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犹多絷缚，二人虽同是景仰袁中郎者，其造就自不免有异也。《唱和集》
中元政《送元赟之尾阳》十诗，有小序云系用袁石公《别陶石篑》韵，文中
说明其缘起云：
“余尝暇日与元赟老人共阅近代文士雷何思、钟伯敬、徐文长等集，特
爱袁中郎之灵心巧发，不藉古人，自为诗为文焉。今兹九月之初，既夜正长
而风遽冷，寂寂不睡，灯下拥被，独阅石公之集，读至别石篑诗，忽感近日
老人将有尾阳之行矣，因效石公韵，缀狂斐十首，以拟阳关曲。”《先哲丛
谈》卷二云：
“元政诗文慕袁中郎，此邦奉袁中郎盖以元政为首，而元政本因元赟知
有中郎也。元政书曰：数日之前探市，得袁中郎集，乐府妙绝，不可复言，
《广庄》诸篇识地绝高，《瓶史》风流，可想见其人，又赤牍之中言佛法者
其见最正，余颇爱之，因足下之言知有此书，今得之读文，实足下之赐也。”
元政所著《草山集》前后三十卷，仓卒不得见，《唱和集》中有《和李梁溪
戒酒诗》，小序云：
“余尝答人书漫论文章曰：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盖流
自性灵者有德之言也，出自模拟者不必有德之言也。流自性灵者或虽不整齐
而无痕，出自模拟者虽是整齐未必无痕，余虽不知文章，于此二者暗中摸索
亦可知也。何者，言即心之迹也，因迹求心，虽不中不远矣。由此言之，世
之好文章者，不本道德，徒拾古人之唾馀，以为得巧，可耻之甚也。”此意
亦原本公安，而说得颇妙，以道德与性灵合为一，尤有意义，其时钱受之辈
正在力斥袁钟，而深草上人乃能知爱好，大可佩服矣。日本汉文学中一时亦
盛行七子派拟古典诗文，山本北山著《作诗志彀》等书，尊中郎而反于鳞，
排斥模拟，提唱性灵，开辟一新途径，《志彀》序题天明壬寅，距元政时盖
正是甲子一周。元政本名石井吉兵卫，二十六岁出家为日莲宗僧，居深草之
瑞光寺，供养父母竭尽孝敬，后两亲同年以八十七岁殁，阅二七日元政亦卒，
年四十六。作辞世和歌，意云：深草的元政和尚死了，虽是自家事，也觉得
可哀。又遗命不建石塔，但于墓上种竹二三株。元政有《竹叶庵诗》十首为
世所称，见《唱和集》中，其一云：
屋前竹叶垂，屋后竹叶隔，
屋上竹叶覆，中有爱竹客。
此盖足以为其墓志铭矣。（廿九年八月廿四日）
□1940年。。 10月刊《中国文艺》3卷。。 2期，署名知堂
□收入《药味集》
如梦记
《如梦记》九篇，约四万馀言，文泉子著，明治四十二年己酉东京民友
社刊，菊半截一册，红洋布面，定价金三十五钱。案文泉子本名坂本四方太，
明治六年生，三十二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出身，追随正冈子规，为新派有名
俳人之，又与子规提倡写生文，多所写作，单行本有《写生文集》，《帆立
贝》，《如梦记》等，大正六年（1917）卒，年四十五岁。
我于丙午年（1906）到东京，其时子规已卒，杂志《保登登岐须》由高
滨虚子编辑，俳句写生文小说正大发达，书架上现存一册九卷七号，夏目漱
石的小说《匐将》就发表在这册里边，《我是猫》的第十回也载在卷首，可
以想见当时的形势。匐将在中国普通译作“哥儿”，但方言中似别有较适合
的名词，如越中之“阿官”是也。那时候在东京，遇着写生文与自然主义的
潮流，自然主义的理论甚可佩服，写生文则成绩大有可观，我不很懂《保登
登岐须》上的俳句，却多读其散文，如漱石、虚子、文泉子以至长冢节的著
作，都是最初在那里发现，看出兴会来的。其中文泉子最为特别，他不像别
人逐渐的变成小说家，却始终只以写生文为范围，他的《写生文集》与《帆
立贝》等，从前也曾搜得，回国时不知怎的遗失了，如今所有的就只是这一
小册追忆儿童生活的《如梦记》而已。
庚戌年秋日从本乡移居麻布赤羽桥左近，与芝区邻接，芝公园增上寺为
往来经由之路，买杂物则往三田庆，应义塾所在地也，《如梦记》即在三田
所购得，而此书店又特卑陋，似只以小学儿童为主顾者，于其小书架上乃不
意得见此书，殊出意外，以此至今不忘，店头情形犹恍忽如见。三田虽是大
街，唯多是晚间去散步，印象总是暗淡萧寂，与本乡不同。辛亥初冬回故乡，
作小文记旧游，只写一则而罢，题诗其后，有云，寂寂三田道，衰柳何苍黄，
盖慨乎其言之。今亦已是旧梦矣，读文泉子之记，更有云烟之感，文章之不
可恃而可恃，殆如此也。
□1940年
11月
5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如梦记译者附记*
上文系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所写，曾收入《药堂语录》，盖已是三年前
事矣。那本红面小书在我手边则已历三十三四年之久，只是常常想起，却总
未能决心着手，至于今日。
翻译不易，才力不及，这理由是容易明白的。但是，为什么还是想要翻
译的呢？在日本有过明治维新，虽已是过去的事，但中日两国民如有互相理
解之可能，我想终须以此维新精神为基础。我们在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人，
对于那时自然更多有怀念。文泉子此书写儿童生活与明治风俗，至为可喜，
又与我有不少情分，因此总想译述出来，虽然自己深知这是很不易的事。语
学与文才俱优的可以委托的人，找起来未必没有，只是他们所知的大抵是近
今更西洋化了的日本，对于明治时代恐怕有点隔膜，有如请西装的青年陪了
穿茧绸夹袍的老人谈话，这其间有三四十年的空气间隔着，难得谈的投机的。
