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红学界的情况也略有所知。
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学会在北京的几位主流研究者主要特长在考证方面，同时从7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遗迹等，因此，整个80年代，后来又延续到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结束，中国红学界的学术争鸣“热点”基本上都在考证的范围内展开，而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些文物和遗迹的“真伪”。这与50、60、70年代红学主要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争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宏观上考察，这自然也是一种时代风气转变的表征，也可以说是红学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首先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戴不凡（ 1922—1980 ）发表了《 揭开〈 红楼梦 〉作者之谜 》（ 1979年第1期《 北方论丛 》）的长篇论文，说《 红楼梦 》是一个化名“石兄”的人写的，曹雪芹只是“修订加工者”。早在发表之前，戴不凡已经有意无意放出风声，说他将有大的红学突破，将推翻周汝昌为代表的考证派红学的“自传说”结论。不过戴不凡的文章发表后，立刻遭到了许多红学研究者的反驳，发表在《 北方论丛 》、 《〈 红楼梦 〉学刊 》、《〈 红楼梦 〉研究集刊 》、《 文艺研究 》等影响颇大的学术刊物上，形成一次全国性的红学争鸣热潮。戴不凡的论点基本上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戴不凡的文章，其实表现了一种倾向性，即红学研究界存在文献考证和文学感悟互相脱节的现象，考证性的学者往往在艺术感悟力上有欠缺，因此许多所谓“考证”都脱离了文本的文学实际，只追求表面上的“形式逻辑”而得出一些荒谬的结论，这又会刺激那些倡导文本研究的人如余英时等的更强烈不满，并进而贬低考证，又陷入空对空的“回归文本”的徒劳呼喊，如此恶性循环，长期困扰着红学界。
80年代初另一次争论得很热闹的问题是河南省博物馆收购的一幅“曹雪芹画像”的真伪。周汝昌又是这次争论的核心人物，他和山西晋东南师专中文系教授宋谋瑒（ 1928—2000 ）始终坚持这幅画像就是画的曹雪芹，而以刘世德为代表的其他一些知名的红学研究者则说这幅画上五行题记乃有人作伪，实际上画的是清代的另一个人俞雪芹（ 俞瀚，字楚江，号雪芹 ）。这种争论涉及将此画售与河南省博物馆的原持有此画者河南商丘的郝心佛是否作伪的问题，内幕十分复杂。1982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上，河南省博物馆的副馆长韩绍诗宣读了博物馆的调查报告，结论是画像画的是俞雪芹，郝心佛已经承认自己作了涂改伪造。这让周汝昌和宋谋瑒陷入一种舆论上的孤立。但是，周汝昌是最早得知并鉴定此画的红学界研究者之一，宋谋瑒则多次亲自去商丘作过调查访问，两个人都感觉河南省博物馆的调查报告不可靠，其中似乎有某些无法说清的情况。宋谋瑒后来写有《 曹雪芹小像争鸣亲历记 》数万字的长文，发表于1997年第6期的《 黄河 》杂志，详述了其中的种种曲折幽隐。
周汝昌在《 一桩奇案几层怪事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则这样说：
1963年的一天，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部”主任室中开一个小会，忽有王士菁同志（社级领导，专研唐诗、鲁迅，当时继前任来主管古典部）进来，递给我一封信。看时，是上海文化局局长方行先生给他的信，附来照片二张，说是在郑州发现的雪芹小照，嘱咐交与我，并将研考意见回报与他。
照片技术不高，但要点具呈于目前：一张是人物坐像，左上角五行题记，表明“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
我一见喜甚。同座的周绍良接过去忙着看，也喜现于色，对我说：“他（雪芹）还是到南方去了！”——意谓他对“南游”之说曾有存疑之议。他还立即跑出去告知他的至友朱南铣（在同楼另一端人民出版社）。
我即将初步意见写与方先生，并询问发现的经过详情。蒙他见复，追述一切：那是他到郑州开会，值博物馆展出藏品，约他去看。看后，因无重要收获，遂问未展出的有可看者否。遂出示一部册页，册甚厚，多达“数十开”（每相连的对折叶子，叫一“开”），每开皆绘人物肖像，各有题诗。因发现雪芹此幅，十分注意，乃于此开夹一纸条为记，嘱馆方拍了照片寄给他——当时匆匆赶时间返沪，其他人物详情，俱不及细阅，故无从记忆。
我对他说：此件不似伪造劣品，理由有三：第一，雪芹一度南游，只敦敏诗中透露，向来无人论及，敦诗“秦淮旧梦人犹在”等句，加上敦诚的“废馆颓楼梦旧家”“秦淮风月忆繁华”，明示“一载有余”的离别是他到南京去了。第二，从无人能言尹继善在南京准备“南巡”罗致人才“接驾”与曹家旧事密切相关之要义。第三，如“洪才”二句，词义渊雅，乃运用六朝人之旧语。如梁代萧琛的“丽藻若龙腾，洪才类河泻”，如潘尼的“雅论弘博，逸藻波腾”等句。
周汝昌同时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一篇短文《 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 》，发表于1963年8月17日《 天津晚报 》，文章中肯定画像“非常可靠，既不是赝品，也不是另外一个名叫雪芹的人的画像，价值极高”。刘世德写了《 曹“雪芹”画像之谜 》，以“生蕤”的笔名发表于9月14日《 天津晚报 》，提出这幅画画的是俞瀚字楚江，不是曹雪芹。周汝昌又写了《 再谈曹雪芹小像 》（ 1963年9月21日《 天津晚报 》）和《 雪芹小像辨 》（ 1964年4月5日香港《 大公报 》），坚持小像画的是曹雪芹。此后有更多的人卷入争论，史树青、冯其庸等认同刘世德，宋谋瑒则是赞成周汝昌观点的最积极活跃的论者。周汝昌和宋谋瑒关于小像问题并涉及其他红学界情况的通信数量很大，但宋谋瑒逝世后，其遗孀已将信件作为箧中之秘藏矣。
