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战争临近结束，美国战略情报局还希望提高〃迪克西使团〃的级别，以便配备无线电设备网，并要求战区给使团更多的人员。魏德迈不答应这一要求，而是建议美国战略情报局要学会如果不是因为非常重要的事要尽量削减行动。
1945年8月中旬，当他们试图开始工作，也就是要占有和掌握城市的档案时，日本人投降了，所有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分队面临着与共产党的冲突。古斯塔夫·克劳斯（Gust*Krause）当时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北方的头目，告诉赫普纳，他并不认为这些组织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8月24日形势开始明朗了，他的担心并非毫无依据，因为一个由约翰·伯奇、三个美国人、七八个中国人、两个朝鲜人组成的团体乘火车从桂林、安徽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地进发。25日他们遇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遣队，伯奇和他们谈话，给他们一些西瓜，而他们则让美国战略情报局小组通过。伯奇的人发现他对共产党的态度非常〃严厉〃，但当他们告诉他，他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时，伯奇说，〃不用担心，我想看看共产党人是怎么对待美国人的。如果他们杀了我，我不在乎，因为如果那样美国会用原子弹阻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后来他们的小队又碰到另外两组士兵在毁坏铁路及电话线，他才愿意让中国士兵与他们同行，上尉董庆胜（TungChin…sheng）介绍了情况。
董去找兵站的一些士兵并要求见负责的军官。尽管士兵们比较好斗，但还是带他去见一个军官了。董告诉这个军官，他和伯奇的分队是属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但他们接到命令要去苏州。董听到这些人窃窃私语，〃这儿又来了一批间谍，我们最好先解除他们的武装，等了解事情真相后再把武器还给他们；要不就把他们全部杀了〃。
然后士兵们就带董回到伯奇那儿，他悄悄告诉了伯奇刚才所听到的。伯奇把手背在背后去见共产党的军官，说话的态度非常无礼和尖刻。他还揪住了一个士兵的后脖领，于是共产党向伯奇和董开枪，然后把他们扔到沟里去了。伯奇死了，但农民们救了董。日本人经过时把他带到一个日本战地医院治疗，并发电报告诉汉口的中国将军整个事情的经过，后来，他们又把董转移到了一家汉口的普通医院。
共产党俘虏了伯奇团队的其余成员。8月30日，魏德迈在赫尔利大使家中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然后在重庆又一次会面。他强调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要求共产党就此事做一份报告，并要求释放关押中的美国人。他还对释放〃猎犬〃施加压力。这次会面的详细情况及毛泽东要求对这事做调查的指示被送到了延安观察组，又送达朱德。因此，伊顿，然后是〃迪克西使团〃的指挥，很快就能建议空地救援队把三个〃猎犬〃组成员带到瓦洛夫机场并送到西安。
后来，董因枪击事件责怪了伯奇，强调如果这个人保持冷静，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了。指挥伯奇的官员也倾向于肯定董的估计。他们把他描述成一个过于热情的狂热者，他这样的人容易殉难。在战争期间他就曾认为日本人是〃反基督教的〃，在日本人失败后他又把这一称呼加在共产党身上。但是，伯奇事件或许延长了〃迪克西使团〃的存续时间，因为随着共产党和那些野外分队的关系越来越敌对，〃迪克西使团〃成为中国战区共产党控制地区惟一的情报和政治信息来源。它还是惟一的直接、持续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联络的组织，因此也可以作为一种维持一些友好关系的工具。他们主要是通过个人往来，通过监督当地中国的气象站，有时还运送经过特别批准的供给如药品，就通过这些方式维持关系。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它没有按照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去发展，但〃迪克西使团〃起到了各种作用，甚至到日本战败后还在发挥这些作用。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组织，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它的委托人之间的嫉妒和竞争。共产党人也注意到了它没有适当的军事支持，而且它的内部也是不统一的。他们也知道〃迪克西使团〃是战区禁止与共产党打交道的例外，起初他们还想以此为资本。中美合作所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贬低和污蔑多诺万的人员的机会，说他们〃与共产党共事〃，因为很多参与〃迪克西使团〃的人都建议更进一步全面地与共产党接触，迈尔斯和戴笠指挥之下的宣传工厂因此能获得更多的材料。中国共产党发现美国人并不愿意支持他们在未来中国的任务，对此越来越失望，只是保持着礼貌。在美国想避免卷入可能撼动中国的战后剧变但并不成功的同时，中国的政策却注定会影响战后多年美国的政治思维。
第八章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使命的终结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
1945年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的辞职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与此同时，他随意流露出来的震怒同样也让人感到惊讶。这位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人士在给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中抨击道〃我们所'宣扬'的政策与我们实际的国际'行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还抱怨说：因为他想要撤掉的专业人员乔治·阿特切森和约翰·谢伟思已经被调到美军驻亚洲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手下。据赫尔利所言，乔治·阿特切森和约翰·谢伟思继续支持共产主义和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赫尔利的激烈言辞引起了白宫的回应。杜鲁门得知赫尔利在公开场合发泄怒气，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咆哮：〃看这个狗娘养的在对我做什么！〃杜鲁门总统认为赫尔利非常狡诈，因为他的辞职将引起国会的质疑，在中国的危机问题上将增加党派间的政治争论。为了遏制这种不良政治影响，杜鲁门总统任命乔治·马歇尔将军为特使访华。
