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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子·骗子·傻子（六）
作者： 西 川
……如果这个丁当就此回了西安，那一切便都顺顺当当。但没过几天，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打来电话，说他们扣住一个骗子。那人自称是诗人陈东东，还拿出陈东东的一首诗作为证据。东东的那首诗就刊登在《倾向》上，偏巧我也送过那位清华的学生一册《倾向》。于是假丁当、假陈东东露了馅。清华的学生看在此人也算文学青年的分上，并没有难为他，收了他的《倾向》和我的照片，便把他放了。但他似乎并未从此改弦易辙，而是骗上了瘾。一日，云南《滇池》编辑米思及打电话到骆一禾家，问他西川是否来了云南，因为编辑部来了一个人，自称叫西川，而且他所说的西川的情况都对，但米思及还是觉得那人身上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骆一禾告诉米思及西川并未去云南：〃昨天我们还在一块儿。〃那个假西川后来的下落如何，我不得而知。不过再后来陈东东又给我讲过一件事，极像此人所为。某日东东接到一封信，内蒙某地一个女孩子写来的。信写得情意绵绵：〃东东你还记得那天我冒着大雨送你上火车的情景吗？〃到说起这件事为止，东东还从未去过内蒙。东东说他真冤，什么好事都没沾上，却得为一个骗子背黑锅。难道这个假丁当、假西川、假陈东东又骗到了内蒙y他到底想干什么？
谁都知道，诗人们尤其知道，在今天，诗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诗人们吵吵闹闹，一点一滴地为自己争来了有限的自我、有限的自由，同时也争来了这不好过的日子，真是始料不及。这其中具有反讽色彩的文化含义值得仔细体味），可为什么，诗歌还会被假疯子、真骗子视为一道山门、一段阶梯、一座演武场（我在此记下的只是极少几位，我见识过和听闻过的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比这要多得多）？有时我想，中国的诗歌传统也许太过丰富，有如一座大山，无需走近就能远远望见，省却了我们为发现传统和重塑传统而必须付出的辛劳；而从《诗经》、《楚辞》到现代诗歌，这其中的岁月也许太过漫长，让一个对诗歌一无所知的人会觉得他既生在〃诗国〃（何其烂俗之说），那他就多少有些诗歌细胞，就如同一个长居深宅大院的仆人会在幻觉中以为那深宅大院自有他的一份。不能说这种看法全无道理，但自觉和不自觉地强化这种看法就是自欺欺人。而一种自欺欺人的诗歌土壤能产生什么样的诗歌，我们可想而知。中国诗歌有过它的辉煌，中国诗人有过大出风头的时代。据传在李白被玄宗赐金放还之后，一日与友人乘舟游江，江边立时欢声雷动，成千上万人汇聚两岸，要一睹当朝大诗人的风采。又据传苏轼晚年蒙神宗皇后赦罪，白海南一路北返，所过州县，常出现万人空巷的场面。从这些美好的传说中，不论是诗人还是诗歌读者，都培养出了一二三四种有关诗人的理念：一、诗人是超常的，不一般的，可以被观看的，因而诗人和演员有相似之处。二、诗人既然和演员有相似之处，那么他的疯癫和怪诞便可以被原谅，一经被原谅，他也就可以被效仿。三、疯癫、怪诞因此转化成某种文化特权，这种文化特权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成为大众的神话。四、既然特权、权力可以被追求，那么诗歌写作便成为人人可为之事。不排除大众的诗歌书写中有娱乐成分，但娱乐的背后存在着上述四种理念也无可否认。这四种理念合成了传统中国的诗歌土壤，因而文革期间河北小靳庄的贫下中农纷纷登上赛诗台乃有其内在的文化动因，不仅仅是江青的政治阴谋使然。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江青的时代早已过去的今天，写诗与练气功、学书法、扭秧歌一道，成为老头老太太们的闲时消遣。写诗，练气功，学书法，扭秧歌，都能弄到走火人魔的地步，一种文化中如果包含着走火人魔的基因，哪怕它并不呈现，那么这种文化必值得我们重新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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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子·骗子·傻子（七）
作者： 西 川
人并不非得读诗，写诗。但如果你偏要这么做，那你得对自己的感受能力、思想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多少有点儿把握。这意味着你得了解疯狂过了头你便无从思想，你纵有千般感受也无从落笔。疯狂和写作之间的纠缠不清的关系，有点儿类似（但正好相反）信仰佛教与写作之间的关系。赵朴初曾经著文，谓佛教讲〃空〃，悟道便是沉默，因此佛教徒的思维方向是超思维，超语言，因此佛教徒作诗，其中必有问题。但佛教徒写的诗歌，难道还少吗？上星期我收到无锡某居士寄来的一册电脑打印诗集。诗集名《宇宙之恋》（又是个狂徒，可他还是个居士）。诗集中所有的诗都是献给美国好莱坞女演员詹妮弗·康纳利的。此居士在给我的信中嘱我把他的诗翻译成英文，好助他求爱（他信中未提如何付我报酬，估计一分不付，只为结缘。从前可是有人许诺要付我10万元，请我翻译他长达9999行的长诗。那人觉得他的诗可与但丁比肩，只差没翻译成英文。我没干）。真是居士也疯狂！
