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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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0224- 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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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7日中午,斯大林在波茨坦造访杜鲁门时,曾主动表示苏联红军准备在8月初进军中国东北,唯一的障碍是要与蒋介石协商解决一些有关问题,例如大连的地位等。但是,7月24日下午,苏联红军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将军却在莫斯科宣布:“苏联军队正在远东集结,准备于8月下半月开始对日行动。但具体日期却要视与中国代表会晤结果而定,目前会晤尚未结束。”
  7月24日下午全会休会后,杜鲁门找到斯大林,随便地提了一下,说美国现在具有一种“破坏力异乎寻常的新武器”,却没有提“核”或是“原子”一词。斯大林亦同样随便回答说,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希望美国人好好用它对付日本人。
  投弹的命令终于下达
    原子弹试爆的成功,没有平息要不要使用它的争论,反而使分歧意见更多。
  美国几位军事领导人的意见明显相左。海军上将李海觉得,参加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以及其他人员之所以会要求使用原子弹,“其理由可能是在这项工程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尽管马歇尔将军一再坚持,要结束战争不使用原子弹就非付出昂贵的代价进行入侵不可。阿诺德将军却宣称,对日本使用常规炸弹轰炸就能结束战争。欧洲盟军的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同意马歇尔的结论。他私下对史汀生说,日本已经失败了,投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另外,他认为美国也应该避免由于使用这样一种在他看来“对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非必不可少的”武器,而引起世界舆论的谴责。
  要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最后的决定只能由美国总统一个人来做出。
  在这个问题上,杜鲁门总统一直倾向认为“一旦研制成功,就要投入战争使用”。他的观点,受到英国首相的坚定支持。
  1945年7月25日,杜鲁门做出了在他总统任期内最重大的一项决定:如果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肯无条件投降,就要对日投掷原子弹。
  当天,美国驻太平洋战略航空部队司令卡尔·斯帕茨将军,接到了投掷第一颗原子弹的命令:
  “1945年8月3日后,一俟天气条件允许目视轰炸,第20航空队第509混合大队应对下列目标之一投第一颗特种炸弹:广岛、小仓、新津和长崎。为运载陆军部军职及文职科研人员,对此炸弹之爆炸情况进行观察和记录,要另派飞机随携带炸弹之飞机同行。观察机应保持在离炸弹爆心点若干英里之外飞行。”
  这项命令当天就由专机送达太平洋上马利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基地。担负原子弹轰炸的第509大队就驻扎在该岛。
  7月26日,杜鲁门总统下令让美国军事情报局把《波茨坦公告》公开向日本广播。公告警告日本说,除非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本土全将毁灭”。公告没有提原子弹,也删去了关于保留天皇的一段。公告把日本的主权限制在4个本土岛屿上,答应不把日本“作为一个民族加以奴役,或作为一个国家加以毁灭”。
  中国、美国和英国在公告上联名,但事先没有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莫洛托夫知道后立刻拿起电话,要求推迟几天发表。“太晚了,”贝尔纳斯抱歉地回答说,“已经发表了。”他补充说:“我认为,在你的政府尚未与日本交战时,与苏联磋商这个文件是不合适的。”苏联是在8月8日对日宣战后,才加入这个公告。
  日本的监听人员于东京时间7月27日早晨收听到这个公告。公告中没有提及天皇将来的地位。结果,一如史汀生及格鲁所料,马上引起日本的忧虑。日本内阁经冗长争论后,决定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答覆,置之不理。
  这样,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命运已无可避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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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9222 
Title :血染的希望
Author :王伟群
Issue : 总第 177期
Provenance :中国青年报
Date :1995。11。21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5月,沱沱河与当曲河汇合处。转过一个山口,杨欣背着70公斤重的背囊停住了脚步。不远处是起伏的山峦,在太阳刺目的光晕里,杨欣眯起眼死死盯住那片山峦,他怀疑自己走错了。
  “怎么是白色的?不对,上次来山是绿色的,也是这个季节。难道我记错了?不,不会,就是这里,这里分明是一片青山,怎么能成了沙丘呢?
  这是实实在在的沙丘,绵延80余里。
  “我惊呆了,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似的,疼极了。1986年,我从这里开始漂长江,那时候的河源区多美啊!”
  姜古迪加冰川晶莹剔透,如同梦幻世界,在阳光的照耀下,冰川一滴一滴融化,冰川孕育了沱沱河,这就是万里长江的源头。远处,格拉丹东雪山如圣殿一般,矗立在唐古拉之颠。一群群的藏羚羊疾驰而过,四蹄撩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像一阵狂风刮过,转瞬间又恢复了宁静。800里无人区,野牦牛悠然自得。夜里,月亮出来了,月光照在雪山上,一片朦胧的蓝色。薄雾中,依稀听得见几声狼嗥……
  “这一切再也见不到了!7年后我去河源区拍片子,我看到的最大的一群藏羚羊只有11只。你知道什么叫姜古迪加?这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狼群出没的地方。这里曾经有成群的狼,而现在看不到一只狼。白唇鹿也没有了。野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景观,可我一头也没有见到。
    “索南达杰死了,死在可可西里,死得那么悲壮!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
  杨欣最早出名大概是在8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漂流长江的探险队主力队员和摄影师,他早就不止一次地在地狱门口穿行。那一次,为了和美国人争首漂,一群热血青年在装备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不惜以生命作代价,硬是抢先投入了长江的激流险滩中。三支漂流队,有10位好男儿永远地留在了长江的怀抱中。
  在这9年中,他一次又一次奔赴长江源,漂流、探险、拍片,他一次又一次地征服长江,从雪山脚下漂向大海。他乐此不疲。
  我见到杨欣是在1995年夏天,他在北京呆了50多天,在这个闷热的季节里,他却不厌其烦地进出各种会场、机关、团体,四处游说他的计划—— 一个关于保护长江源头的计划。他住在朋友的办公室里,却自己掏钱请人吃饭,请人“打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听他解释这一计划。
  我有些不解,一个早已名声在外的长江的征服者,何时成了一个执著的环保主义者?