所以，关于曹雪芹小像真伪的争论，到1982年，也已经间断持续了二十年之久。河南省博物馆是一个国家机关，人们习惯上对国家机关总是比较信任的，所以1982年以后，红学界内外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博物馆的调查报告。那么周汝昌为什么还要坚持小像是曹雪芹呢？仅仅是“面子”问题吗？其实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因为周汝昌认为有一些让人感到奇怪的现象：
上海文化局局长方行说小像是一套册页里面的一开，而河南省博物馆拿出来的却不再是一套，而只是孤零零的一开单幅，并且说当时收购时就是如此。周汝昌问博物馆这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是方行记错了。周汝昌再致信问方行，方行回信说，如果真像馆方所说，我为什么还要夹一个纸条作记号呢？方行并且有些生气，表示河南省博物馆如此态度，那就很难“对话”，不愿意再干预此事了。周汝昌还走访过第一次调查鉴定时见过画册的黄苗子，黄苗子说：册页是8开，每开绘有乾隆时人肖像，都是陆厚信绘画、尹继善题字。而河南省博物馆先后写过三份“调查报告”，周汝昌认为：“观其内容，矛盾百出，不可究诘。”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疑点。周汝昌还有“文化水平”上的看法，就是画像上的“洪才河泻”等话，源于魏晋风流，不是一般水平的人能伪造出来的。
不过既然大多数人都已经信服河南省博物馆的调查报告，周汝昌当然就被视为“死要面子”不肯正视事实而坚持错误，各种场合常有人讥嘲讽刺。张中行先生虽然和周汝昌关系不错，但也因为相信博物馆的“权威性”而写了一篇短文说小像不是曹雪芹。宋谋瑒写了一篇文章反驳张中行，文章写得十分精悍犀利，周汝昌读了以后曾给宋谋瑒写信说“这回是真佩服你也”。宋谋瑒曾把此信原件让笔者过目，我当时不由得感到有点好笑。因为周汝昌这样措词，无意间透露他对宋先生的整体水平还是有所保留的。宋先生是性情中人，口才又便捷，经常声如洪钟地高谈阔论，与人辩论起来更是先声夺人，虽曾历坎坷而嬉笑自若，旧体诗词写得很见功夫，古典文学修养也相当深厚，但涉及红学只集中在曹雪芹小像这一个问题上，由于环境局限，也由于本人的性情，在学术上成就不是很突出，离周汝昌“真正佩服”的标准当然还是有距离的。
小像真伪的问题到了20世纪末，又有了新的发展。商丘的王长生① 在《 谈“小像”内幕 》（ 1998年第1、2期合刊与第3期《 商丘社会科学 》）一文中披露，郝心佛由于有“历史问题”（ 冯玉祥部下 ），当年在小像真伪问题上被迫按照河南省博物馆的内定立场作了伪证。而河南省博物馆之所以要说小像题记是伪造，根本原因是郭沫若曾表态认为小像画的不是曹雪芹而是俞雪芹，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在中国大陆一直是官方的学术权威，河南省博物馆要和郭沫若保持意见一致也。于是周汝昌在《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 》（ 东方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中说：“雪芹小照，本来真实。三十余年之奇案，至此方得初步澄清。”
1984年12月16日至25日，周汝昌与冯其庸、李侃一行三人，前往苏联访问，先后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考察在列宁格勒博物馆发现的一个清代抄本《 石头记 》。李侃是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因为已经和苏联方面初步商定要由中苏双方同时影印出版这套《 石头记 》。这次访问的总策划者和负责人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 1903—1990 ），是一位革命老干部。对这次出行，周汝昌写有《 万里访书兼忆李一氓先生 》（《 天·地·人·我 》），叙述种种情况，而冯其庸也写有《 列宁格勒藏抄本〈 石头记 〉回归记 》（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我与中华书局 》，2002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 ）叙及此行前后情状。总之，周、冯二人从此有了明显的矛盾，而且后来日益尖锐。
这部流落到俄罗斯的墨书手抄本《 石头记 》，共三十五册，开本是185×255，线装，是清代道光十二年（ 1832 ）由帕维尔·库尔梁德采夫从中国带回去的，库尔梁德采夫是于1930年随俄国的一个宗教使团来到中国的。三十五册共有七十八回书，即前八十回缺少了第五和第六两回。
苏联的汉学家里弗京（ 汉文名字为李福清 ）和缅希科夫（ 汉文名字为孟列夫 ）首先发现这个抄本，前者当时为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后者当时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高级研究员。里弗京发现《 石头记 》抄本后，缅希科夫和里弗京合作撰写《 长篇小说〈 红楼梦 〉无名氏的抄本 》，发表于1964年莫斯科出版的《 亚非人民 》杂志第5期，此文的汉语译文见胡文彬、周雷编《 红学世界 》，1984年4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在1980年美国威斯康辛第一届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上，香港红学家潘重规提交了论文《 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