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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化的犹太人也被责骂为疏离犹太教，同化引起的最终灾难常被认为是一种既可怕又无意义的受难，因为它失去了旧日的殉难价值。这种论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就原有的信仰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言，“疏离”在东欧各国同样明显。但是出于另一种原因，一般认为西欧犹太人被“非犹太化”了的想法是误导的。普鲁斯特在作品中描写的情形同明显过分地使人感兴趣的犹太教正统说法相反，他指出，犹太人的出生事实从未像在同化了的犹太人中间一样，在私人生活和日常存在中有那样重大的作用。犹太改革家们将一种民族宗教改变为一种宗教派别，并将宗教理解为个人的事情；犹太革命家以世界公民自居，以使自己摆脱犹太民族；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即“在街上是男人，在家里是犹太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成功地将民族特性转变为私人的事情。结果，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的决定和感情，都变成了他们的“犹太特性”的中心。犹太出身越是失去它的宗教、民族和社会经济的意义，犹太特性就越纠缠；犹太人纠缠于此，就像人纠缠于身体缺陷或优点一样，沉溺于其中彷佛人沉溺于一种邪恶。
普鲁斯特说的“内在气质”（inner disposition）不是别的，正是这种个人的、私人的内心纠结，它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来证实，在这个社会里，成功和失败都取决于犹太出身这一事实。普鲁斯特误认它是“种族命运”，因为他所见到的和描写的仅仅是它的社会面向和个人的再思考。的确，从他作为旁观者的记录来看，犹太集团的行为显示出与性倒错者的行为类型同样的纠结。两者都感觉到要么是高超，要么是卑劣，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自豪其与众不同；两者都感到这种与众不同是天生的事实；两者都经常证明，并非他们所为（what they did），而是他们所是（what they were）才是正当的；还有，两者都摇摆于或辩护态度或突然挑战性地宣称他们是菁英。他们的社会位置由本性而永久固定，两者都不能从一个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团。社会的其它成员也有归属之需要——“问题不像哈姆雷特那样，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是归属或不归属”——但是程度不同。社会分化成集团，不再让外人（犹太人或性倒错者）作为个人进入小团体，但是由于他们受接纳的具体情况，因此总像是体现了那种集团性质（clannishness）。每一个社会都要求它的成员有一定数量的行动，有显示和代表的能力，并且按照他们的实际面目行事。当社会分化成集团时，这些要求不再由个人提出，而是由集团的成员提出。因此，行为不是由个人的能力控制，而由无声的要求控制，恰如一名演员的表演必须配合其它一切角色。福伯格．圣…吉曼的沙龙就是一些集团的聚合，每一个集团都代表了一种极端的行为类型。性倒错者的作用是显示他们的反常，犹太人的作用是代表邪恶巫术（“召魂术”），艺术家的作用是表现另一种形式的超自然和超人类的接触，贵族的作用是显示他们不像普通的（“资产阶级的”）人们。正如普鲁斯特观察到的那样，上述一些集团除了它们的集团性之外，“除了在总灾难的日子大多数人围观牺牲者，就像犹太人围观德雷富斯一样之外”，这些新来者都避免与他们的同类交往。这里的原因在于，一切区别的标识只由集团的整体决定，所以犹太人或性倒错者感到他们会失去在犹太人或性倒错者的世界里的明显性格，在那种世界里，作为犹太人或表现同性恋是最自然不过、最平淡无奇，也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事情。然而，同样真实的是，他们也需要对立的集团，让他可以觉得与众不同；羡慕贵族的非贵族需要形成集团，就像羡慕犹太人或性倒错者的人也需要形成集团。
这些集团本身虽无一致性，而且其它集团的成员一旦不再聚集在它们周围时，它们便会解体，它们的成员使用一种神秘的符号语言，似乎他们需要有某种奇怪的事物，以便用来互相识别。普鲁斯特写到了这种符号的重要性，尤其对于新来者更为重要。但是，当性倒错者这些符号语言大师，至少保有一种真正的秘密时，犹太人使用这种语言只是为了创造他们预定的神秘气氛。他们的符号神秘而且奇特地意指某种世人共知的事物：某某亲王家里沙龙的角落坐着另一位犹太人，他不便公开地承认自己的身分，然而。要不是这种无意义的特性，他就永远不可能爬到那个角落。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末新的混合社会像柏林的第一个犹太沙龙一样。仍然以贵族为中心。此刻的贵族社会一如以往，唯独失去的是它对文化的热心和对“人类的新人种”的好奇，但是它仍像过去一样嘲讽资产阶级社会。它对政治平等以及失去第三共和国建立时被肯定的政治地位和特权的响应是急于求得社会的划分。在第二帝国期间短暂人为的地位上升之后，法国贵族仅靠社会集团性来维持自身，并且不怎么积极地为儿子们保留在军队里的较高地位。他们嘲笑攻击中产阶级标准的用心强过其政治野心，这无疑是一切个人和所有尚在属于不被社会接受的阶级的群体想进入社会时的最强烈动机之一。