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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街》获得成功后，杨延晋还拍了《夜半歌声》、《T省的八四、八五年》等片，但是都没有超过《苦恼人的笑》、《小街》的高度。所以导演很早就拍出一部好作品是“幸也不幸”，因为最初的爆发力往往是在并不成熟的时候。我见到他仍会对他说：“你那种敏感度，用钝了。”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邻居》探讨“纪实美学”
1982年 第四代登场之郑洞天
关注现实，一直是中国电影最为深厚的人文传统之一，“影以载道”的理想贯穿于中国电影的百年历史。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同样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了社会问题。
在第二届金鸡奖评选中，专家们对《邻居》情有独钟，这部以高校住房问题为叙事焦点的影片以微弱优势夺得“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的桂冠。住房问题是80年代非常普遍的社会问题，其中交织着种种弊端。对当时大部分住在“鸽子笼”里的中国观众来说，听到了电影与身边真实生活的摩擦声。
用电影盖一幢房子，用房子拍一部电影
法斯宾德曾说：“我想用我的电影盖一幢房子。有些做成地窖，有些做墙壁，其他则做窗户。”在中国，“用电影盖一幢房子”并不现实，“用房子拍一部电影”却算得上一路传统，以《邻居》为界，身前身后的例子不胜枚举。毕竟，对大多数国人而言，没什么比房子更关切的了。以至于，自古以来都要在最私秘的事情前面加个“房”字作为定语。
《邻居》拍于1981年，写的就是当时的事，高校教职工住在集体宿舍式的“筒子楼”里，为了争取一间公用的厨房而四处碰壁。这个故事中掺杂着许多创作人员的切身体验，导演也承认自己当时就住在一所高校的宿舍里，感同身受的生活教育要远大于所谓的“纪实美学”。
上世纪80年代，判断一个工作单位好坏的首要标准，既不是发展前景，也不是收入水平或办公环境，而是能否解决住房问题：能够分房的就是好单位，不能分房的就不是好单位。住房质量更成了一张直观的名片，给领导送礼的是绝对不会往筒子楼里挨家挨户地找的。
《邻居》里的筒子楼，现在基本已经化为一个时代的印记，其尴尬之处就在于那种既公开又独立的集体化家庭生活模式。各家各户都把灶火摆在门前，一到傍晚，谁吃饺子谁下面条便一目了然；有些设了公共厨房的，虽然干净些，但你使了我的盐、我掰了你的蒜的邻里摩擦也接踵而至；个人隐私几乎成空想，头天跟哪个妹妹在楼下压马路，隔天邻居大妈就会虚实兼顾地“突击审讯”；当然，公共盥洗室的春光乍泄也算得上今天难以复制的景观……
真正震撼的是后来的《没事偷着乐》，张大民的弟弟五民考上西北农大，临走前在姐姐三民的婚礼上大醉一场，高声喊道：“我受够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毕了业我上内蒙，上新疆，我种苜蓿种向日葵去！我上西藏种青稞去！我找个宽敞地方住一辈子！我受够了！蚂蚁窝憋死我了。我爬出来了，我再也不回去了。”
中国电影足以组成一部完整的近现代民居史，而房子的演化又是民生的一种刻度。到底用电影盖房子，还是用房子拍电影，也许并不重要。
郑洞天：先看《邻居》，再谈分房
房子问题最具“纪实”性
1979年，电影创作进入一个“狂飙突进”的时期，那一年一下子冒出了那么多的年轻导演，大家都在尝试着创新。那时也呼唤电影的“真实性”，让电影的笔触更加犀利些，从对“文革”伤痕的揭示转移到今天现实生活中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要知道当时最切实的社会问题莫过于房子问题。
《邻居》的剧本最开始也是我和谢飞一起找的，这个本子转了四个厂，大家都不敢拍，我们把本子拿下来开始一起改。1980年谢飞当电影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和创作，没有时间再参与这部影片的拍摄了，导演系的徐谷明老师参与进来。影片成本23万人民币，没有创作人员的钱，基本全是制作经费。张暖忻的《沙鸥》也基本与《邻居》同期，以及《见习律师》等影片的出现，使得中国电影的研究者确信在当代电影中出现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纪实美学”的电影思潮。
“筒子楼”是搭出来的
《邻居》对我来说是完全自如的一种把握，不用太多的去“表现”什么，我本身的感受就和作者有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从观念到细节。
关于影片的“真实”引出很多课题。我当时住在音乐学院宿舍，后来有人就说是在音乐学院拍的或者某某大学拍的，其实影片中的“筒子楼”完全是我们搭出来的。当时我们的观念是“摄影棚里永远没有纪实”，于是找了很多“筒子楼”，但是拍电影就肯定要打扰居民的正常生活，而那时更没有条件有周转房给人家住。实践搭景，如何最大程度贴近真实，我们画出图来大家讨论，包括怎么打光，如何置景。最有意思的是电影里需要六家人用的锅碗瓢盆，道具组就到学校宿舍跟老师们借家里正在用的生活用具，然后再按原样买新的东西还给人家。音乐，是造成虚假的很重要的一条，我们不要那种煽情的配乐，影片中三段音乐都来自于有声源音乐，也就是录音机放的录音带里的音乐。
银幕上虚假很大程度是因为演员表演的“话剧腔”，影片讲的就是邻里之间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生活里本来就很熟悉的一拨人，我们从青艺、人艺请来话剧演员，然后“分家”各进各屋。有意思的是《邻居》出来后开的第一个研讨会不是电影界的而是戏剧家协会的，认为给戏剧演员“正了名”。我们并没有对生活作结论，而是“这就是生活，去看吧！”
