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谷物法”获胜，该法律对进口小麦和其他粮食（统称谷物）征收关税并施加其他限制。
这样开始了历时四分之三世纪的完全自由的贸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并完成了早在
几十年前就已开始的向高度有限政府的过渡。用上面引用的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这个变化
使每个英国居民享有了“完全的自由，可以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
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经济因此而迅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显出了某些贫
苦地区的惨景，对此狄更斯和当时的其他小说家都有极其生动的描述。人口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而增加。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加。在上面所有一切获得发展的同时，政
府开支却缩减到只占国民收入的很小一部分，从十九世纪初期的接近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降
到 1897 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六十周年大庆时的大约十分之一，这一年可以说是英国鼎盛时
期的顶峰。
美国是另一个惊人的例子。十九世纪的美国是征收关税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的
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曾为之进行辩护，
中， 试图——一肯定没有成功——反驳亚当·斯
密主张自由贸易的论点。但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的关税是很低的，而且政府对国内外
自由贸易没有施加多少别的限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移民入境仍然几乎是完全自由
的（只是对从东方来的移民施加限制）。正如自由女神铜像上的铭文所说的那样：
给我，你们那疲劳的，你们那穷苦的，
你们那挤作一团、渴望自由的人们，
你们那富饶的海岸抛弃的可怜垃圾。
送给我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
我在这金门旁举灯相迎。
移民成百万到来，我们成百万地接受。他们不受任何人的干涉，自由自在地生活劳动，
日子越过越好。有些人毫无根据地把十九世纪的美国描绘成剥削成性的资本家和极端个人主
义横行的时代。据说，当时垄断资本家残酷地剥削穷人，他们鼓励移民，然后敲骨吸髓地榨
取他们的血汗。华尔街被描绘成了欺骗小城镇居民的恶魔，说它专门吸吮中西部农民的血，
幸亏他们身体强壮，尽管受尽折磨，还是活下来了。
实际远非如此。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最初来的可能受骗，但十年二十年后仍有成
百万人继续到美国来受剥削，就是不可想象的事了。他们来是因为那些先来的人大都实现了
自己的希望。纽约的街道不是黄金铺成的，但是苦干、节俭和冒险精神带来了在欧洲不可想
象的报酬。新来的移民从东往西扩展。随着他们的扩展，出现了一座座城市，越来越多的土
地得到耕种。国家越来越兴旺发达，移民分享了繁荣。
如果农民受到剥削，他们的人数怎么会增加呢，农产品的价格确实下跌了。但这是成功
的标志而不是失败的标志，它反映了机器的发展、耕种面积的扩大和交通的改善，所有这一
切使农业产量急速增长。最后的证明是农田的价格不断上涨——难道可以说这是农业不景气
的迹象吗。
据说，铁路大王威廉·Ｈ·范德比尔特在回答记者问时曾说：
“公众真该死”。这句话后
来竟成了人们指责资本家残酷无情的口实，但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正是在十九世纪，美
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私人资助的学校成倍增加；对外国的传教活动急剧扩大，非
赢利的私人医院、孤儿院和其他许多慈善机构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差不多每一种慈善机构或
公共服务组织，从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到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从印第安人权利协
会到救世军，都是在那个时期产生的。自愿的合作，在组织慈善活动方面的效率，一点也不
比在组织生产谋取利润方面的效率差。
除慈善活动外，文化事业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不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边疆小镇，都修建
了美术馆、歌剧院、博物馆以及公共图书馆，而且成立了交响乐团。
政府开支的数额是衡量政府作用的尺度。除了在几次大的战争期间外，政府的开支从
1800 年到 1929 年一直没有超过国民收入的约 12％。其中三分之二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
大都用于资助教育事业和修建道路。1928 年，联邦政府的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约３％。
美国的成功常常被归因于资源丰富和幅员辽阔。这些自然起了作用——但如果这些是必
不可少的，我们又如何解释十九世纪的英国和日本或二十世纪的香港呢？
常有人坚持说，十九世纪的美国人烟稀少，所以政府可以限制自己的活动，实行自由放
任的政策，但在人口集中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政府必须起大得多的、确确实实的主导作用。
这些人如果在香港呆上一小时，肯定会放弃这种看法。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我们
可以改变各种制度。物质的和人的特性限制了我们选择的余地。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这些
都阻止不了我们去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它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
