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空白并不是贝壳掉下来了。”他唯恐我发现一丝不完美，“是客人想拿回去做纪念，我就给了。
如果是我，我要在珊瑚上种遍野菊，我要盖一座贝壳形的餐厅，客人来时，我要吹响充满潮音的海螺，我要将多刺的魔鬼鱼的外壳注上蜡或鱼油，在每一个黄昏点燃，我要以鲸鱼的剑形的肋骨为桌腿，我要给每个客人一个充满海草香味的软垫，我要以渔网为桌巾，我要……
——反正也是胡思乱想——
龙虾、海胆、塔形的螺、鲑鱼都上来了。
说来好笑，我并不是为吃而吃的，我是为赌气而吃的。
总是听老一辈的说神话似的谭厨，说姑姑筵，说北平的东来顺或上海的……连一只小汤包，他们也说得有如龙肝凤胆，他们的结论是：“你们哪里吃过好东西。”
似乎是好日子全被他们过完了，好东西全被他们吃光了。
但他们哪里吃过龙虾和海胆？他们哪里知道新鲜的小卷和九孔，好的海鲜几乎是不用厨师的。像一篇素材极好的文章，技巧竟成为多余。
人有时多么愚蠢，我们一直系念着初恋，而把跟我们生活几乎三十年之久的配偶忘了，台澎金马的美恐怕是我们大多数的人还没有学会去拥抱的。
我愿意有一天在太湖吃蟹，我愿意有一天在贵州饮茅台，我甚至愿意到新疆去饮油茶，不是为吃，而是为去感觉祖国的大地属于我的感觉，但我一定要先学会虔诚的吃一只龙虾，不为别的，只为它是海中——我家院宇——所收获的作物，古代曾有一个帝王将爱意和尊敬给了一株在山中为他遮住骤雨的松树，我怎能不爱我廿八年来生存在其上的一片土地，我怎能不爱这相关的一切。
跳上船去看海是第二天的事。
船本来是渔船，现在却变成游览船了。
正如好的海鲜不需要厨师，好的海景既不需要导游也不需要文人的题咏，海就是海，空阔一片，最简单最深沉的海。
坐在船头，风高浪急，浪花和阳光一起朗朗地落在甲板上，一片明晃，船主很认真从事，每到一个小岛就赶我们下去观光——岛很好，但是海更好，海好得让人起乡愁，我不是来看陆地的，我来看海，干净的海，我也许该到户籍科去，把身份证上籍贯那一栏里“江苏”旁边加一行字——“也可能是‘海’。”
在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一定曾经隶籍于海。
上了岸第一个小岛叫桶盘，我到小坡上去看坟墓和屋子，船认认真的执行他的任务——告诉我走错了，他说应该去看那色彩鲜丽的庙，其实澎湖没有一个村子没有庙，我头一天已经看了不少，一般而言潮湖的庙比台湾的好，因为商业气息少，但其实我更爱看的是小岛上的民宅。
那些黯淡的、卑微的、与泥土同色系的小屋，涨潮时，是否有浪花来叩他们的窗扉；风起时，女人怎样焦急的眺望。我们读冰岛渔夫，我们读辛约翰的《驰海骑士》，但我更想读的是匍匐在岩石间属于中国渔民讨海的故事。
其实，一间泥土色的民宅，是比一切的庙宇更其庙宇的，生于斯，长于斯，枕着涛声，抱着海风的一间小屋，被阳光吻亮了又被岁月侵蚀而斑驳的一间小屋，采过珊瑚，捕过鱼虾，终而全家人一一被时间攫虏的一间小屋，欢乐而凄凉，丰富而贫穷，发生过万千事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悠然意远的小屋一一有什么庙宇能跟你一样庙宇？
绕过坡地上埋伏的野花，绕过小屋，我到了坟地，惊喜地看到屋坟交界处的一面碑，上面写着“泰山石敢当止”，下面两个小字是“风煞（也不知道那碑是用来保护房子还是坟地，在这荒凉的小岛上，生死好像忽然变得如此相关相连）。汉民族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不管到哪里，他们永远记得泰山，泰山，古帝王封禅其间的、孔子震撼于其上的、一座怎样的山！