  杨欣并不善谈,每一次的游说方式都差不多,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的经历讲完了,然后拿出一沓长江源区的照片分发给他的游说对象。他讲得最多的一个人,是一个叫杰桑·索南达杰的藏族干部。50多天中,我见了他4次,听他讲了4次这个人的故事。每次讲完,会场上都一片肃穆。
  “索南达杰死了,死在可可西里。他是为保护野生动物死的。死得那么悲壮,所以我今天才要做这件事。是索南达杰改变了我。”
  一天晚上临分别的时候,他对我说:“索南达杰虽然不在了,但他家有一张照片,你看了会被震撼的。”
    “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一种和祖辈不同的生活方式”
  深秋时节,我从北京飞到了西宁。在高原上颠了三天,我终于到了索南达杰的家乡治多县城。一路翻越日月山、黄河源、巴颜喀拉山、通天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县城海拔4260米。举目远望,草场已经开始泛黄,黑色的牦牛布满山间,视野中没有一棵树。县城没有柏油路,连县委县政府的房子也多是土坯的。才进入9月就已经开始下雪了。县里几乎找不到一辆完整的汽车,我只有坐在团县委阿书记的摩托车后面出外采访。
  20年前,还在青海民院读书的索南达杰有许多机会离开治多,因为他的成绩优秀,北京一次次来要人,到民委或民族出版社或民族学院,他拒绝了;省里也来要人,他还是拒绝了,说什么也要回到家乡去不可。他去说服自己的老师:“我们这个民族,祖祖辈辈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才有人识字了,有文化了,就应该有一种不同于祖辈的生活方式,国家培养我们这么多年,如果我们还只是忙着给自己盖房子买摩托,那与我的爷爷有什么不同?”
  索南达杰回到家乡工作了20年,他当过县民族中学的老师、县教育局局长、索加乡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兼西部工作委员会书记。1994年1月在可可西里牺牲,还不满40岁。
  我在西宁见到了扎多。他曾是索南达杰的学生,后来成了索南达杰在治多西部工委当书记时的秘书。
  “你一定要去索加,索书记的全部行为根源就在索加。”扎多每次见我都要说这句话。
  索加乡离治多县城200多公里,是四个乡中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交通条件最差的一个。每年只有大地封冻的几个月中,通往县城的路才可勉强通车,其它的时候,江水化冻、大地翻浆,索加就是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在西宁扎多就告诫我:“到了索加,你千万不能提你是来采访索书记事迹的,不然那些牧民立刻就会哭得死去活来,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索南达杰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刻在索加牧民的心上了。
  1985年10月17日,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暴风雪突然从天而降。几天内,从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到黄河源头的玛多、玛沁,东西横亘1000多公里、南北纵深200多公里的辽阔草原,很快就被齐腰深的积雪盖得严严实实。气温骤然降至-40℃,交通、通讯全部中断。在治多县,受灾面积高达62%,受灾最严重的就是索加乡,全乡26万头牲畜中有22万头冻饿倒毙在雪中。
  身为县教育局长的索南达杰随县救灾工作组费尽周折来到索加。没有人烟没有路,四周一片白茫茫,根本看不见牧户在哪里。他背起几十个煤油炉,深一脚浅一脚向大雪深处走去,工作组的同志也跟着他负重前行。这是海拔4700米的索加,人们喘着粗气,在雪地里跋涉。10里、20里,还是没有人迹,他翻过一座高高的山梁,对大家喊道:“加把劲,过了这座山,我们一定能找到牧民!”当第一座黑色的帐房出现在雪原尽头的时候,索南达杰突然哭了。
  索南达杰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牧民,背着几口袋牛粪,踩着厚厚的积雪,奋力往山上攀登。谁也不明白他想干什么,牛粪在那个时候多么金贵。他们爬到半山腰上,把牛粪倒了出来。索南达杰在雪地上用手画出了三个巨大的字母——SOS,他指挥那些牧民们把牛粪码在字母上。
  兰州部队的救援飞机向这三个字母飞来,投下了粮食、燃料、棉被和大衣。
  这一年,索加没有人冻死,没有人饿死。
  然而,这场灭顶之灾却给了继任索加乡党委书记的索南达杰极大的刺激。
  改革开放给牧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索加的户均牲畜达到了120多头,这是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好年景。仅仅在一夜之间,一切都成了泡影。传统的生产方式竟如此脆弱!
  索南达杰骑着枣红马,忧郁地在索加的草原上盘桓,雪灾的阴影时时笼罩着他。再来一场暴风雪怎么办?一切再从头开始?索加的路究竟在哪里?光靠养牛养羊能把索加人领上现代化的路吗?民族兴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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