它维护并扩大人类的自由，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
它变成我们的主人。
市场经济中新的伦理和法治
茅于轼
（1929…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中评”
网“学者社区” 茅于轼个人主页
改革二十年，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恐怕是人们观念的变化。在以前，人们普遍接受的
道德观是无私奉献，为国为民，听从组织分配，把一切交给党。而现在虽然还有人按老调子
做宣传，但是相信的人越来越少，尤其在青年人中间，出现了道德的迷茫。现在流行的信念
是人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个人在社会，国家中占的位置越来越重，集体越来越被忽视。这
样一种观念上的变化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判断是非的准则，从而也改变了人们的行为。
这样的变化是好是坏？它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应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道德规范？
朝市场经济发展的改革，十年以前还是很有争议的，现在应该说是越来越一致了。因为
这场改革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虽然也有不少问题，但是大多数人生活水平提
高，国家实力增强，个人自由扩大，中国人从改革中得到的肯定超过失去的。而这场改革的
基本推动力，正是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从世界范围内看，市场经济成长的二三百年从根
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在此期间人们生活的提高超过了过去人类历史上几千年的成
就。这一成就同样是来源于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而不是对什么主义的信念。
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之前个人的私心是一切罪恶之原，而到了
市场经济时代它反而成为社会进步的基本推动力？
答案很简单。市场经济之前个人的私心通过侵犯别人的利益来实现，私心没有使全社会
的财富有所增加，只是财富的转移，而且在这种财富被转移的斗争中造成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保护，个人利益只能通过人们之间的合作来实现，
也就是通过交换，彼此都从交换中得益。这种人际关系使得全社会的财富不断增加。
市场经济之前和之后，人的私心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人际间的处世准则，最重要的是
个人利益和个人财产是得到保护，还是随便被侵犯。个人利益和财产的保护，既有法律方面
的，也有道德伦理方面的，而且还有习惯文化方面的。在我国，过去个人的私心不被承认，
它只能在各种冠冕堂皇口号的掩饰下表现出来。文革时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背后还是私心
在起作用。当然也有一些天真善良的人身体力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指示，结果被一
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斗争就是对别人利益的侵犯，它丝毫也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夺权
和阶级斗争使得无数人遭受折磨，甚至去自杀。城里人被赶去干校，青年人不能升学，专业
人员不能从事自己的业务，文革使全社会的痛苦趋于极大。
市场化的改革承认了个人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然而市场也
表现出许多丑恶的东西。人们在物质上得到了满足，但是在精神上感到沮丧，空虚和失望。
这些丑恶的东西仅仅是私心造成的吗？
是的，丑恶的现象和私心有关。但是仅仅是私心并不导致丑恶。关键的一步是只有自己
的私，漠视别人的私；自己的私欲膨胀，侵犯别人的利益，这才是问题的所在。要求人们无
私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应该要求人们尊重别人的私，把别人的私看成和自己的私同样重
要，问题就全部解决了。中外古今许多哲学家都把″私″看成是一切罪恶之原，因而他们所
设想的理想社会必须是一个无私的社会。其实他们把问题看错了。我们要为私字平反，我们
更要树立尊重他人的私和自己的私同样重要的观点。
树立这样的观点困难何在？首先因为传统上对私字的否认，使正当的个人利益得不到承
认和保障，不能名正言顺地宣扬对私利的保护。它只能在当时流行的口号下伪装起来，造成
一种虚伪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道德的起码要求。其次由于社会上有特权存在，他们置身于法
律之外，能侵犯别人的利益而不受制裁。本来每个人都会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不用别人来教。
如果有人侵犯自己的利益自己会奋而抵抗。但是当有特权存在的时候，个人维护自己利益的
代价非常昂贵。或者说，有特权的人侵犯他人利益的风险很小。于是许多人专心致志于获得
特权，而不去努力保护众人的个人权利。贪污之所以盛行，也与特权和民权的对立状态有关。
市场经济要牢靠地树立起来，必须明确保护个人利益，反对特权，保障民权，进而尊重
他人的权益，发挥同情和博爱，建立一个既有丰富的物质享受，又有良好道德风范的社会环
境。我们已经在这方面成功地迈出了开始的几步，全世界的人都在注视着我们，看看中华民
族能不能克服这最困难的新的道德和法治的建设，最终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国家。
2000。12。22。于泰安
为市场定位
布罗代尔
（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本文选自《反市
场的资本主义》，许宝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我们能否为市场恰当地定位？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因为“市场”一词的意义
本身就不太精确。一方面，市场指在自给自足以外的各类交换方式，我们所描绘的所有大小
的贸易，以及与贸易地域（城市市集、国家市场）或某种特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