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教职员工与大学生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是较低的。其中授课教员与其他职工的比
例更是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和我们目前的人事制度、就业政策有很大关系。学校办社会、
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由学校包下来。国家每年的高等教育经费，不知道有多少是真正用在教
育上的。但是要改革，而国家的人事制度和就业政策不做大的调整，只靠大学自己的力量实
际上推不动。不是所有的大学学科都能直接为生产服务。要求基础课、人文学科、基础理论
学科去创收，无非是像中小学教师一样去业余兼课。那就难免发生与中小学同样的问题。即
使是与实际经济工作联系密切的工程、经济、法律等学科，也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教学与科
研关系的问题。为了知识更新，大学教师边教学边从事科研工作是必要的，但如果科研的额
外收入高于正常工资，还有谁来认真搞教学呢？把课堂变成完全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讲坛，那
就难免重犯１９５８年的错误。
科学研究本身是分层次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应用研究三个层次。
在国外，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一般都是以企业、财团为主，政府资助为辅。但基础研究一般
都是以政府出资为主。我国的科研机构过去的问题是：层次重叠、分工不清；各自隶属于不
同的行政系统，条块分割，互相封锁；再加上政企不分，人员流动困难，所有的科研机构都
在吃财政的大锅饭。尽管３０多年来也出了不少科研成果，但能及时应用于生产的为数极少。
不少科研成果的鉴定会实际上也是追悼会。多少科研人员的毕生精力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科研直接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口号，对于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科技
体制改革过程中，这两类科研机构不仅有可能，而且也应当企业化，不能再躺在国家财政身
上要饭吃。但是基础研究却不可能企业化。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任何一项突破，对国家以至人
类未来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但一般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经过开发
研究和应用研究阶段，才可能变成直接的生产力。基础研究本身一般是只有投入，没有经济
产出的。因此，要求基础研究直接面向经济建设，实际上无异于取消基础研究，迫使搞基础
研究的同志转向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
五
政府机构中，司法行政系统和国家武装力量是社会公正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是国民安
全的保卫者。无论工商、税务、行政、司法、军队、警察系统，都应当有它们自己一套特殊
的价值判断准则和职务晋升规定，而不能乞灵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现代政府机构的效率是
靠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保证的。个人对职务的忠诚，主要是出于为社会服务的荣誉感，而不
是基于经济利益。西方公职人员的收入是有保证的，足以维持其职务的尊严和个人生活的体
面。但从社会比较来看，不过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并不像我们一些同志想像的那样“高官厚
禄”。
现代政府的性质和职责决定了其机构不能追求自身的所谓经济效益。政府所属机构普遍
实行严格的财务预算制度，但第一位考虑的是履行它们的社会职责。追求的目标是在履行公
务时的办事效率。这一点加上必要的知识、忠于职守、遵纪守法，构成公务人员晋升的主要
标准。公务人员成绩突出的，除晋级提薪外，还享有立功受奖的机会；公职人员违法乱纪者，
处分比较严厉，开除公职后一般不再录用。按照西方习俗，个人家庭收入是保密的，但公职
人员除外。例如在香港，如果公职人员的生活标准难以用其收入做出解释，廉政公署就要找
上门来。各国法律对于公职人员接受礼品、馈赠都有严格的数额限制，以确保其执行公务时
持公正态度。
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是政企不分的，只有通过政治运动来保持政府的廉洁。在向现代政
府体制过渡时，应当借鉴各国政府的管理经验。不能为了应付一些眼前的困难，放弃政府制
度建设上的一些原则。例如，为了解决子女就业和政府公职人员实际收入下降的问题，许多
政府所属职能机构纷纷办起劳动服务公司。实际上就是政府机构直接经商。这在西方各国都
是法律严格禁止的事情。政府机构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其任务是保持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
这好比是体育竞赛，如果裁判员又兼运动员，那么公正的比赛就不可能进行。因此，在经济
体制改革过程中，按照政企分离的原则，使这些劳动服务公司逐渐与政府职能机构脱钩，成
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真正企业，才是正确的选择。政府公职人员实际收入下降问题，应
当通过其他正当渠道解决。
一些同志总是用公职人员实际收入下降来为腐败辩护，主张发什么养廉金。可是他们不
想想，这么多吃政府饭的，老百姓养廉养得起吗？政府公职人员工资难以提高，主要原因是
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军队是裁了不少，但其他政府机构的恶性膨胀远远超过了财政的负担能
力。现在一方面是政府公职人员实际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有那么多人还在往政府机构里钻。
