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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是国学权威，他反对《古读考》，无疑增加了辩论的重要性。辩论集中于三个问题：能不能根据译音、对音考订古音？如何对待例外？如何理解语音演变的音理？辩论的核心是第一个问题。章炳麟（1924，110，111）认为“内典译音，自隋以上，借略取相似，不求谐切。玄奘、窥基、义净之书，译音渐密，然亦有疏者，如宋明人书译金元音不能正确，盖不足为典要矣”，至于日译吴音、汉音，则“辗转侏离，尽失古读……或欲据此倒证中土唐音，甚谬”。汪荣宝、林玉堂、唐钺等人针对章的论点，逐一加以驳斥。汪荣宝（1925，131）认为隋以前的翻译经师多为印度人，精通梵语和“华言”，“观其文词之美，可以悟其语学之优，译音细事，稍识文字者能之，何至兼精华梵若彼，不求谐切若此”，至于“前后译音之歧，皆古今音异同，吾人正可据以考见历代音韵流变之迹，而决不能以时势之古近，判译事之短长也”。林玉堂（1924，158）又进了一步，认为“倘若日译、高译、梵译及安南音，歌韵俱读a，证据相符，我们总不能不承认a音为歌韵的正读，非出于传讹的了”。这一争论是新、旧两种方法论的冲突，预示着汉语音韵研究的方法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国学派坚守旧日传统，而革新派也明显地带有“初出茅庐”的稚嫩的特点，对译音、对音的语言史价值作了绝对的肯定。固然，不同时期的译音和对音在拟测音类的具体音值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汪荣宝等人关于歌、戈韵的拟测也为此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但译音、对音有其明显的局限性，这一点毋庸置疑。章炳麟等人指出它们不能作为拟测的可靠根据，虽然说理不清楚、不充分，但应该承认其中有合理的因素。根据当时的讨论和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译音、对音在语言史研究中的局限性已有明显的表现。首先是关于译音、对音的“疏”与“密”的问题。章炳麟等人据此强调谐切的困难，而汪荣宝等则认为是语音发展的结果，“前后译音之歧”正可以“考见历代声韵流变之迹”。其实，这里的主要问题不是“疏”与“密”，而是材料的来源不同。当时，已经有学者开始对我国新疆一带的古西域语进行考释，发现隋唐以前的中印文化交流不是直接的，而是经过西域诸国的中介；佛经也不是直接译自梵语，而是转译自吐火罗等语言，“盖后汉魏晋代中国所传之佛教，大抵由西域龟兹焉耆间接输入，其时所翻译之佛典，亦大抵由西域诸国语言如龟兹语焉耆语间接翻译而来。然西域诸国语言如龟兹焉耆等虽皆取法印度，然亦各有损益，与梵文原本不无异同，故南北朝隋唐高僧乃有直赴印度取经之事。因此等古西域语之发见，而后汉魏晋时代佛教由西域间接传入，乃得证明之”（方壮猷，1930）。季羡林（1956，306—307）也有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最早的汉文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人们发现这些借字的音和梵文不相符合，于是就武断地说它是‘讹’或者是‘讹略’。事实上既不是‘讹’，也不‘略’，只是来源不同而已”。所以，隋以前译音的“疏”和隋以后译音的“密”，是音译材料的来源有别，不一定是“汉语音韵流变之迹”。汪荣宝等人没有注意到译音来源的差异固然情有可愿，因为有关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但译音、对音在语言史研究中有其局限性，这一点是难以否认的。
其次，译音、对音只能适用于所译、对时代的语音拟测，而不能广泛运用于其它时代的语言史的研究。这一点，汪荣宝等人暴露出一些明显的弱点。汉译梵音、日译吴音大体上在魏晋六朝，而日译汉音还要晚一些时候，大致在隋唐，用这些材料来考证歌戈鱼虞模的先秦古音，由于语言的演变，不可能完全适用。歌戈读a，革新派内部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而鱼虞模在先秦是不是读a，或什么时候开始读a，汪、钱、林、唐的拟测各不相同。钱玄同（1923）根据《诗经》用韵“鱼虞模部的字与歌戈部的字画然有别，不相通用”的情况，认为鱼虞模在周代读；林玉堂（1923，148）假定“鱼部普通读‘开o’［］音，有的时候因前音的影响或因方音的不同变为‘合o’音”；唐钺（1925）假定“自汉末至唐末普通读入开o［］，有时候读u”。只有洪瑞钊（1925a、b）支持汪荣宝的拟测，认为“鱼模歌麻，在两汉以前，实属同部。宋郑庠古音辨首创此议。自有清声类之学大兴，於韵部辨析过当，乃分歌鱼为二”。他先是从通假、鱼阳对转、发音原理、楚辞鱼模多与麻为韵、《淮南子》的某些读若等方面来证明“鱼模古必同麻”，而后又“征之六书，形声假借之例，汉人传注读若声训之辞，与夫阴阳相转之理”，进一步证明“鱼之为侈，决无容疑”。这些考证固然可以弥补译音、对音分析之不足，但材料偏于零散，缺乏系统性，不足以否定“鱼虞模部的字与歌戈部的字画然有别，不相通用”的分部结论，“鱼之为侈”也不能否定钱、林、唐的拟测。为什么会有这些分歧的意见，依据的译音、对音材料不是直接来自先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林玉堂（1923，152）想克服这种矛盾，提出方音分歧在考订古音中的重要性，认为“周秦以降，汉人用韵，渐有歌鱼同用的现象，我们何以解明他？答语是，须以方音解明他。此等处正是我们所宜细心观察的，因为方音不同理所必有，所谓混用，未必是普通混用，未必不可寻出作家，地方，有条理的区别出来。这正是我们研究方音的好机会。清代古音家有一大毛病，就是专讲分部，不问方音；专讲规则，不注意例外”。这样的音韵研究方法与汉语音韵的实际情况不符，因为“上古用字不离方音，去方音亦无所谓古韵。故非从方音入手，古韵之学，永远不会精密”（林玉堂，1927，23）。林玉堂自己曾身体力行，对古音与方音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探索，先后写有《前汉方音区域考》《周礼方音考》《〈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燕齐鲁卫阳声对转考》等文章，提出了一些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这次辩论中提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人们由于受传统研究方法的束缚，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即使往后的研究，人们也多局限于书面材料的排比和理论上的自圆其说，也没有对方音与古音研究的关系进行具体、深入的探索，致使对一些矛盾的书面材料难以进行有效的解释。这个问题虽然研究的难度大，但是很重要，今后还得弥补这一课。