有一个小岛，叫风柜，那名字简直是诗，岛上有风柜洞，其实，像风柜的何止是洞！整个岛在海上，不也是一只风柜吗，让八方风云来袭，我们只做一只收拿风的风柜。
航过一个个小岛，终于回到马公——那个大岛，下午，半小时的飞机，我回到更大的岛——台湾。我忽然知道，世界上并没有新大陆和旧大陆，所有的陆地都是岛，或大或小的岛，悬在淼淼烟波中，所有的岛都要接受浪，但千年的浪只是浪，岛仍是岛。
像一座心浮凸在昂然波涌的血中那样漂亮，我会记得澎湖——好艳丽的一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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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有情
有时候，我到水饺店去，饺子端上来的时候，我总是怔怔地望着那一个个透明饱满的形体，北方人叫它“冒气的元宝”，其实它比冷硬的元宝好多了，饺子自身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一张薄茧，包覆着简单而又丰盈的美味。
我特别喜欢看的是捏合饺子边皮留下的指纹，世界如此冷漠，天地和文明可能在一刹那之间化为炭劫，但无论如何，当我坐在桌前上面摆着的某个人亲手捏合的饺子，热雾腾腾中，指纹美如古陶器上的雕痕，吃饺子简直可以因而神圣起来。
“手泽”为什么一定要拿来形容书法呢？一切完美的留痕，甚至饺皮上的指纹不都是美丽的手泽吗？我忽然感到万物的有情。
巷口一家饺子馆的招牌是正宗川味山东饺子馆，也许是一个四川人和一个山东人合开的，我喜欢那招牌，觉得简直可以画上清明上河图，那上面还有电话号码，前面注着TEL，算是有了三个英文字母，至于号码本身，写的当然是阿拉伯文，一个小招牌，能涵容了四川、山东、中文、阿拉伯（数）字、英文，不能不说是一种可爱。
校车反正是每天都要坐的，而坐车看书也是每天例有的习惯，有一天，车过中山北路，劈头栽下一片叶子竟把手里的宋诗打得有了声音，多么令人惊异的断句法。
原来是通风窗里掉下来的，也不知是刚刚新落的叶子，还是某棵树上的叶子在某时候某地方，偶然憩在偶过的车顶上，此刻又偶然掉下来的，我把叶子揉碎，它是早死了，在此刻，它的芳香在我的两掌复活，我札开微绿的指尖，竟恍惚自觉是一棵初生的树，并且刚抽出两片新芽，碧绿而芬芳，温暖而多血，镂饰着奇异的脉络和纹路，一叶在左，一叶在右，我是庄严地合着掌的一截新芽。
二年前的夏天，我们到堪萨斯去看朱和他的全家——标准的神仙眷属，博士的先生，硕士的妻子，数目“恰恰好”的孩子，可靠的年薪，高尚住宅区里的房子，房子前的草坪，草坪外的绿树，绿树外的蓝天……
临行，打算合照一张，我四下列览，无心地说：
“啊，就在你们这棵柳树下面照好不好？”
“我们的柳树。”朱忽然回过头来，正色地说：
什么叫我们的柳树？我们反正是随时可以走的！我随时可以让它不是‘我们的柳树’。”
一年以后，他和全家都回来了，不知堪萨斯城的那棵树的如今属于谁——但朱属于这块土地，他的门前不再有柳树了，他只能把自己栽成这块土地上的一片绿意。
春天，中山北路的红砖道上有人手拿着用粗绒线做的长腿怪鸟的兜卖，几吹着鸟的瘦胫，飘飘然好像真会走路的样子。
