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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唐兰又出版了《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重印）。书中专设“中国文字学的范围”一节，他说：“我在民国二十三年写《古文字学导论》，才把文字学的范围重新规定。我的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形体，我不但不想把音韵学找回来，还得把训诂学送出去。”（该书第5页）“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音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该书第6页）唐兰力主文字学应该与音韵学和训诂学分开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汉语文字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十年代以后，研究形体的文字学著作已成为主流。四十年代出版的比较重要的著作，除唐兰《中国文字学》外，有张世禄《中国文字学概要》（贵阳文通书局，1941）、齐佩的《中国文字学概要》（北平国立华北编辑馆，1942）等书。前者提倡研究文字要形音义三方面互相推求，但并没有去介绍音韵学、训诂学基础知识。
五六十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字学著作有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汉字的组成和性质》（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两位学者力图发掘汉字的构造和发展规律，梁书紧密结合语言学来研究文字，蒋书对隶变规律剖析得很细致，这在以前都是不多见的。
唐兰在主张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分家的时候，并未否认字的音和有“和字形有联系”的一面，但他的文字学著作很少谈这方面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受到他的影响，一般讲形体的文字学著作也很少讨论字形跟音、义，即汉字跟汉语里的词的各种具体关系。从五十年代起，在政府领导下，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工作。开始的时候，语文学界为了配合这项工作，大都着力强调文字对语言的从属性，但仍很少有人有意识地去研究汉字跟汉语里的词的各种具体关系。像王力《字的形、音、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1957年改为《字的写法、读音和意义》）那样的著作，极为少见。六十年代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出现了一些从字跟词的关系的角度去研究文字现象的有质量的文章（如吕叔湘《形、音、义》，《文字改革》1964，3、4，收入所著《语文常谈》；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80，1）。文字学者通过语文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文字虽然应以形体研究为主，但是不管形体和音、义之间的关系是不行的。八十年代以后，大量的文字学著作相继出版，如杨五铭《文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蒋善国《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孙锡钧《汉字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王凤阳《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顾正《文字学》（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詹鄞鑫《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许长安《汉语文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等，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周祖谟为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撰写的“汉语文字学”条，把文字学定义为“研究汉字的形体和形体与声音、语义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科”，这可以代表目前大多数人的意见。
在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文字学著作中，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受到了较多的注意。该书使用了较多较新的出土文字资料，并且十分注意以语言学的观点来讨论文字问题。
通论性的汉字学的发展，跟汉字学各个分支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各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后面将作简单的介绍。
西方普通文字学理论的介绍和引进，对汉字学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1940年出版了英国爱德华·葛劳德著、林译的《比较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了苏联B。A。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年翻译的西方语言学通论性著作，也大都有讨论文字的部分。有人在研究汉字起源和汉字的性质时把比较文字学的方法引入进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近些年来，文字学界还成立了学会（如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除了学会的经常性学术会议，有关单位也举办了文字学方面的学术会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1986年12月和1991年9月两次召开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第一次讨论会后出版了论文集《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
