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卜吉凶的一种学说。因为有的“谶”有图有字，所以也叫“图谶”。它的
基本思想是宣扬“王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唯心思想，因此很受统治者
的推崇，被尊为朝章国典。
谶纬之学兴起于西汉时期。汉代统治者的御用学者，在巫师和方士编造
出来的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编造了许多寓言性的谶语，妄称汉朝刘氏皇族
是“膺受天命”来统治世间的，并且附会这些是周公、孔子或其他古圣先贤
的话。这显然是用来欺骗人民的谬说。西汉统治者就利用谶纬来麻醉人民的
反抗情绪，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西汉末年，王莽就是利用假造出来的叫王
莽“应天承命”做皇帝的符命，顺利地达到他篡夺西汉政权的目的的；东汉
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光武帝刘秀更是把“谶纬”定为东汉王朝政治学术思
想的重要内容。
光武帝刘秀一直对谶纬迷信深信不疑。当初刘秀平定河北之后，他的部
下几次拥立他做皇帝，都被他拒绝了。后来，刘秀的同学疆华带来了《赤伏
符》，上面写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四七”
指二十八；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国称帝，到公元25年刘秀自称皇帝，
相距228年，即所谓“四七之际”）火为主”几句话，使他马上同意即皇帝
位；自然，这些图谶是刘秀集团内部的人假造出来的，目的是使刘秀政权有
更大的群众基础，同时打击敌对势力。刘秀作了东汉皇帝后，更加大力提倡
“谶纬”在中元元年（公元56年），他下达诏书，宣布图谶于天下，把图谶
定为全国功令 （法令）必读书。从此，图谶成为主宰东汉王朝的思想法令。
荒诞不经的迷信思想弥漫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东汉无孔不入的统治思
想。
东汉儒生做大官的，多半是妖妄人或附和妖妄人的庸鄙人，反对谶纬的
读书人是绝对做不了大官的。自光武帝以下的东汉统治者，都迫切希望依靠
谶纬的帮助，企图用这贴麻醉剂来麻痹人民，也麻痹自己，以缓和社会矛盾，
延长王朝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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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年，谶纬迷信已闹得乌烟瘴气。只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学者，
依据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儒家人文主义的思想，对谶纬中的“奇怪
虚诞之事”加以批判。如当时有名的古文经学大师桓谭，他坚决不相信谶纬，
认为全是妖妄之言。他给光武帝上疏，指斥图谶是巧慧小才的人捏造出来，
用以欺惑世人的。光武帝大怒，责骂桓谭“非圣无法”，要将桓谭斩首。桓
谭被吓呆了，连连叩头求饶。光武帝看到满脸鲜血的桓谭痛哭流涕，才动了
恻隐之心，罢了他的官职，放了外任。被放逐出京的桓谭郁郁不乐，不久就
病死在半路上，当时他已是个70多岁的老人。桓谭写下多篇反谶纬的著作，
收在《新论》一书中。在谶纬流行的东汉时代，这些著作大都亡矣，只留下
一小部分。其他文官如郑兴、尹敏对图谶表示怀疑，虽他们才高八斗，也都
遭到光武帝的斥责和放逐。
比桓谭稍晚的王充（公元27—97年），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曾著《论衡》一书，其中有许多篇章都激烈地批判了谶纬迷信的虚妄，并对
谶纬符瑞学说严加驳斥。他从唯物论的认识论出发，批判了董仲舒鼓吹的“天
人感应”，认为这些神权思想是衰乱时代的产物，是封建统治者主观臆造出
来的；他针对当时儒者捏造“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奇谈，指
出这是“后人诈记以明效验”的，揭穿了当时把孔子神化的虚妄。王充指出，
帝王和人民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图谶捏造附会，想把帝王扮演成与众不
同的神圣，那完全是骗人的谎言；王充鲜明地指出人世间根本没有鬼，说：
“人，物也；鬼，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独为鬼？”他论证说，人死
血脉就枯竭，就没有精气，尸体化为灰土，怎能变成鬼呢？王充站在朴素唯
物主义的立场上，根据当时的科学认识，在谶纬迷信泛滥的条件下，坚定有
力地提出无鬼论的观点，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了许
多卓越的科学思想和先进的政治主张，他本人也博学多才，只因坚持唯物主
义的认识论，对封建谶纬迷信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所以始终受到封建统治
阶级的压制和排斥。
光武帝死后，汉明帝继续提倡谶纬。当时的图谶《河图括地象》里就出
现了“十代，礼乐文雅并出”等论调。因为从汉代高祖刘邦到东汉明帝刘庄，
刚好是十代。水平3年 （公元60年），由于《尚书璇玑铃》（纬书的一种）
里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明帝便把郊庙之乐改名“太予乐”，乐官
也改称为“太予乐宫”，以应合谶纬。此后，汉章帝又在章和元年（公元87
年）特令博士曹褒参考西汉旧典，并掺杂引用“五经、谶记之文”，编订成
《汉礼》150卷。
汉安帝时，又有人主张根据图谶来改订历法。
西汉初年，社会上一直沿用秦朝时使用的《颛顼历》，《颛顼历》使用