说到中国的诗歌土壤，我又想起一位安徽的农民大叔写给我的一封信。那是邓小平刚去世的时候，这位农民大叔这样写道：〃在这举国人民沉痛悼念邓小平同志的日子里，我首先向西川老师问个好！〃我一展开信就心惊肉跳地把它合上了。这是什么逻辑？邓小平去世，你向我问好，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这可是政治问题！我的政治觉悟立即窜上天灵盖。待惊魂稍定，我才继续读信。但我越读越不明白。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交流写诗心得的信，而是一封控告信，控告他们村的村干部大吃大喝，假公济私，祸害乡里。写信人是要激起我的愤怒好让我写一首愤怒的诗吗？看来不像。他真是在告状。可他应该把信寄到某级政府的信访办公室去才对，干嘛寄到我这里？除非他以为我这儿开着个衙门，可以把他们村的干部带上大堂打板子？这事我想了好几天，越想越不是滋味，既为他向我揭示的生活的黑暗，也为他写信给我这件事本身。这位农民大叔要么无处控告，才向我，一个诗人控告，要么便是根据他的文化记忆，认为我是个有权有势的人，起码可以影响到某些有权有势的人。在过去漫长的农业文化中，诗歌就是权力，但是在今天，幸好不是，尽管诗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要求公正和正义。诗歌需要新的诗歌土壤。
本来我想就此结束这篇我已写得太长的东西，但我脑子里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依然腾挪不已。应该为我所说的这一切找到一个形象，为此我忍不住来一回画蛇添足：我见过一个小伙子，高大、英俊、脸膛黑红，腰杆笔直。他来找我时虽身着便装，但我一望即知他是个军人。一问，果不其然，他非但是个军人，而且是个特殊的军人：某重要机关的哨兵。我时常路过那个机关的大门。门口的哨兵一个个全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蚂蚁爬进鼻孔而不打喷嚏。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军，走正步，全是以他们为榜样。但是，当我面对这样一位战士时，我才意识到，他们不是道具，不是木头或铁管子，在他们纹丝不动的身体里跳动着肉团心，他们也会胡思乱想，只是无人看得到罢了。我问他：〃你总不会站岗时闲着没事就做诗吧？〃他回答：〃如果没情况有时也会想想诗歌。〃我打开他递给我的诗稿，本以为会读到一些适合出黑板报，做宣传用的东西，但跳人眼帘的却是〃马克思主义大脚妇女〃之类的诗句。他的诗写得既混乱且暴力，比金斯伯格还金斯伯格。〃你们领导不知道你写诗吧？〃〃知道。我们队长也写诗。〃〃你就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也不管你？〃他嘿嘿直乐。〃我算是有文化的，〃他说。
19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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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
作者： 西 川
想象我居住的城市
从崇文门（元朝称哈德门，蒙语，意福门）走直线到宣武门，肯定要经过正阳门（俗称前门）。有数年时间我奔驰在这条直线上：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我骑在我的战马上，也就是我那破旧的二八凤凰牌自行车上，每过正阳门，我的目光便会在那高大灰暗的建筑上停留片刻。那是画册中的前门、歌曲中的前门、烟卷包装纸上的前门。美国人保罗·S·芮恩施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一书中说过：〃内城中央的城门（前门）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穿过这座城门或站在城门下面时，人们就会产生一种难忘的印象，感到这个独一无二的首都所特有的了不起的威严高贵。〃芮恩施是20世纪初的美国驻华公使。他所记录的北京是袁世凯、张勋、梁启超的北京。有时我的思绪就停滞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遥远的北京。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外国人能够说出我们自己对于北京的感受，但在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中，在仿佛永无尽头的无聊感中，我们必须获得跳出这座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跳出我们自己的方法；而想象这座我居住的城市，体验它超现实的〃威严高贵〃或别的什么，当能使我面对双倍的生活。
正阳门南面是著名的前门商业街。街道不宽，可人头涌动。当年莺歌燕舞的八大胡同就是从这条街上西逸而出。无论陈独秀还是胡适之都曾在那里落过脚。前门大街向南指向永定门。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和钟楼。除正阳门外，纪念堂、纪念碑、国旗杆、天安门、紫禁城午门、玄午门和景山中峰，由南向北依次骑跨在这条中轴线上。要认识北京…乃至中国，就必须认识这条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上，死亡与历史重叠，死亡与权力重叠，死亡甚至与辉煌伟大的信仰重叠。说来奇怪：北京是一座如此拥挤的城市，固定人口1200万，流动人口约700万，可它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说那些房屋是空的可能并不正确，那应该是幽灵，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