环境往往会勾起他们对田园生活的回想，并促使他
们设法为自己营造某种可以回归自然的条件和气氛。因此，登山、打猎、钓鱼、滑雪、野营
等一直是美国中产阶级上层的传统户外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空
前富裕则给大部分中产阶级提供了旅游休假和野外休闲的物质条件，以致“到大自然中去”
成了一种流行的城市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城市青少年身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
童子军就是美国中小学生野外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正是这种生活方式，非常自然地和
顺理成章地，把偏远的大山、河流、森林和城市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大自然不仅为这些城
市的人们增加了文化生活空间，而且也为他们在和大自然的关系上增添了一份非功利主义色
彩。人们在领略大自然带给他们愉悦和欢快的同时，也开始进一步理解它的美学内涵。这种
理解是那样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大自然的感情，甚至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对野生
的东西的特别的热爱。正像《沙乡年鉴》的作者利奥波德所说的，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感情
已经到了“能有机会看到大雁要比看电视更重要”的地步。这种对大自然和野生的东西的理
解和热爱，甚至偏爱，可以被称作是美国中产阶级中的一种“荒野情结”。
然而，也正是这种“荒野情结”使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忽视了在同一个美国，却和他
们不处于同一社会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六十年代，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
犯罪率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白人，已经离开了城市中心而迁往郊区，
这自然更加深了他们和生活在城市底层的穷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鸿沟。由于偏见，或也由于
传统中产阶级的清高意识，使那些环境保护主义者无视或不愿正视贫穷所带给穷人和少数民
族社区的环境问题。环境正义者们向环境保护主义者提出的挑战正是向环境保护主义者揭示
了这样一条真理：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区问题是和
自然界一样不能忽视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但是，目前使环境保护主义者们困窘的问题还不只是它自身的某些缺陷，还有一个更重
要的时代所带来的变化到了 20 世纪末，那种曾被环境保护主义所激烈批判过的技术崇拜，
似乎又在悄然兴起。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五花八门的新技术似乎给人们对
应付各种环境灾难上增添了一线希望：人可以用破坏了自然的技术去创造另一个自然。而且
还不只此，世纪之交的人们似乎已没有了三十年前的那种危机感：环境问题并不像人们在三
十多年前预感的那样严重，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似乎也未到极限。更有甚者，那就
是 90 年代美国连续十年的经济繁荣所滋长起来的一种乐观情绪。人们似乎更情愿相信：
“未
来会更好！”于是，什么“臭氧层空洞”呀、
“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呀，似乎都有“狼
来了”式的虚张声势之嫌。这是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所要重视的不可回避的一种观念。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回顾三十年的奋斗历程，站在世纪之交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也许和
我一样，有一种“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悲壮之感吧。然而，我仍
认为，不论时代如何转换，环境保护主义都是我们对人类在过去对地球做过哪些伤害的认识
和觉醒；它对重建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追求仍然是我们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尺。不
论新的技术会如何改变地球，也不论它会给人们带来任何新的希望，我们却必须清醒地认识：
人类是不可能在一个没有其他生命的地球上生存的。
走出绿色象牙塔
王力雄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选自梁从诫、梁晓燕主编
《为无告的大自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我在西蒙（锡林格勒）草原，当地的牧民告诉我，他们小时候，放牧最大的难题是牛羊
钻进草里找不到，这话让我想起“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可就在我听这话的当，我眼见
着一只兔子远远跑过，看得清清楚楚，一点障碍都没有。
甘南草原的牧民经历着同样的变化。当地的藏族乡长说，他们小时候骑马上学，尽管腿
短，靴子也会被草上的露水打湿，可是现在早晨骑马，打湿的顶多是马蹄。
前年我在白洋淀，途中给汽车水箱加水，放下很长的绳子才能打到井下的水，而老人们
说，过去趴在井沿就能直接喝到井水。
此类故事俯拾即是。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在于这些变化发生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相
比自然生态几十万年、上百万年的进化，几十年是短到不成比例的瞬间，如果以这种速率退
化，人类在茫茫太空中唯一籍以存身的这颗地球，还能给我们提供多久的庇护，如何能有乐
观回答？
我常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写的那个马贡多小镇。在百年历史中，从充满阳光、
花朵和蝴蝶的一块天地变到遍布蛛网、垃圾，疾病流行，天降成吨的尘土，生出长猪尾巴的
孩子，可是人们照样喝酒、赌钱、搞女人，一口气吃七十二个蜥蜴蛋，对变化浑然不觉，小
镇最终被预言中的飓风刮走，永远消失。
今天似乎不同了，环境保护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全球任何社会，任何政府，
任何阶层，任何组织都在谈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都举这面旗。你可以在大街上拦住任何一个
人询问，我相信不会有人表示反对保护环境。可是为什么环境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保护环境
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呢？
我不想谈那些口头环保派，他们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