还需要提到的是，从本世纪初开始，陆续有人从语言文字学之外的角度来研究汉字，例如艾伟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汉字，在1949年出版了专著《汉字问题》（中华书局），其中涉及许多现代汉字学问题（参看李镜流等《建国前汉字心理学研究述评》，《语文建设》1987，11；马文驹《艾伟的汉字心理实验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1988，3）。近年来，有人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汉字教学，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效果。
汉字是汉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且很多字的构造就是跟一定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本世纪初开始，就有学者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汉字。前些年，由于“文化潮”的兴起，这方面的研究受到了重视，出现了很多以“汉字与文化”为主题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江西教育出版社的“汉字文化丛书”（陈海洋主编，1995）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主编，1995），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几年前就有人提出建立“汉字文化学”的主张。但遗憾的是，至今“汉字文化学”的界定还不是很清楚。虽然多数人主张“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但在一些人所写的有关论著中，有不少内容其实可以归到文化语言学的范围里去，有的内容甚至很难说跟汉字和汉语有什么联系。
以上对本世纪的文字学研究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下面分节介绍汉字学的各项研究成果。需要交代的是，现代汉字学是汉语文字学在八十年代以后新兴的一个分支，本书有关部分另有论述，本篇就略而不谈了。
二、一般性的汉字学研究〖１〗（一）汉字性质的研究研究汉字的性质，就是要弄清汉字属于哪一种文字类型。这个问题是西方语言学传入后才提出的。七十年代末期以后，这个问题一度曾成为文字学研究的热点，参加讨论的人很多，意见颇为分歧。人们基本上采用两种方法来给汉字定性。一种是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起的表意、表音等作用来为它定性，另一种是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也可以说语言单位的大小）来为它定性。属于前一种的，主要有表意文字说和意音文字说。在早期，一般都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为意音文字说到五十年代才由周有光提出来。此外还有极少数人主张表音文字说（见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古文字的符号化问题》、《再论古汉字的性质》等文）。多数人认为汉字的性质自古至今没有本质变化，但也有人认为汉字的性质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从后一角度提出的观点主要有：商代甲骨文为形意文字周代以后汉字为意音文字说、古汉字为表形文字隶变后汉字为表意文字说。根据汉字字形所能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给汉字定性的，主要有语素文字说和语素音节文字说。持语素文字说者，一般都承认在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古代，汉字可以称为表词文字。持语素音节文字说者一般也承认那个时代的汉字可以称为表词音节文字。
裘锡圭首先提出要分清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的文字和文字所使用的符号（裘氏称之为“字符”）这两个不同层次。词和语素都是音义结合体。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不管哪种文字都是既表音又表意的。要划分表音、表意等类型，必须从文字所使用的符号即字符的性质着眼（参看裘锡圭《汉字的性质》，《中国语文》1985，1）。虽然以前研究汉字性质的人也常常根据汉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来给它定性，如说形声字的形旁是表意的，声旁是表音的等等；但是他们之间的有些分歧确实是由于对两个层次的区分没有明确认识而引起的。例如说汉字是表音字，就不是着眼于汉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而是着眼于汉字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具有一定读音这一点的。因此，明确汉字的性质应当由汉字的字符的性质来决定，是有意义的。不过，对这一看法已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有必要继续进行讨论。
裘氏主张汉字在早期阶段（隶变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的一种文字，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即意音文字）；隶变后由于汉字里的很多意符、音符，已经变为既无表意作用也无表音作用的“记号”，这时的汉字可以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但隶变后的汉字所使用的符号仍以意符和音符为主，所以汉字的性质自古至今没有本质上的变化。由记号构成的字就是“记号字”。“记号字”的概念并不是裘氏首先提出的。唐兰在《中国文字学》“文字的构成”一章中专立“记号文字和拼音文字”一节，认为：“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因为我们认识一个‘同’字，就可以很容易地认识‘铜’，‘桐’，‘筒’，‘峒’等字，可见这还是形声文字。”龙宇纯《中国文字学》（台湾学生书局，1987）指出汉字中有一种“纯粹约定”或曰“硬性约定”的文字，字形跟字的音、义毫无关系（该书第108～109页），这也就是记号字。裘氏发展了他们的说法。
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的人，主要着眼于汉字与表音文字的本质差别，并不是否认形声字声旁等有表音作用。
此外，还有人提出了关于汉字性质的一些新的说法，但影响不大，这里就不具体介绍了。
跟汉字性质有密切关系的、汉字是否适合汉语的问题，也有不少人加以讨论。在五六十年代，人们往往强调汉字与口语脱节的一面。近年来则有很多人认为，由于在汉语里迄今为止单音节语素仍占优势，而且新词大都由已有的语素合成，所以作为语素文字或语素音节文字的汉字，跟汉语基本上仍是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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