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本篇收入本书前未能在报刊发表。
〔２〕 “双十” 即双十节。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决定以十月十日为国庆节。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窃取政权后，仍以“双十”为国庆节。
重三感旧〔１〕
——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
丰之余
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２〕。
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３〕，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４〕，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５〕，看《化学鉴原》〔６〕；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７〕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８〕，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然而现在是别一种现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９〕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
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１０〕。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１１〕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１２〕的喽罗。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
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生存竞争”添一条新例的。
十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六日《申报。自由谈》时，题为《感旧》，无副题。
〔２〕 “骸骨的迷恋”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斯提（叶圣陶）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十九期发表过一篇《骸骨之迷恋》，批评当时一些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有时还做文言文和旧诗词的现象，以后这句话便常被引用为形容守旧者不能忘情过去的贬辞。
〔３〕 “新党” 清末戊戌变法前后主张或倾向维新的人被称为新党；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出现主张彻底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党人，因而前者被称为老新党。
〔４〕 甲午战败 一八九四年（甲午）日本侵略朝鲜并对中国进行挑衅，发生中日战争。中国军队虽曾英勇作战，但因清廷的动摇妥协而终告失败，次年同日本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５〕 《学算笔谈》 十二卷，华蘅芳著，一八八二年（光绪八年）收入他的算学丛书《行素轩算稿》中，一八八五年刻印单行本。
〔６〕 《化学鉴原》 六卷，英国韦而司撰，英国傅兰雅口译，无锡徐寿笔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
〔７〕 “富强丛书”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曾出现过“富强丛书”一类读物。如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由张荫桓编辑，鸿文书局石印的《西学富强丛书》，分算学、电学、化学、天文学等十二类，收书约七十种。
〔８〕 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 字孝达，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年间进士，清末提倡洋务运动的官僚之一。曾任四川学政、湖广总督、军机大臣。《书目答问》是他在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任四川学政时所编（一说为缪荃孙代笔）。书中列有《新法算书》、《新译几何原本》等“西法”数学书多种。缪荃孙（１８４４—１９１９），字筱珊，江苏江阴人，清代藏书家、版本学家。
〔９〕 《庄子》 战国时庄周著，现存三十三篇，亦名《南华经》。《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
〔１０〕 “旧瓶不能装新酒” 这原是欧洲流行的一句谚语，最初出于基督教《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提倡白话文学的人，认为文言和旧形式不能表现新的内容，常引用这话作为譬喻。
〔１１〕 “五更调” 亦称“叹五更”，民间曲调名。一般五叠，每叠十句四十八字，唐敦煌曲子中已见。“攒十字”，民间曲调名，每句十字，大体按三三四排列。
〔１２〕 “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原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钱玄同攻击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话，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七月）他给陈独秀的信中，当时曾经成为反对旧文学的流行用语。桐城派是清代古文流派之一，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姚鼐等，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他们和各地赞同他们文学主张的人为桐城派。
“感旧”以后（上）〔１〕
丰之余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旧，就引出了一篇施蛰存〔２〕先生的《〈庄子〉与〈文选〉》来，以为我那些话，是为他而发的，但又希望并不是为他而发的。
我愿意有几句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
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没有这些的。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现在施先生自说了劝过青年去读《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点相关，但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我实在并没有这意思。
不过这是在施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之前的话，现在却连这“相关”也有些疏远了，因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较顽固的遗少群，标准还要高一点。
现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释，（一）才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是因为稿纸太小了，“倘再宽阔一点的话”，他“是想多写几部书进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历，是“从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觉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了，所以推举了这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寻觅。我想，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则被劈棺之后〔３〕，恐怕要劝一切有志于结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传》〔４〕的罢。
还有一点另外的话——
（一）施先生说我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但我并未这么比方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
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
，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５〕的立场。
（二）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然而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都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与《文选》了呢？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
（三）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他的文章中，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备考B：
《庄子》与《文选》 施蛰存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
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选》，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