总统内阁已经推荐马歇尔接替赫尔利驻华大使的职位。同时，其他许多人也认为马歇尔是很好的人选。他是一名英雄，与国内的党派政治毫无瓜葛；他是深得人们信赖的军人，不会把美国牵扯到一场愚蠢的战争中；他是个人物，可能不会被指责为背叛中国。新闻界推测，马歇尔可能在对华政策方面做些调整。并猜想接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Byrnes）成为下一任国务卿的人选非马歇尔莫属。
然而，有些人像艾利斯·彼得逊（EllisPaterson）议员则谴责道：马歇尔根本不了解中国，他只是一介武夫，而不是一个外交官。事实上，彼得逊的批评却表明他自己对马歇尔的背景知之甚少。马歇尔将军在20世纪20年代曾驻守中国，那时候他学习了中国文化，并能够用汉语流利地发表简短的演说。
批评马歇尔的人不只是彼得逊一人。其他批评者认为马歇尔也许比较适合这个工作，也许有足够的智慧完成使命。然而，当驻中国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前局长约翰·科弗林从多诺万将军那里听到关于马歇尔要任驻华大使的消息时，他的反应是，〃很遗憾！马歇尔作为军人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但是他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大使〃。
当魏德迈将军了解到马歇尔将要来中国时，他表现出一些妒忌。在他写信给1945年执行〃迪克西〃使命的朋友伊万·伊顿时说：他在中国的13个月中，已经尽力避免把美国卷入政治冲突中。有别于迈尔斯和中美合作所，他不支持中国内战的任何一方，但是现在他明白，如果形势好转，那些职业外交官将名声大噪；如果事情变糟，受指责的将是他。
后来的事让魏德迈将军变得更加恼火。当他1946年返回美国时，希望被任命为驻华大使。他本来不想要这个职务，但马歇尔要求他接受这个职务，于是他答应干一年。魏德迈将军以为马歇尔将军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自己将被任命为国务卿，因此要找一个了解并信得过的人做驻华大使。正当魏德迈准备走马上任时，马歇尔突然决定由燕京大学前校长司徒雷登（LeightonStuart）博士充任这一职位。后来，魏德迈被告知：因为共产党人认为他是不可接受的，这证实了他的想法。因为他认为毛泽东也正在暗中左右谁将是下一任大使。事实上，伊顿说：共产党人很惊喜地看到司徒雷登被任命。他们对魏德迈并不感兴趣，反而认为司徒雷登是可能有同情心的老朋友。
杜鲁门指示马歇尔尽力以和平*的方式统一中国，结束那时已经爆发的内战。他打算对蒋介石直言不讳，利用蒋希望得到美国经济和军事的帮助作筹码。他将说服蒋介石召开一个包括共产党人参加的所有主要政治团体代表出席的大会。这个建议与蒋介石就解决共产党问题公开发表的声明并不矛盾。这与双方在1945年达成的《双十协定》也不矛盾。那时他们同意召开会议，商量如何建立宪政。
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中国的人员向华盛顿的总部报告中国对马歇尔任命的反应。他们写道：中国所有的团体都十分惊讶赫尔利的辞职和马歇尔的任命。每一团体都使他的支持者相信马歇尔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私下里每一个团体又都对马歇尔心存疑虑。政府新闻媒体反应非常客气，但是内部消息说，国民党担心美国可能停止对国民党毫不含糊的支持和不再相信国民党的宣传。共产党人显得很乐观，他们认为没有人比赫尔利更敌视他们。他们希望马歇尔能恢复罗斯福、史迪威和高思的政策。共产党人的参谋长叶剑英说他很敬佩马歇尔，并欢迎马歇尔作为同行访问延安。中国的其他团体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一些人计划用痛斥蒋政府缺乏*的信件和请愿书来轰炸马歇尔的司令部。
美国对中国的调停似乎也取悦了苏联，他们已经从延安撤回了他们的*。然而，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不如冷战宣传使人们所相信的像日本刚投降时那么友好了。
马歇尔在1945年12月23日到达重庆。12月31日，国民政府宣布蒋委员长已经决定：根据《双十协定》规定，政治协商大会将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政府也建议双方实行停火。张群将军代表国民政府，周恩来作为共产党人的发言人，宣布1月10日敌意立即结束，在北平建立军事调停执行部将监视这一情况。当政治协商大会召开时，其中有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美国人代表组成。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组织，作为国家政策制定的工具，为取代战争而进行谈判的探索性尝试。
第八章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使命的终结 马歇尔访华及〃迪克西〃…
本来，军调执行部由大约150个官员和成员组成，涵盖冲突点的六个战场成员。每一个美国官员负责一个工作组。每组有一个国民政府成员、中国共产党成员、一个充当中间人的美国军人、一个中立的中国翻译和一个无线电操作人员。每组有权使用载重750公斤的封闭式卡车和一辆吉普车，一辆载重250公斤、用于运输信号设备和紧急物资的车。在一个月内，发觉六个组不够用，于是军调处决定筹建另外11个队。
在各个层次上，主席总是美国人。他们发现他们的最大任务是克服双方间的不信任。因为没有一方想通过采用对方所反对的建议而使自己处于劣势地位。因此，美国人经常发现他们自己不仅仅是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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