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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错误的意见却被通过了。指挥员们骑马返回自己的团队。凄厉的军号响了。三五成群的战士向各个方向走去。枪声变得稀疏了。
在这之前，有人提议宰杀战马，给部队充饥。尽管许多战士已经断粮，但这个提议却被不容商议地否决了，他们说：“战马是我们的朋友……”于是，那些已经饿得浑身无力的战士们，把大批战马放上了深山。
吴成德骑着马到各团检查突围情况，他路过一个山沟时，忽然听到沟下有人叫他。
“吴政委，我们挂彩了，走不动了。”
“你们是哪个团的？”听到回答后，吴成德立即叫通信员把这个团的团长叫来。当他安置好这批伤员，师部已经转移了。
天色渐暗，夜幕降临在朝鲜三八线以南的这个战场上。部队利用夜色开始突围了。敌人的探照灯在头顶上、公路上、山坡上扫来扫去，照明弹一颗又一颗地挂在空中，一阵猛似一阵的炮火把岩石烧得通红。
吴成德和警卫员、通信员一起飞身上马，翻过山包，向西飞跑。在一个山口，借着照明弹的光亮，他看见三四百名伤员黑乎乎地挤成一片，其中有的已经直僵僵地躺着不动，多数都在那里痉挛。炮声突然停止了，他听到了那可怕的呻吟声。吴成德立刻翻身下马，受伤的战士们把他围住了，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道：
“吴政委，我们能冲出去吗？”
“吴政委，前面有多少敌人？”
“吴政委……”
一个伤员爬过来，抱住他的腿：“吴政委，你一定要带上我们呀。”
吴成德轻轻抚摸着这些伤员，望着这些用信任和期待的目光望着他的战友们，他的眼眶湿润了。他拔出手枪，一枪打死了战马，高声喊道：“同志们，我与大家在一起！”
伤员们自动地排成队列。吴成德站在一块石头上，高喊：“干部和党员向前一步走！”然后高声说道：“同志们，我们必须利用夜晚冲出敌人的封锁线。每个干部带领40个战士为一组，现在开始突围！”
在被炮火烧焦的山坡上，在迎面而来的枪炮中，伤员们你搀我，我扶你，开始突围了。但是，敌人的大量机械化部队横挡在公路上，机关枪在盲目地疯狂乱扫，大炮封锁了每一个道口，只有极少数伤员突围出去，多数都战死了。吴成德带着几十名伤员，突来突去，渐渐天发白了，敌人开始缩小包围圈，有的战士看到突围无望，气得坐在地上痛哭。吴成德举起手枪啪啪向空中放了两枪，高喊一声：“同志们，跟我上山打游击去！”
……吴成德带领着战士们，在三七度线坚持游击战斗14个月，最后40多人只剩下了3个，完全失去战斗力，终于被美军的搜山队俘虏了。
吴成德现在住在老家山西省运城县城。他从集中营被遣返回国后，被开除党籍，撤职降级分配到辽宁省大洼农场工作，一九七五年退休回家。由于指挥失误，由于师党委通过的那个错误决定，这个师受到严重损失，大量官兵牺牲，数千人被俘，占朝鲜战争中全部志愿军被俘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个师的师长、副师长受到严肃处分。吴成德作为这个师的最高政治指挥员和被俘的志愿军最高军官，每每言及此事，总是不胜痛心和感慨。
四个女兵
她叫H，被俘前是志愿军某部卫生队的护士。她刚刚17岁。准确地计算，她被俘前的军龄只有十个月。她实在不像个军人，这不仅仅因为她长得太娇小，娇小得像个洋娃娃似的可爱；也不仅仅是因为她长着一副甜嗓子，整天唱呀，蹦呀，唱个没完，蹦个没完；最主要的是她根本没有想到，作为一名军人，特别是一名女军人，这意味着什么。
在朝鲜前线，领导把宣传鼓动的任务交给了H和其他三个女兵。四姐妹中，她最小。大姐老A，22岁，是她们中间唯一结过婚的。大B20岁，性格泼辣，嗓门特大。小C18岁，长得太苗条，象根面条。就是这么四个女兵，组成了一个鼓动组。她们四个人形影不离。行军路上，前沿阵地上，卫生所里，到处都能听到她们的歌声。
后来，四姐妹中只有H一个人被押进了美军战俘收容所。一连几天，她滴水不进，一声不吭。见到中国人，她就捂住自己的脸，泪水顺着指缝流下来，她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收容所里有一个黄头发的婴儿。人民军的女战俘给她讲了这个孩子母亲的情况：有一段时间，美国兵天天晚上都来强奸女战俘。一年后，有个被强奸的姑娘生下了这个黄头发的婴儿。美国兵听说了，送来了奶粉、巧克力和面包。她只留下了奶粉，把其他东西都扔了出去。这天晚上，美国兵又来纠缠，把她按倒在床上，她挣扎着，一下子掐住了美国兵的脖了。美国兵从身上掏出了匕首，一刀刺在她的心口上，可她一直没有松手……黄头发的孩子成了孤儿。
H听完，哇的哭出声来。这是几天来，她第一次痛哭，那哭声震荡着空气，揪紧了人心。以后，她讲了她们被俘的经过：
在一次战斗中，部队被打散了。她们四姐妹跑进深山，靠着指北针，到处找部队。粮食吃光了，她们就吃野菜，吃树叶。晚上，她们四个人挤在一起，抵御山里的风寒。
一天傍晚，她们被搜山的美国兵发现了。而她们手里的武器只是一支手枪、十发子弹和两把月琴。
她们被俘了。
美国兵把她们带到营地，给她们送来几块面包，她们饿极了，拿起来就吃。
美国兵的眼光不怀好意地在她们身上溜来溜去。他们借口搜查武器，在她们身上乱摸，被大B咬了一口。美国兵却不生气，一边揉着手，一边嘿嘿地笑着。