我之所以不顾能力不足，或闲暇不多，终于决定自己来动手者，其原因即在
于此。文章译得很粗糙，未能把本来的趣味恰好的传达出来，但是凭了平时
对于东京与明治时代，写生文与《如梦记》的好感，总之想以理解之心，运
笨拙的笔，一句句的写下来，至于力不从心，那是没法子的事。全书共计九
章，希望每月能译出一章来，那么到了明年夏天，全部译完了，可以出一小
册单行本子。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腊神
话的注释做成，这已写了一部分三万字，下馀的大约也还有十万字之谱吧。
这工作中途搁下来，一转眼就已是五个年头，想起来更有岁月不居之感，亦
正是所谓如梦也。
（民国癸未九月十日）
□1943年
12月刊《艺文杂志》1卷
6期，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如梦记译本序
《如梦记》一卷九篇，文泉子著，明治四十二年（一九○九）日本东京
出版。文泉子本名坂本四方太，生于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大学国文科出
身，追随正冈子规，为新派有名“俳人”之一，写了许多“写生文”，大正
六年（一九一七）卒，年四十五岁。
在明治末年日本文坛上盛行着法国自然主义的潮流，子规等新派俳人是
俳句的革新家，可是也感受着时代思潮，成为他们的提倡写生的一种机缘。
所谓写生即是主张写实，不像旧式诗人那么公式地说假话，却要实地去看去
听，把所感到的事物写下去，这像有真实的生命。写生，是新派俳句的新的
手法，可是也可用于散文，这就叫写生文，它可以独立，于练习俳句上也很
有益。所以他们的杂志虽是讲俳句的，也登载好些写生文，这《如梦记》便
是在里边登过，再印行单行本的。
古来日本俳人多兼擅文章，松尾芭蕉即是最好的例，那时这一派里正冈
子规以下，夏目漱石，高滨卢子，坂本文泉，长冢节都写许多散文，夏目的
《我是猫》，高滨的《俳谐师》，长冢的《土》乃是有名的小说，扳本的这
一卷《如梦记》虽然不是正式的小说，但是用写生文来记述他童年的回忆，
也正是文学上所有的一种式样，同样的值得加以赏玩。书中所记大概是十岁
以前的事，在明治维新初期，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或者与中国的民国前后
有点相似，有许多奇妙的事情值得记载，这里就只觉得太简少一些，有点可
惜，但是这也是难怪的。写生文虽说是重在写实，但它到底还被俳句影响所
牵掣，他们最忌“词费”，不肯长篇大幅地去描写，所以简短是当然的事。
后来夏目的学生中勘助著有《银茶匙》，上下两卷，叙写从幼小时直到中学
时代，更为精细，虽不是写生文派，却可以说是大部的《如梦记》，此外就
不见其比了。坂本的这本小册子很少见，在出版的次年偶然在东京冷僻的小
书店里得到了一册。
本书题名在著者自序中译作《梦一般》，比较近于白话，但是原名
Ywmenogotoshi，是文言口气的，直译应是《如梦》，现在便保存它这个原意，
只是加上一个记字，说起来较为顺口，自序中亦均改正，以免岐出，虽然在
那边如说《梦一般》似乎要好一点。
知堂记。
□1959年
4月
1日刊香港《星岛晚报》，署名知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日本国志
廿六年二月我写小文略谈《人境庐诗草》。附记有云，“去年秋天听说
有我国驻日使馆人员在席上声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
原著。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的是
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
以断定他是写不成《日本国志》那样书的。”当时所根据的是作者态度之不
同，虽然自己相信不会看错，总嫌未免稍倾于主观。
近日得到姚文栋的杂文集，可以证明姚黄二家的书名同实异，截不相干。
姚集名曰《读海外奇书室杂著》，中缝则题曰《东槎杂著》，共文二十四篇，
盖在使馆为随员时所作，有《陈元赟先生事略》尚可读，馀亦多是照例的慷
慨论时务而已。卷末有《日本国志凡例》，作于光绪甲申九月，云全书十卷，
分记东西两京，畿内，东海道等七道，每道以国为纲，首疆域，继以形势沿
革，以至物产，凡二十四门，盖是地志体裁，末有“未备”一条，自言刑法
食货等皆未及记，后之君子尚其补诸。日人星野川口宫原三人皆有跋，见姚
氏编《海外同人集》卷上，星野谓其译我群地志书，集其大成，凡例记采用
书籍共九十九部，亦均是旧地志也。由此观之。二书性质不同显然可知，姚
氏所著固自成一种日本国志，但若与黄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矣。
黄著四十卷，地理才有三卷，刑法食货共得十一卷，若其最有特色，前
无古人者，当推学术，礼俗二志，有见识，有风趣，盖惟思想家与诗人合并，
乃能有此耳，若说瑜不掩瑕，则文中惜不注出处，如礼俗志中多用川濑栲亭
之《艺苑目涉》中民间岁时，寺门静轩之《江户繁昌记》，往往一篇一卷全
文录入，如能随处注明，体例当更为完善也。
□1940年
11月
19日刊《庸报》，署名知堂
□收入《药堂语录》
四鸣蝉
近代日本文学作品，由本国人翻为汉文，木刻出板者，在江户时代中期
大约不很少，我在北京所见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