到汉武帝时已经有些同天象不符，汉武帝于是在太初元年 （公元前104年）
改用《太初历》。《太初历》因岁实（按《太初历》以365、25016224为一
年，称为“岁实”）和朔策（按《太初历》推定以29、53086419为一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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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朔策”）都与实际上相差很远，故沿用到东汉初年，也逐渐和天象不符。
汉章帝时，章帝命令治历官编■、李梵等人研究校订《太初历》的差误，改
用四分法编定了《四分历》，在元和二年（公元85年）正式颁布实行。《四
分历》是在《颛顼历》和《太初历》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修订的。永元年间
（公元89年…104年）又参校了贾逵所提出的月亮运行有快慢的“九道法”，
订正了《四分历》，所以可以说《四分历》是东汉时期最进步的历法了。
东汉时期，一般学者都在大谈“谶纬图录”，鬼话连篇，借以谋求富贵。
汉安帝延光2年 （公元123年），中谒者■诵建议根据图谶改订当时所用的
《四分历》，用“甲寅元”（即殷历）来代替《四分历》；河南人梁丰也建
议再用《太初历》。于是朝廷群臣对于改订历法展开了大辩论，议论纷纭。
当时的太尉刘恺、侍中施延等84人的议论与■诵的改历主张附合，因此他们
上秦称：“甲寅元与天相应，合图谶，可施行。”另一批官僚如河南尹祉、
太子舍人李弘等4O则反对用“甲寅元”，他们的理由是：“元和变历以应《保
乾图》三百岁斗历改宪之文，《四分历》本起图谶，最得其正，不宜易。”
改与不改的根据都是图谶，可见图谶已变为一些官僚升官发财的一种手段，
其内容的混乱更不用提。只有张衡和另外一位天文学家、尚书郎周兴坚决反
对恢复古历。他们根据自己多年对天象的观测，对各种历法作了深入的研究、
比较，认为“九道法”最为精密，提出判定历法好坏的依据主要是与天象是
否相符。在争辩中，张衡提出：“天之历数，不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
意思就是说：历法只能按照自然界的本来情况来编订，而不能任凭主观的推
测加以歪曲和增减。经过反复的辩论，■诵、梁丰等人被驳得张口结舌，他
们根本就对历法一窍不通，只是借用图谶来故弄玄虚。因此，朝廷无法采用
■诵、梁丰的建议，四分法也就得以继续沿用。这次辩论是我国历法史上唯
物主义对唯心主义斗争的一个胜利。
张衡不仅反对利用图谶之学来牵强附会地修改历法，也反对用“图谶之
学”作为太学考试的内容。
在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东汉政府曾采纳图谶专家翟■的建议，
扩建太学的学舍。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太学新建工程完成了，共有240
房，1850室。太学里特别为翟■树立石碑，刻上铭文来纪念他。太学在形式
上是发展了，但是许多谶纬图录等类的书籍也由此开始被增加到博士弟子们
的学习内容中。在东汉时期，“七经纬”被称为“内学”，原有的五经被称
为“外学”，可见谶纬的地位反而在五经之上了。于是，张衡就在阳嘉元年
特别上奏章议论贡举问题，他在奏章中说：当今报考太学的诸生，在做文章
时为了争名竞利，多有剽窃成文，虚冒姓名，甚至竞达到“连偈俗语，有类
俳优”。张衡明确地指责了当时士人的虚伪和文章的芜杂。
在张衡看来，图谶决非“圣人”所做，既无效验，也不足凭信。公元133
年，张衡更特别上奏章揭露图谶的虚妄。这篇名为《请禁绝图谶疏》的奏章
的大意是：“谶书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这个问题很少能有人回答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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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取秦时，尽力打仗，竟获得成功，这真可以说是一件大事，但那时是没
有人引证图谶的；这是最喜欢讲述数的象夏候胜、眭孟这些人，也没有提到
过谶书。刘向父子校订国家秘藏图书，看遍了先秦各学术流派（即儒、墨、
法、道、名、杂、农、阴阳、纵横九家）的著作，也没有把谶书编入他们的
目录。直到汉成帝、汉哀帝之后，才听说有这种东西。它们的著作时代也便
可想而知了！我们试用谶来比经、甚至用谶来比谶，其中矛盾冲突的地方不
知道有多少！况且纬书里说到战国时的墨翟、汉代的益州，图中的内容却终
止于汉成帝，可见谶书完全是胡诌瞎说，前后矛盾，不可取信。这哪里会是
孔子做的！这一定是虚伪之徒想升官发财，才造出这些谣言。从前侍中贾逵
曾摘录谶书中互相矛盾的30多条去问善于讲谶的人，他们也都说不出个所以
然来。王莽篡位是汉代的大祸，要是这81篇 （即指《河洛》45篇，《六艺》
36篇，共计81篇）早就有了，为什么不预先加以警戒呢？由此可知，图谶
产生于哀帝、平帝在位期间。现在 《河洛》、《六艺》诸谶纬都已校定，成
为经典，后来有人在此基础上又附加和篡改了一些东西，甚至还用这些来推
断会发生水灾，有的人听说此事，不惜丢弃了家业，跑到山上以避水灾。可
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水灾。既然预测后事不灵验，便有人专门编造一些事情
来验证先前发生过的事。而后来汉朝顺帝竟又恢复了帝位，这他们便测不出
来了。这还有什么可信的！大家之所以偏爱谈论虚伪的图谶，不肯研究实际
的学问，正如画工不愿画犬马，而喜欢画鬼怪一样。原因是鬼怪无形，可以
随便涂抹，而狗马是人人常见的动物，画得不象是不行的。因此，我请求，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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