她们被押到一个帐蓬前。美国兵说是要进去个别“审讯”。四个人一起坐在地上，抱成一团，谁也不进去。
两个美国兵一前一后，把小C抬了起来，她两腿乱蹬，连哭带喊：“我不去！我不去！”
“站住！”大姐站了起来，“你们别动她，有话跟我说。”
大姐平静地用手往后梳一下短发。在落日的余晖中，她显得高大极了，不，是高贵。一个身陷囹圄的女人，以这样的目光、这样的神情来面对强暴，这就是人类高贵的尊严。
美国兵没有碰她，押着她进了帐蓬。一会儿，就听到帐蓬里传出大姐的呼喊声。
三个人不顾美国兵的阻挡，一齐冲进帐蓬。只见几个脱得一丝不挂的美国兵，正把大姐按在行军床上。
几个美国兵一拥而上，把她们抱住了。她们挣扎着，她们厮打着，她们叫骂着。但她们终究是女人。她们的衣服被撕破了。呻吟声，叫骂声，狞笑声，喘气声……混成一片。
……一个美国兵带着兽欲的满足，从大B身上站起来。这时，大B猛地抱过美国兵放在地上的卡宾枪，嘟嘟……枪口喷着红火，一个美国兵倒下了。
美国兵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帐蓬被包围了。美国兵架起机枪向里面扫射。
四个赤裸着身体的志愿军女俘，紧紧地抱在一起，她们齐声唱起了歌儿，她们心爱的歌儿。她们披头散发，脸上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流到了一起。子弹，射穿了姑娘们高贵的身体，鲜红的液体喷涌而出。给她们清白的皮肤盖上了一层神圣的红纱。
四姐妹中，大姐、大B、小C牺牲了。H因为被压在她们身体下面，只受了一点伤，昏过去了。
至于H以后的情况，说法不一，有的说她在1952年与人民军女俘一起庆祝朝鲜“八·一五独立日”，被美国兵开枪打死了；有的说她至今还流落在他乡；有的说她早已返回祖国……我希望她还活着。但我不希望她能看到我写的这一章。这对于她来说，是过于残酷了。我知道，她们比男俘更怕提起那段可怕的往事。
刺字
在战俘身上刺字，这种原始而野蛮的活动，在美国情报人员和台湾特务的指使和支持下，由战俘中的败类李大安、任汝亮和王顺清搞起来了。
1951年8月3日，以李大安为第一名，首批二百多人在左臂刺上了“反共抗俄”四个字。这些人都是所谓的“坚决反共”的“忠诚分子”。第二天，美国“新闻记者”和国民党特务赶来给他们照了大量照片。不久，在南朝鲜、台湾、香港和美国的一些报纸上，相继以“中共志愿军战俘誓死不遣返大陆”等为题，发表了这些照片。
10月下旬，一位自称是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的“官员”和一个台湾特务到72联队找到李大安。
那位“使馆官员”对李大安说：“现在板门店谈判很激烈。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战俘问题。你们要在战俘营里来个刺字运动，然后再写份血书，由我负责给你们转送到板门店去。”
然后，那位“使馆官员”又问李大安：“刺字的有没有共产党员？”
李大安说：“现在还没有。”
“你们要给共产党员刺上字。多一个共产党员被刺上字，就减少敌人的一份力量。”
从此，在战俘营里开始了强迫刺字的高潮。他们公开宣扬：“不愿刺字者以倾向共产党论罪。”他们发动已刺字的人对不愿刺字的人进行毒打，不愿刺字的人白天不给饭吃，晚上不给被子盖，以及进行连续几天的“疲劳审讯”，许多人被打昏后被强行刺字。就在动员全体战俘刺字的那天，72联队当场就被打死两个人：曾玉田被打昏过去，挖去肛门，剧痛而死。张克武被打得口吐鲜血，小便溺血，又被毒打致死。李福清被打昏过去，绑在木桩上刺字，大队长王育民用冷水把他泼醒，说：“你死了，也得带着‘反共抗俄’的字去见阎王。”
战俘营里一片白色恐怖。许多被刺上字的战俘彻夜痛哭，有的人回去后马上忍痛用刀片把字削去，有的人上吊自缢。以后，败类们把被强迫刺字的人的裤带收去，但仍有不少人吞食玻璃片者碎刀片等自杀。许多战俘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段日子还满腔怒火，放声痛哭而不能自己
叛徙、败类们为了胁迫志愿军战俘背离祖国，用强制手段在许多人身上刺下了“反共抗俄”、“杀猪拔毛”的字迹。在第八联队的六千名志愿军战俘中，有两千人身上被刺了字。他们控诉了敌人的迫害经过，痛恨敌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耻辱标记，坚决要把违背自己意愿的字迹从身上割下来。
在战俘营里，一没有手术器械，二没有麻醉药品。他们咬紧牙关，忍着疼痛，互相用刮脸刀片，把刺了字的那块约六厘米长，两厘米宽的肉割去，有的人痛得满头是汗，有的痛得晕了过去，醒来后还让战友们继续割。很快，两千名被强迫刺上字的战俘无一例外，全部割下了自己身上的那些字迹。
1952年10月，济州岛战俘营第三联队“闹鬼”了。有人传说，这个“鬼”是“红头，红身，披红发”。一到晚上，吓得没有人敢走动，吓得美国兵不敢站单岗。
几天以后，美国兵在夜晚打死了一个志愿军战俘，说他抓着铁丝网乱叫。早晨，人们走过去一看，他的脑门正中间被抓烂了，血已经凝固，赤裸的上身也是红一块、紫一块的。透过血痂，还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