先看《邻居》再分房
影片从拍摄到送审再到放映，过程都非常顺利，而且看后社会反响很好，是因为比较尖锐，尖锐才有正气。通过分房问题看到了生活中深刻的人际关系，也包括体制里存在的问题。有观众写信说《邻居》真是“及时雨”，因为他们单位要分房，职工就自己掏钱给领导买票看《邻居》，看完后再分房。
影片后来得了“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得知获奖时我正在招待所里改剧本，感到很意外，我说：“太早了吧！”刚开始拍就得了这么高的奖，这一方面的确使得我在创作上更自信，另一方面就感觉对“纪实美学”的实践还有“不彻底性”。一等将近六年，1986年我拍《鸳鸯楼》，这部片子是反映城市大龄青年婚姻状况的，也是当时的社会问题。
我拍完《郑培民》，有人说：“你以前是拍艺术片的，怎么现在拍主旋律了？”其实我从最开始就是拍主旋律，只是在拍《邻居》、《鸳鸯楼》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词，当时最早的一个说法，叫“一切以诚实劳动换取美好生活的题材”，我选择的就是这样的题材。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城南旧事》缔造经典散文电影
1982年 第四代登场之吴贻弓
吴贻弓继《巴山夜雨》之后独立执导的《城南旧事》，为中国的散文电影提供了一个几乎难以企及的范本。影片以“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为情感线索，透过小女孩英子的目光，在离情别绪中讲着三个似乎互不相关的故事。小童星沈洁和《送别》的歌词与旋律是人们对《城南旧事》最感性的认知。影片注重意象的唯美风格代表了同时期一批中年导演的创作倾向。二十多年以后，导演吴贻弓面对本报记者，仍然无法掩饰自己对这部影片的感情。
吴贻弓：长亭外，古道边，《城南旧事》忆童年
影片开拍有一定政治意义
《城南旧事》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1960年出版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特别有一种缅怀旧日京华的伤感情绪。还有一个背景，80年代初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开始有计划、有选择地公开介绍台湾作家的文学作品，渠道有所放开，这部《城南旧事》便传到电影圈内，首先由北影厂的老导演伊明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剧本改正后，推荐给上影厂，上影厂领导一致肯定，准备投拍。可见，当时拍摄这部影片是具有一定政治意义的，虽然影片本身不直接反映某种政治内容。我用“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十个字作为影片的总基调，那里面有一种抽象又具体的“乡愁”。北京的冬阳、骆驼队的铃铛、《我们看海去》的课文以及井边的小伴侣、胡同里的疯女人、藏在草丛里的小偷、骑着毛驴回老家的宋妈和长眠地下的父亲，等等，一种来自海峡彼岸的感情很朴素地打动了我。
“捡便宜”得到“英子”
在《城南旧事》之前，我拍过儿童片《我们的小花猫》（1979年），在《巴山夜雨》中也有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娟子，是影片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特别欣赏孩子的眼神，他们有和大人截然不同的探询世界的方式。同样在《城南旧事》中观众印象很深的就是“小英子”这个角色，直到现在很多人谈到英子的时候还是停留在她当时的样子。
那时上影厂正好要拍一部儿童片《闪光的彩球》，导演是宋崇。当时组织了一个班级的小孩试镜，我和助手坐在旁边看。也许冷眼旁观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当时就看中了两个——沈洁和袁佳奕，刚好都是宋崇没有选上的。沈洁和其他的小孩子比起来沉默一些，有些忧郁，但是我感觉她在心里面探索，她在琢磨这里面谁最大，谁说话最有用，谁是导演。她那种求知的问号式的眼光与我设想的小英子的需求非常吻合。
沈洁错过了宋崇的选角，却恰恰符合英子的角色需要，让我捡了个现成的便宜，而这部影片成功的关键也正在于这个角色的演绎。林海音女士后来一直和沈洁保持着来往，维持了多年的“忘年交”，因为对于沈洁出演的自己的童年，她实在非常喜欢。
“乐音在记忆中萦回”
雪莱有一句诗“乐音仍在记忆中萦回”。“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部影片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音乐，吕其明先生的配乐功不可没。其实小英子吟唱的《骊歌》是很早以前就有的歌曲，只是很多人是因为这部电影才听到。林海音在小说里面也写到了这个歌词，人们叫它《送别》，说它是毕业的时候送别的一首歌。这首歌我自己小时候就唱过，所以看到林海音写到他们在课堂上唱这首歌时，有一种特别贴心的亲切感。
这部影片很多地方没有台词，就给音乐留下非常大的创作空间，不同情境下的变奏把李叔同填词的伤感情绪烘托得非常充分。在《城南旧事》开拍前我就设想：“未来的影片应该是一条缓缓的小溪，潺潺细流，怨而不怒，有一片叶子飘零到水面上，随着流水慢慢往下淌，碰到突出的树桩或是堆积的水草，叶子被挡住了，但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