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总是受到社会的特殊看待，通常被称作“女强人”、“女大款”。
中、高等学历者占据多数。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文化素质在提高，调查显示，学历上升最为明显的是研究生所占比例，从1993年到2002年，共计上升了约7。2倍。
中共党员比例上升。2002年，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达30％。与党员在全国成人中所占比例（2002年为8％）相比，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调查显示，作为一个社会精英阶层，私营企业主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其他领域的精英，尤其是经济精英，而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少。比如，在1993年的私营企业主中，原来是企业负责人的，只占六分之一。而10年后，这一比例已到一半以上。而出身于工人和农民的私营企业主比例，则下降了很多。
大量的私营企业主，在保留其私营企业主身份的同时，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和路径，主要是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比例上升，而层级也在上升。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趋势，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个阶层的经济力量不断扩大，国家日渐重视，不断扩大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空间。其次，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积极性越来越大。比如，在江苏射阳县，258个村中，有250个村的村主任由年收入超10万元的“富人”充任。
工人的流动
在课题组的研究中，工人和农民处于十大社会阶层的底部。那么，什么样的工人向上层流动，即从工人岗位进入较高层级的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组织负责人？在传统国有企业，这一流动被简化为从工人提拔为干部。
在工人阶层中，商业人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较多，生产和运输工人居中，服务人员的机会最少。统计表明，与一般工人相比，向上流动的工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在政治方面，向上流动者近80％是中共党员，而一般工人中的党员比例是27。4％。这说明，对这些人需要更多的政治忠诚和企业忠诚。
父亲的职业背景在工人的向上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父亲如果是组织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或办事人员，则有更大的可能向上流动。但是，研究者说，组织负责人的父亲不能将子女提高到企业的较高层次，而只能达到中等层次。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级负责人需要高水平的智能，父母的权力很难帮助子女突破智能方面的局限。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报告指出，在生产和运输、商业岗位上下岗的工人，其受教育年数平均高于在岗工人。原因在于，很多企业裁减了学历较高，但体能、技能和勤力性（勤奋与努力程度）较低的城镇工人，由学历较低，但体能、技能和勤力性较高的农村户籍者代替。
农民的出路
研究人员在西部一个村调查，发现该村党支部7个党员，最大的83岁，最小的67岁，当地人称他们为“7个党员6颗牙”支部。所有能跑得动的都出去打工了。
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没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成为农民工，是他们主要的向上流动机会。虽然他们在城市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与农民相比，他们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
那么，农民工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最可能向上流动的机会，是成为个体工商户，而要成为城镇正式工人和企业老板的可能性很小。
超过90％的农业劳动者出身于农民家庭，同时，超过半数的农民家庭子女仍然是农业劳动者。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行地域流动和处出打工机会大大增加，但从社会流动角度来看，农业劳动者是上升流动机会最少的社会阶层。
报告认为，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导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陆学艺说，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外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机制正处于形成过程中。
破除流动之碍
按照通常规律，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阶层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也即通过个人的后天奋斗，实现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开放性社会。总体而言，在封闭社会，先赋性规则（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而在开放性社会，后致性规则（个人教育程度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那些标志着社会区隔的重大制度和政策，诸如阶级成分、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或者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式微。个人的教育程度和那些先赋性要素，在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上的作用力大幅度地此消彼长，现在，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们而言，他们不是通过国家而安排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而决定自己的事业的局面。这一切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开放性程度正逐步提高。
在中国社会结构趋向开放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特别注意的倾向。报告指出，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再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集聚的趋势，大量原本只拥有其中一类或两类资源的人，到近些年则基本同时拥有这三种资源。这些倾向，对于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阶层结构，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依然存有一些既不合理又欠公平的制度歧视，如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畸重畸轻、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隔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应该意识到，经济持续发展要依靠公平而合理的社会关系加以保障。只有进一步打破对社会成员流动的一些不公正的制度性歧视，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公平程度才能更为提高。”陆学艺说。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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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契机
南方周末 2004…08…05 15：59：54
■月度论文
□薛涌
编者按：问题与观念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关怀。在后改革时代悄然到来的今天，影响中国前途的关节性问题有哪些；面对现实复杂性，观念的呈现和颠覆又如何。这些都是很多读者用心思量过、一直关心着的问题。月度论文拟为这种思考添薪加火，每月月初推出一个话题，旨在为作者留出讨论这些问题的公共话语空间。我们深知，任何对真理的简化都是危险的。所以，我们留出充裕的空间，也期待有兴趣的读者耐心品味。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热切盼望读者的回应与批评。
笔者不久前在《南方周末》发表了《谨防大学泡沫》一文，指出目前中国主要还是一个产业社会，不是服务业社会。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主角还是蓝领劳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还是配角。而中国目前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战略，忽视了对劳工的服务，培养了过多的大学生。
没有想到，同一期的《南方周末》，刊发了“民工荒”的报道。这无疑是对笔者观点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持。目前的中国，竟然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民工在一些地方又告短缺，几乎和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背道而驰，可谓世界一大奇景。
可惜，中国社会对这一扭曲的劳动力市场还缺乏认识，更少有人讨论相应的对策。笔者去年曾提出，中国要考虑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战略，不要守着低劳动力成本的短期优势固步自封。但此说在许多雇主对民工连最低工资也不愿按时付的时候，无异于天方夜谭。
然而，中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高工资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面临的“民工荒”，也许为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
“民工荒”的本质，是中国在21世纪初还在死守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战略。众所周知，由于改革的成功，25年前的中国和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是两个“国家”。25年前，中国一贫如洗，没有基本的发展资金，除了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走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别无他途。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并且很快就会面临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我们却没有根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完成必要的战略转型。
据《时代周刊》1979年引述的数据，1977年，中国的GDP只相当于3730亿美元，人均收入仅378美元。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到1985年就需要花掉8000亿美元（上述数据均以当时的美元价值计）。可以说，中国当时是个近乎赤贫，毫无发展的本钱来偿付现代化所需资金的国家，只能靠出口石油和运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为外资加工产品。
如今呢，中国的GDP以美元计达15000亿左右，翻了几乎3倍，人均GDP为1120美元，翻了几乎两倍。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享受着可观的贸易顺差。中国终于有了发展的本钱！同时，再看我们25年前穷得叮当响时所倚仗的那些资源：如今石油不仅无法出口，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这在1970年代末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接下来我们应该问的另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否也会步石油资源的后尘、最终陷于枯竭？
这个问题，一年前提出还是个笑话。中国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人。然而，“民工荒”的出现提醒我们：中国早晚有一天会发展到缺人的地步。目前的“民工荒”还仅仅是我们看得见的人力短缺，以后还会有我们现在看不见的。比如，有关专家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世界服装和纺织品的进出口配额制度可能取消。这将引起世界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巨大震荡。中国将成为这一巨变的主要受益国。根据《金融时报》所引述的估算，一旦这一贸易壁垒被彻底推倒，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将暴增，对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将从现在的16％增长到50％。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也将以类似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服装与纺织品出口在短短几年内可能扩张数倍。而服装和纺织品制造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一，在世界上雇用着4000万劳工。
如果中国抢下这个市场的一半，那么仅这一个行业，至少就需要2000万左右的劳工。这也无怪，一些外商已经开始抱怨在中国找服装、纺织工人越来越难。而再过十多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年轻劳动力的相对短缺会进一步加剧。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对策，十年后这一问题将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