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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儒家文化也有一个自己根本无法克服的矛盾，即作为一个社会学说，它缺少现实的可行性。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士”）是在社会平民中产生的，而不是在政治集团中产生的，他们通过文化的接受和创造超越了一己的存在，获得了思维上的整体性，但他们这种思维上的整体性却并不同时伴随着实践上的整体性，他们没有左右整个社会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掌握在各个诸侯国的国王手中。这是一种知识与权力的分裂状态，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分裂状态。知识分子要把自己的思考转变为社会的实践，必须通过各个诸侯国的国王，必须借助他们的政治权力。这就决定了儒家文化的话语形式与话语内容的分裂。就其话语内容，它是社会学的；就其话语形式，它是政治学的，是诉诸政治统治者的。它的话语内容的社会学性质使政治统治者不可能实际地接受它，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一种信仰，一种全身心追求的社会目标；而它的话语形式又使社会平民无法把它变为自己的信仰，变为自己日常社会生活的目标和原则。社会平民首先要谋食，然后才能谋道；他要首先为自己负责，然后才能为社会负责。儒家文化不是他们的文化。它是作为一种政治治理的方式而存在的，但它同时又严重缺乏政治学的本质特征。所以，当时的孔子和孟子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四处奔走，游说诸侯，却没有一个诸侯国的国王真正接受他们的思想学说。在诸侯并立的世界上，强则立，弱则亡，道德可以治自己，但治不了环绕自己的虎狼之国。他们不需要儒家文化，他们需要的是法家文化，因为只有法家文化才体现了他们的根本要求，体现了政治学的本质。
第5节
政治学只能是政治学，而不能同时是道德学。因为道德学必须建立在人的自然存在的基础之上，是人与人自然关系的社会表现，而政治本身就是超自然的，就是建立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在人与人的矛盾和斗争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没有分化，人与人之间根本没有矛盾和斗争，要政治做什么呢？要政治统治机构做什么呢？
儒家文化是提倡道德的，道德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联系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础就是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就其自然联系，儒家这种人性善的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在家庭关系中，丈夫与妻子，是通过性别的不同联系在一起的，是相互依存的，是可以通过爱情在感情上融为一体的；父与子的关系是由于辈分的不同联系在一起的，是可以在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的基础上产生感情联系的；君与臣的关系是可以通过职位的不同联系在一起的，是可以在长期的合作中建立起情感关系的。但家庭和国家又都不是纯粹的自然联系。没有私有制，没有社会的分化，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但不会产生国家，同时也不会产生家庭。国家和家庭都不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形式。它们更是一个利益集团，是在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之后才产生的。家庭与家庭之间会有矛盾和斗争，会有各种利益的冲突，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同样也会有矛盾和斗争，同样也会有利益的冲突；国与国之间会有矛盾和斗争，会有利益的冲突，国家内部同样也会有矛盾和斗争，会有利益的冲突。在利益的冲突中，各个人首先意识到的是自己的利益，不论他最终是否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但这种利益意识实际已经存在着，他的放弃自己的利益也是因为自己的利益。一个家庭之有家长，一个国家之有君主，正是因为这种矛盾斗争的存在，这种利益冲突的存在。他们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同时也就意味着被赋予了更大的利益，或获得更大利益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存在于更被爱戴的位置，而是存在于一个被更多人觊觎、更多人争夺的位置上。一个英明的君主是一个看不到各自利益的特殊性、看不到彼此的矛盾、意识不到自己所处地位的危险性，因而也无法驾驭这种矛盾的人呢，还是能够看到各自利益的不同、看到彼此的矛盾、意识到自己所处地位的危险性，因而也能够努力去驾驭这种矛盾的人呢？显然是后者。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法家知识分子的“人性恶”的理论与儒家知识分子的“人性善”的理论是有同等的真理性的，不过二者有着观察、感受、认识和理解人生的不同的思想角度。法家知识分子认为，一个君主首先应当意识到人性是恶的，人是自私的，每个人都不会平白无故地忠于你、爱戴你，为你的国家牺牲自己的利益。你不能绝对地信任任何一个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于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所以，法家知识分子认为君臣关系不是道德关系，而是利益关系。臣有其私心，也有其公义，关键在于君主有没有能力制其私心而用其公义。君臣非一心，二者以“计”合。“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儒家知识分子为人们塑造了一个爱护臣下的君主的形象，法家知识分子认为这是诈诬之辞，万不可信。“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显而易见，法家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关系的理解，较之儒家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关系的理解更具有真实性，也更具有现实性。政治斗争是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经济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政治学必须建立在对于矛盾斗争的认识和理解上，而不能建立在没有矛盾斗争的认识和理解上。所以，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法家文化较之儒家文化的建构基础更为稳固，更为坚实。儒家文化给人的政治的理解带有更多的轻飘飘的虚幻成分，像雾里看花，朦胧而不实，而法家文化给人的政治的理解则是更为切实而有用的。
儒家知识分子把政治关系理解为仁义关系，所以主张“德治”，而法家知识分子则把政治关系理解为利益关系，所以主张“法治”：“治民无常，惟法为治。”所谓“法”，就是“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有了“法”，就有了标准，使人“不得为非”。对于官僚，也不是用其“善”，用其“好心”，而是用其“事”，用其做事的能力。“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赏、罚就是君主执掌权力的两个“柄”。它实际是以“利”为本的。“国”为君之私，于“国”有利则为于君有利，于“国”不利则为于君不利。君赏有功之臣，臣则得其利；君罚有过之臣，臣则失其利。“臣”能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于是才为君尽力，为“国”建功。“利”就把君臣联系在了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效的政治统治结构。“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不难看出，这是政治与经济的直接结合，权力与财产的直接结合，财产成了政治的杠杆，经济成了政治的基础，从而把儒家文化的“道德”逐出了政治的关系。“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
这个“法”怎样制定呢？在儒家知识分子那里，是提倡向先王学习的，是主张以古圣先贤为榜样的。这一方面因为过往的政治还保留着更多的自然联系的因素，更合乎儒家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无权无势的儒家知识分子要说服政治统治者接受他们的社会理想，而这种理想又不完全符合政治统治者的现实实利要求，就只能以古圣先贤的名义将其神圣化。法家知识分子则是从政治统治者的现实实利出发的，是符合他们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