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市中心自盖摩天大楼的大企业家；乔冠华，国务活动家，国际知名的外交家，政论家；柯
召，数学权威，四川大学校长；谷霁光，史学权威，江西大学校长；程裕淇，地质专家，地
质矿产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吴组缃，国际知名的文学家，冯玉祥将军的老师，北京大学教
授；王竹溪，物理学权威，北京大学副校长；赵力章、傅承义、顾功叙，我国地球物理学的
奠基人；李国干，著名经济学家，画家，台湾大学教授；张天开，从事国际劳工运动的著名
专家；王铁崖，北京大学教授，国际驰名的国际法学权威；沈同，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生
物化学家；张昌龄，水利专家，三门峡水利工程的主要设计人等。
在纪念清华八旬大庆时，冯友兰老师发表论文，说：“清华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迈代学
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是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
历史。”这个论点是完全正确的。1929 至 1931 年间罗家伦校长和冯老师等是这个过程的创
始人。从 1931 年至 1950 年的 20 年间，梅贻琦校长完成了这个过程。我国当代文、理、法、
工、农各门类独立的科学、技术的创建人、奠基者都产生或荟聚于这个时期的清华园，列举
他们的芳名如次：
钱三强——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为我国核科学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钱学森——“中国的氢弹之父”
；
钱伟长——力学物理的创建者；
华罗庚、陈省身——数学大师；
王大珩——光学大师；
贝聿铭——建筑设计大师。
清华各院系的奠基人有：
施嘉炀，顾毓琇、刘仙洲、陶葆楷等、是工学院的创建人；
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吴宓、赵元任、王力是国学、文学、语言学的奠基
者；
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贺麟是哲学系的创立人；
蒋廷黼、刘崇鋐、吴晗、是历史系的奠基人或高才生；
陈达、吴景超、潘光旦是社会学系的建立者；
浦薛凤、王化成、钱端升、萧公权、张铣是政治学系的奠基者；
陈总、萧遽、余肇也是经济学系的创建人；
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任之恭是物理学系的创建者；
张子高、高崇熙、萨本铁是化学系的奠基者；
熊庆来、杨武之、赵访熊、庄圻泰、许宝骤是数学系的创立者；
赵九章、傅承义、顾功叙是地球物理、地震学的奠基人；
陈桢是生物学的建立人；孙国华、周先庚是心理学的建立人；
翁文灏、谢家荣、袁复礼是地质学、黄厦千是气象学的创始人。
以上列举的并不完全，但由此可见建立我国独立的现代学术的概貌。所有这些学术的规
划和负责人物都是在梅校长领导下工作的，是梅校长的不朽功勋。
还有一点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西方人主持的诺贝尔奖金，在远东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和
李远哲教授，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都是梅校长的学生。
北大校长论北大
北大之精神
蒋梦麟
（1886…1964），中国现代教育家，1923—1925 年
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30～1945 年任北京大学
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
海出版社
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之事。这几年来，我们全校一致的奋斗，
已不止一次了。当在奋斗的时候，危险万状，本校命运有朝不保夕之势；到底每一次的奋斗，
本校终得胜利，这是什么缘故呢？
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这是说一个人能容，才
可以做总握万机的宰相。若是气度狭窄，容不了各种的人，就不配当这样的大位。凡历史上
雍容有度的名相，无论经过何种的大难，未有不能巍然独存的。千百年后，反对者、讥议者
的遗骨已经变成灰土，而名相的声誉犹照耀千古，“时愈久而名愈彰”。
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的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
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如死了的一般。
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
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
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
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
“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
“里”要好驶飞艇才好！
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
胆小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惊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
出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个思想上的胆小鬼，被本校渐渐地压服了。本校是不怕越出
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
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
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
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
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
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
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1923 年 12 月 17 日
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蔡元培
（1868—1940），中国现代教育家，1917—1927 年
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
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
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
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
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
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
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
还肯投人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
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
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
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
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
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
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
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
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
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
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
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
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有条件的允
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
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蔡君本意。
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
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爱蔡孑民者启
1919 年 6 月 15 日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胡适
（1891—1962），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1945
—1949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
《大学精神》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送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
第一个方子是：
“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个青年人离开了做学问的环
”
境，若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的追求知识的
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
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没有书，你自
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
寻师访友。”没有问题可以研究的人，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研究。
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
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
活动。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的事业往往比他的职
业还更重要。英国哲人弥儿（J．S．Mill）的职业是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但他的业余工作使他
在哲学上，经济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