这种矛盾的事实隐含着一种危险的倾向，就是使利用公款消费和贪污受贿合法化。如果不加
制止，任其发展下去，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因此，坚决贯彻
政企分离和精兵简政的方针，发动全体干部、群众和一切腐败现象作斗争，是我们当前经济
体制改革中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能要求其前进的每一步都是
完全正确的，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探索才能找到通向彼岸的道路。我们应当尊重处于革命高潮
时期的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总结经验，注意避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教训，尽量减少前进中的曲折，那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也是一种严重的失职。
（摘自《改革备忘》，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市场的力量
弗里德曼
美国经济学家，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本文选自弗里德曼《自由选择》，胡骑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有删节。
每天，我们每一个人为了吃、穿、住，或干脆为了享乐，消耗无数的货物和劳务。我们
想当然地认为，什么时候我们要买这些东西，就能买到。我们从不停下来想一下，有多少人
这样那样出了力，提供这些货物和劳务。我们从不问一问自己，为什么街角那个小店——或
者现在的超级市场——的货架上总有我们想买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挣到钱来购
买这些货物。
人们自然可以假设，一定有谁在发号施令，保证以“适当的”数量生产“适当的”产品，
投放到“适当的”地方。这是一种协调大批人活动的方法，即军队的方法。在军队里，将军
下命令给上校，上校给少校，少校给中尉，中尉给军士，军士再下命令给士兵。
但是，完全靠这种方法或主要靠这种方法，只能指挥一个很小的集团。即使是最专断的
家长，也不可能完全靠命令来控制家里其他成员的每一行动。没有哪一支庞大的军队能够真
正完全靠命令来统率。将军显然不可能掌握必要的情报来指挥最低级的士兵的每一行动。在
指挥系统的每一级，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必须注意考虑特殊情况，即考虑上级不可能了解
的情况。指挥必须以自愿的合作来补充——这种合作不那么明显可见，比较难于捉摸，但却
是协调大批人活动的最为基本的方法。
俄国是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它那巨大经济被认为是靠命令来组
织的。但这只是想象而并非事实。在经济的每一层，都有自愿的合作来补充中央计划的不足
或抵消它的硬性规定——有时是合法地进行，有时是非法地进行。①
①参看赫德里克·史密斯：
《俄国人》
（纽约：方形丛书和纽约时报图书公司，1976
年）；并参看罗伯特·G．凯泽：
《俄国：人民与权力》
（纽约：阿瑟纽姆公司，1976 年）
。
的因素，它运行的效率肯定还会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经验悲剧性地说明，完全不要市场，
会使人们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在农业方面，国营农场的全日工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小块自留地上种粮食、饲养牲畜，
供自己用或在比较自由的市场上出售。这种自留地只占全国农田总面积的不到百分之一，但
据说提供了苏联全部农产品的将近三分之一（“据说”，这是因为大概有些国营农场的产品，
暗中当作自留地的产品出售了）。
在劳动市场方面，个人很少受命去做特定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没有什么指导。
倒是用人单位为各种工作提出工资，而个人去求职，这同资本主义国家很相象。只要受雇，
人们就可能被解雇，也可能主动辞掉工作而去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工作。但实际上有许多限制
影响了人们挑选工作的自由，而且法律也禁止任何人成为雇主。尽管如此，却仍有许多地下
工厂为商品齐全的黑市服务。靠强制来大规模地分配工人，干脆就行不通；而且很明显，要
完全压制私人经营活动也是办不到的。
在苏联，各种工作的吸引力，常常取决它们能提供多少非法兼职的机会。莫斯科的居民
碰到家里什么设备坏了，如果找国营的修理站，他可能得等几个月才能得到修理。但他可以
不这样做，而去雇一个兼职的人——很可能就是在国营修理站工作的人。住户的设备马上就
能修好，那个兼职的也可得到一些外快，真是两全其美。
这种自发的市场因素虽然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抵触，但却获得了很大发展，
因为要消灭它们，代价太大。自留地是可以被禁止的，但人们一想起三十年代的饥荒，便感
到不寒而栗。现在苏联的经济已很难说是高效率的典范了。要不是有那些自发的因素，它运
行的效率肯定还会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经验悲剧性地说明，完全不要市场，会使人们付出多
么惨重的代价。
正如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按指挥原则运行那样，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通过自愿的
合作来运行。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些指挥的成分。它们可采取多种形式。可以是直截了当的。
如征兵，禁止买卖鸦片或甜味素，法院禁止被告或要求被告采取某些行动；也可以是非常隐
蔽的，如征收重税来劝阻人们吸烟——如果这不算命令的话，可以说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对
另一些人的一种暗示。
两者如何搀合，关系极为重大。或是自愿的交易基本上是地下活动，其发展是由于占支
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