曾使普鲁士贵族在社会上接纳演员和犹太人时的动机，同样在最终导致法国的性倒错者获得社会光荣。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并未获得社会自尊，尽管此时他们已在财富和力量两方面崛起。民族国家内没有政治阶层，而平等权利的胜利造成“社会在外表上更民主的同时，内部的秘密阶层化更加严重。”既然阶层原则（principle of hierarchy）也体现在福伯格。圣…吉曼的成员广泛的社交圈子，那么法国的每一个社团“或多或少地复制它的特点，或多或少地模仿福伯格。圣…吉曼的社团，它有时假装很不屑……，无论其成员地位如何或持何种政治观点。”贵族社会仅仅在外表上成为过时的事物：实际上它用强加“时髦的社交生活秘诀和言语方式”来渗透整个社会（而且不仅仅在法国人中间）。当普鲁斯特感到需要为此辩护，并重新考虑在贵族圈子内度过自己的一生时，他对社会所作的分析大致如此。
关于犹太人在这个世纪末的社会里的角色，要点在于，正是德雷富斯事件的反犹主义才为犹太人打开了通向社会的大门，而正是这一事件的结束，或者说是由于发现了德雷富斯无罪，才结束了他们的社会荣耀。换言之，无论犹太人如何思考自身或思考德雷富斯事件，只有当社会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叛徒种族时。他们才能扮演社会为他们指定的角色。当这类叛徒最终被发现只不过是一场诬害的愚蠢的受害者，社会最后认定了犹太人无罪时，整个社会对犹太人的兴趣就像政治上的反犹主义一样迅速地消失了。犹太人重新被看成普通凡人，落到毫无意义的地步，而假设中犹太人自身的罪恶只不过暂时地使他们出了一回风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奥地利犹太人在更加严酷的环境里所享受的实质上是同一种社会荣耀。其假设的罪行在当时就是：他们在战争问题上有罪，是那种没有哪一个人的哪一桩行为必须为之负责的罪，这件罪行不容置辩，以致暴民们仍然可以认为犹太特性即罪孽，社会仍可继续为其犹太人感到欢欣鼓舞和兴趣盎然，直到最后。如果说“代罪羔羊论”确有任何心理真实性的话，那势必是这个社会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之结果；因为当反犹主义的立法逼迫社会驱逐犹太人时，那些“犹太迷”（philosemites）们感到似乎他们必须清洗自身隐秘的邪恶，洗去身上的污名，消除神秘的邪恶爱好。这种心理无疑很难解释为何“羡慕”犹太人的人最后变成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尽管真正的刽子手在所谓受过教育的阶级中的人数比例令人吃惊，但是值得怀疑的是，他们在主宰“死亡工厂”的人中是否举足轻重。但是这一点恰恰可以解释那些社会阶层令人无法置信的背叛行为，他们曾经是犹太人最亲密的朋友，犹太朋友们曾经最使他们感到高兴和受到吸引。
对犹太人而言，将所谓犹太教的“罪”转化为所谓犹太人的“恶”，这种流行观点实际上极其危险。犹太人可以脱离犹太教逃到改宗的路，但是身为犹太人这一点是无法逃避的。再者，一椿罪行面临的不过是惩罚，而一种恶只能面临灭绝。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内，社会对于犹太出身和犹太人的角色所作的解释直接关联到反犹主义手段可能达到的彻底灾难。纳粹的反犹主义的根源便在这种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虽然种族观念具有其它一些更直接的政治目的和作用，但是它从最有害的方面应用于犹太问题时，其成功大多归因于真正地构成舆论赞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信念。
犹太人命中注定走向历史事件的风暴中心，决定性的力量无疑地是政治力量；但是社会对反犹主义的反应以及个人对犹太问题的心理反应，却同时对犹太血统的每一个个人的残暴与有组织、有计划的侵害有关，在德雷富斯事件中的反犹主义早已显示出这种特点。若认为反犹主义的历史本身只是一场纯粹的政治运动，就无法理解这种由激情驱使的追杀“一般犹太人”，“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见的犹太人”。各种社会因素未被政治历史或经济历史所解释潜藏在事件的表面之下，历史学家从未观察到，只有诗人或小说家才以更深刻的激情力量将它们记录下来（诗人和小说家是被社会驱逐到绝望的孤独中的人），这些社会因素改变了政治上反犹主义可能会独自采取的路线，这可能会导致反犹立法，甚至大规模驱逐，但不至于从总体上采取灭绝手段。
自从德雷富斯事件发生，以及它对法国犹太人权利的政治威胁产生了一种使犹太人享受歧义荣耀的社会情势之后，欧洲反犹主义显示出一种由各种难以相互融合的政治动机和社会因素组成的混合状态。社会总是以明显地偏向犹太人的态度首先对一场强大的反犹主义运动作出反应，因此德雷富斯的话在危险的时刻尤显真实：“此刻没有别的种族问题……更能像犹太人问题一样使欧洲兴高采烈、兴趣盎然、振奋人心和显得高贵。”社会上的“犹太迷”们总是最后使政治反犹主义带上神秘的疯狂色彩，舍此反犹主义则不能变成组织群众的最佳口号。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无阶级地位者（déclassé）到未了都随时准备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暴民组织；他们的宣传及其吸引人之处在于：假定一个社会显示出它愿意将以恶的形式表现的罪结合进它的结构，此时就一定很容易用公开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