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着他一起坐过班房。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与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毕竟差距太大，只是凭着对陈独秀的崇仰苦苦熬着。可是这一片苦心独独又没有得到陈独秀的体谅。尤其在对待陈独秀与高大众所生的子女的问题上，陈独秀固执的偏见极大地刺伤了高君曼的心。事情是这样的，自从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陈独秀前妻所生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来到了上海。他们白天在外工作谋生，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艰苦，人们看到后无不暗暗责怪陈独秀。高君曼想把延年和乔年接到家里去食宿，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高君曼不知陈独秀安的是什么心，就跑到他的好友潘赞化处求他劝劝自己的丈夫，并且哭诉道：“我是他们的姨母，又是继母，我从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一定会甚于我亲生的儿女，但他不让他们在家里食宿，不知道这事情缘由的人谁又会原谅我呢？”谁知陈独秀知道了这事以后，并不为之动容，反而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仍是不同意让延年和乔年来家住食。陈独秀的固执暴躁和古怪乘张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无可忍，伤心透顶，终于开了口舌之争，继而又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小就娇生惯养，受不得半点逆来之气，更何况陈独秀还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资本主义”遂把爱情前景看淡，终于带着自己所生的儿女，离陈独秀而去，直到香消玉殒，也没有去见陈独秀一面。
婚姻生活中的两度离合，在精神上给陈独秀带来了很大的刺激，眼前一下子人去楼空，寂寞之中更生出了无限的凄凉。其时正逢大革命失败，不久陈延年和陈乔年也相继壮烈就义，再加上陈独秀由于犯下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的批判，他一下子变得心情消沉起来。于是改易姓名，在一个城市贫民聚集的所在隐居下来，从此，一个名噪一时的革命志士变成了一个清贫独居的寒士。
如果说打这以后标志着陈独秀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结束的话，那么又可以说是他真正得到了异性温馨的开始。和陈独秀同一个楼里面，住着一位叫潘兰珍的姑娘，江苏南通人氏，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虽说比陈独秀小30岁，但对陈独秀的敬爱却使他们成了忘年之交，不久就一起过了。几年的婚后生活，经济来源大半靠潘兰珍菲薄的薪水。不过陈独秀看到了如今娶的这个妻子，是一个能和自己同甘辛、共患难而又毫无怨尤的女性。
1932年10月，由于谢立功、费侠向国民党告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不久又转押于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当潘兰珍从报上得悉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的陈独秀时，不由得惊喜交加，更觉得自己的终身没有误托。于是马上收拾行装，赶赴南京，租了一间屋子，一面揽活赚点钱，另一方面抽出时间去陪伴和服侍陈独秀。就这样，陈独秀在南京坐了5年大牢，潘兰珍便风里来雨里去的给他送了5年牢饭。起初狱警以为他们是师生，但又见他们关系亲昵，耳鬓厮磨，甚至还肌肤相侵，于是找了一个同狱的案犯转告陈独秀，让他行为检点一些，不要搞得大家都无脸面。可陈独秀听了这话，毫无郝颜，反而微微一笑道：“难道我就不能有个伴侣吗？”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在党的营救下获释。其时他虽已离党，但仍关心着抗战的前途。尽管贫寒，但也绝不爱国民党的拉拢和俸禄，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此前，刘伯坚同志曾受党的委托，给陈独秀送去100元，陈独秀坚决不收。他说，敌人逮捕、屠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经费应该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和照顾烈士的遗孤，在辗转流亡的日子里，潘兰珍始终形影不离地伴随着陈独秀。陈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留在这个普通女工的心里，使她懂得了许多自己过去所不懂的道理。虽然两人已做了多年的夫妻，但在潘兰珍的心里，陈独秀似乎永远是先生，所以在称呼上，她叫陈独秀是老先生，一直到死，也没改口。
由于敌人的迫害和窘迫的生活所迫，当时陈独秀的身体已变得很坏。朱蕴山曾拿了几只鸭子去探望他，只见他胃痛得在床上打滚。1942年5月，陈独秀在江津瞑目长辞了，只留下一堆他和爱妻亲手种获的土豆。潘兰珍泪流满面地抱着独秀的尸身，望着几件破烂桌椅和四壁萧条的陋室空堂，这才觉得这十几年来使她感到人生充实的老先生真的已先她离去了。耳畔回响的只剩下老先生弥留前的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潘兰珍谨守遗言，始终以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的身分，在自食其力的艰辛生活中，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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