有些外国人忍不住停下来买一只。
忽然，有个中国女人停了下来，她不顶年轻，大概三十左右，一看就知是由于精明干练日子过得很忙碌的女人。
“这东西很好，”她抓住小投，“一定要外销，一定赚钱，你到××路××巷×号二楼上去，一进门有个×小姐，你去找她，她一定会想办法给你弄外销！”
然后她又回头重复了一次地址，才放心走开。
台湾怎能不富，连路上不相干的路人也会指点别人怎么做外销，其实，那种东西厂商也许早就做外销了，但那女人的热心，真是可爱得紧。
暑假里到中部乡下去，弯入一个叉道，在一棵大榕树底下看到一个身架特别小的孩子，把几根绳索吊在大树上，他自己站在一张小板凳上，结着简单的结，要把那几根绳索编成一个网花盆的吊篮。
他的母亲对着他坐在大门口，一边照顾着杂货店，一边也编着美丽的结，蝉声满树，我停焉为褡讪着和那妇人说话，问她卖不卖，她告诉我不能卖，因为厂方签好契约是要外销的，带路的当地朋友说他们全是不露声色的财主。
我想起那年在美国逛梅西公司，问柜台小姐那架录音机是不是台湾做的，她回了一句：
“当然，反正什么都是日本跟台湾来的。”
我一直怀念那条乡下无名的小路，路旁那一对富足的母子，以及他们怎样在满地绿荫里相对坐编那织满了蝉声的吊篮。
我习惯请一位姓赖的油漆工人，他是客家人，哥哥做木工，一家人彼此生意都有照顾。有一年我打电话找他们，居然不在，因为到关岛去做工程了。
过了一年才回来。
“你们也是要三年出师吧。”有一次我没话找话跟他们闲聊。
“不用，现在二年就行。”
“怎么短了？”
“当然，现代人比较聪明！”
听他说得一本正经，顿时对人类前途都觉得乐观起来，现代的学徒不用生炉子，不用倒马桶，不用替老板狼抱孩子，当然二年就行了。
我一直记得他们一口咬定现代人比较聪明时脸上那份尊严的笑容。学校下面是一所大医院，黄昏的时候，病人出来散步，有些探病的人也三三两两的散步。
那天，我在山径上便遇见了几个这样的人。
习惯上，我喜欢走慢些去偷听别人说话。
其中有一个人，抱怨钱不经用，抱怨着抱怨着，像所有的中老年人一样，话题忽然就回到四十年前一块钱能买几百个鸡蛋的老故事上去了。
忽然，有一个人憋不住地叫了起来：
“你知道吗，抗战前，我念初中，有一次在街上捡到一张钱，哎呀，后来我等了一个礼拜天，拿着那张钱进城去，又吃了馆子，又吃了冰淇淋，又买了球鞋，又买了字典，又看了电影，哎呀，钱居然还没有花完呐……”
山径渐高，黄昏渐冷。
我驻下脚，看他们渐渐走远，不知为什么，心中涌满对黄昏时分霜鬓的陌生客的关爱，四十年前的一个小男孩，曾被突来的好运弄得多么愉快，四十年后山径上薄凉的黄昏，他仍然不能忘记……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那人只是一个小男孩，如果可能，我愿意自己是那掉钱的人，让人世中平白多出一段传奇故事……
无论如何，能去细味另一个人的惆怅也是一件好事。
元旦的清晨，天气异样的好，不是风和日丽的那种好，是清朗见底毫无渣滓的一种澄澈，我坐在计程车上赶赴一个会，路遇红灯时，车龙全停了下来，我无聊地探头窗外，只见两个年轻人骑着机车，其中一个说了几句话忽然兴奋地大叫起来：“真是个好主意啊！”我不知他们想出了什么好主意，但看他们阳光下无邪的笑意，也忍不住跟着高兴起来，不知道他们的主意是什么主意，但能在偶然的红灯前遇见一个以前没见过以后也不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