古音研究的大辩论为西方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输入和汉语音韵研究方法的转折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虽然译音、对音在音韵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但也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材料，只要它的来源可靠，时代确切，仍能用来解决语言史研究中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大辩论之后，运用译音、对音的材料研究汉语史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是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它根据敦煌千佛洞里发现的《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等五种经文残卷和一种注音识字课本《开蒙要训》，对照分析汉语在藏文里的译音或藏语在汉文里的译音，研究吐蕃占领陇右（公元763—857）和五代时期的西北方音，对阳声韵韵尾的弱化和消失、入声韵韵尾的演变、浊音清化、正齿音不分二三等、j化声母不限于三等、舌上音混入正齿音等作出了很有启示意义的解释。和以前利用译音、对音材料的音韵研究比较，《唐五代西北方音》在研究方法上显然有了明显的改进。这主要表现在：“先拿这几种汉藏对音的材料同切韵比较去探索它们的渊源，然后再同六种现代西北方音比较来探讨它们的流变”，也就是先用译音、对音和注音的材料建立唐和五代的西北方言音系，而后讨论从《切韵》经过唐、五代西北方音，演变为现代的西北方音。所以，《唐五代西北方音》既是一部历史描写方言学的著作，也是汉语西北方言的语音发展史。
自钢和泰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到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汉语音韵研究，材料以梵汉对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汉藏对音等为主，方法以译音对勘考证为主，重点逐步从某些古韵部的音读的考证向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系转移，而研究的内容也从零星的拟测到方言音系的全面描写，说明用译音对勘的方法研究汉语的音韵已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
二、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
在汉语古音研究的大辩论以前，西方已有不少学者开始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的演变，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
语言的演变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异是同一种语言的有规律的演变在空间上的表现。我国传统的书面文献资料的研究和古音研究大辩论时期所主张的译音对勘方法都只注意时间的研究，没有顾及空间的表现。这反映方法论的片面性。历史比较法的方法论基础就是从语言的空间差异中去探索语言在时间上的演变序列，弄清楚语音演变的规律。高本汉比较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结合切韵系列的韵书和韵图，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研究汉语语音的演变，写成一部在汉语音韵研究中有广泛影响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以及其它一系列相关的论著，从而使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高本汉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切韵》为枢纽，上联先秦古音，下联现实的方言，把文献资料和方言的差异结合起来，整理和解释汉语演变的规律。《中国音韵学研究》就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基础，集中研究方言和《切韵》的关系。他认为切韵音系是现代汉语各个方言的原始母语，因而汉语史的研究必须把方言和切韵系列的韵书结合起来，使所拟测的古音“跟这个语言的历史上的旧材料相合”，而且“还要能够把中国全部方言（不只一两处方言），解释到一种可信的程度”（第4页，下同）。为此，他根据《广韵》的反切，整理出能代表切韵音系的“古音字类表”，并以此作为现代汉语各个方言的原始母语的音系结构框架；至于字类表中每一个音类的具体音值，则从方言的语音表现中选择拟测，“把古代音类表所有的那些x；y的类名用确切的音值代出来”（452）。用新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音韵史进行如此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并且对语音演变的规律作了清楚的描述，这是第一部著作，因而对汉语的音韵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往后的研究大体上都是围绕着这一体系，或发挥，或补充，或修正，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所以说它开创了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