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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怎么改编？美国行内有个说法蛮合我的想法：“两条路，你可以选择毁掉原著拍部好电影，或是忠于原著拍部烂片。”我觉得电影和小说是不同的媒体，改编时常常从里子到面子都得换掉，以片子好看为主。它如果是本烂小说，何必要忠于原著？如果是本好小说，其文字里行间之妙，岂能以声影代之。反之，最好的电影必是笔墨难以形容。那么忠不忠于原著，也都无所谓了。
女人戏仿若《理智与情感》
一开始，我的着眼点就想放在两个女人身上。尤其是玉娇龙与俞秀莲的“阴阳两性”，很好玩。书里玉娇龙的戏份不够撑起一部电影，就加入俞秀莲。于是有了构想，一个是“外阴内阳”的玉娇龙，一个是“外阳内阴”的俞秀莲，以两者的互换来推展剧情。我对“阴阳”虽无深究，但始终极感兴趣。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里的一部分精髓，足以跟西方文化较劲而毫不逊色。
因为我最有兴趣的是这女人戏，当时并没有怎么留意男角，因为小说里根本没有提供这方面素材。就连李慕白本来都是个不大的角色，但越拍越深入，不自觉地就陷进这个角色之中了。我想可能是人到中年，胸中有块垒待申，不觉借着李慕白的心境抒情言志罢了！
一般武侠片里，当大侠面对引诱或者道德上的挑战时，情节自然会帮他解决。但在这部片里，恕我有点煞风景，我希望看到大侠真正面临人性的挣扎，面对武艺与武德的冲突。本来我没想到玉娇龙跟李慕白之间会有任何情愫联想，但碰到章子怡就改了，当时章子怡是个很娇滴滴的女孩，做不出我原先想象的“阴阳共生”的玉娇龙，她的特点就是性感，看不到阳刚的一面，顶多演出凶一点，演个被惯坏、任性的女孩，山不转路转，于是顺着她的特性发展，结果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验。
李慕白因为是周润发演，我就改变原先计划，朝感情戏方面发展。如果是李连杰，可能就照我原先的计划，感情戏集中在两个女人身上。我会一再问自己，在李慕白心中，玉娇龙到底是什么？这些纠结是否就是“藏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力量在背后驱策着他？看到这个女孩，他就知道将有不祥的事情发生，就像“青冥剑”的“冥”字，看着就令人发毛。人就是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这与“浪漫”是非常类似的力量，亦即“感性”。对李慕白而言，就如同是一种难舍行走江湖的兴奋感，也牵引着他走向最后的悲剧。——整理自：张靓蓓编著《李安：十年一觉电影梦》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王小帅执导《十七岁的单车》
命运不可掌握
《十七岁的单车》为王小帅带来了柏林电影节的一尊评审团大奖，这也是中国第六代导演迄今在国际影展上的最好成绩。但在这部影片背后，王小帅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王小帅说， “对命运的不可掌握，个人面对社会的迷惘”一直贯穿了他的电影，这样的主题也许正是激发自王小帅本人的经历。
毕业分配去福建是冲动的选择
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我们这一拨儿人和我经历相似的比较少。很多人为了留在北京都是自由职业了，而我因为学分高获得了挑分配的权利。一个23岁的小孩冲动，看不清将来，就挑了福建厂。当时有一个剧本叫《巴黎来的枪手》，说我过去就能拍，当时的厂长又是我初中同学的父亲。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我受侯孝贤、杨德昌影响比较大，觉得福建离台湾比较近。没想到，我刚一进厂原来的厂长就调走了，《巴黎来的枪手》也黄了。我被分到文学部，而不是导演室，做编剧、抓剧本。有些剧本弄好了，装订上个蓝皮，再写上“文学部，编剧王小帅”，我说千万别，我不想瞅着我第一个名字上去是编剧。
当时我改了一个剧本叫《浮躁的年华》，写完之后都说非常好，我一得意，就写了一个很长的申请书，说这个剧本我从头到尾参与创作，定稿以后全篇我都自己改动过，付出了很多感情，而且自己很有信心，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执导。结果一交上去就石沉大海了，我估计厂领导挺好心的，怕我伤心，也不明说不给我。
直到1992年，电影资料馆的一个人来开讲座，她问王小帅为什么不拍电影，他的同学胡雪扬在上影厂拍的《留守女士》都在埃及电影节拿奖了，厂长这才说出真心话，他说厂里每年拍片子只有一个指标，而上影厂的指标有一二十个，给雪扬一个，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可福建厂这一个指标要养活全厂，不可能轻易地就给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这个会我没开完就溜走了，然后买了张机票直接飞回了北京。
向戈达尔学习，抄起摄影机上街
后来我走的道路，实际上跟福建厂的这段经历很有关系。当时我感觉在正规化的体系里非常困难，那时候电影学院经常说新浪潮导演戈达尔他们抄起摄影机上街，什么也不要，就一台机器，那么好的电影就这么干出来了。我说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呢？于是就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拍了《冬春的日子》。片子做完我拿到电影局去，还带着自豪的心情，没要国家一分钱，觉得应该受到鼓励。没想到人家说不能放，还建议我让福建厂看看，结果厂长看完之后说不能挂他们的厂标。
后来，田壮壮成立了一个公司，他自己不拍电影，就想扶持一些年轻导演，我把《扁担姑娘》的剧本给了他们，北影厂觉得好，说脱离了你王小帅拍《冬春的日子》的小资情调，有点大众了。1995年10月，《扁担姑娘》开机。1999年《扁担姑娘》通过审查，电影局批准我送这个片子去了戛纳，要求除了竞赛之外各项活动都能参加，不过国内发行算是黄了，我听说在东花市电影院放了一场就算了了。
之后北影厂又让我拍了《梦幻田园》，电影局审片之后说好，一刀都没动。我记得有一天碰到北影厂厂长韩三平，他说那几个导演的片子弄得我头直疼，就你这个得到表扬。我说“韩爷，那好啊，赶紧发啊”。就这样，《十七岁的单车》一报项目很快就通过了。
这些片子精神上一脉相承
这些年浮浮沉沉，拍了几部电影，我觉得这些片子精神上一脉相承还是有的。我不太同意说非得拍底层或者上层人，就是说，职业只是一个外象，内核就是一种人。这种人在我的电影里是始终贯穿的。《冬春的日子》里的刘小东对于生活、未来、爱和恨的反思，《扁担姑娘》的小男孩及高平处在一个社会流浪的状况，包括《十七岁的单车》里面，两个小男孩虽然外在形态不一样，但最后殊途同归。对命运的不可掌握，个人面对社会的一种迷惘，这些在我的片子里是一直贯穿的。
我觉得这些年的外界变化对我的影响不大，最关键的是很多现象在我看来都是不对的，我所看到的都是一边倒，像80年代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百分之百都是在批判好莱坞电影，批判商业电影，等到现在又全讲商业电影。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走自己的路子，不被眼前一时半会儿人云亦云、热闹的东西所左右，将来坚持的东西一定是对的。到底是热闹一点，还是孤独一点，寂寞一点都无所谓，最终电影还是会回到很本很真的东西。
王小帅：1966年出生于上海。
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1992年执导故事片《冬春的日子》，获希腊国际电影节大奖，入选英国BBC评选电影史百部佳作；
1997年执导《极度寒冷》、《扁担姑娘》，后者入围戛纳电影节；
1999年执导《梦幻田园》；
2000年执导《十七岁的单车》，获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2003年执导《二弟》，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
2005年执导《青红》，入围戛纳电影节。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陆川拍摄《寻枪》
网络影迷群体浮出水面
从影片质量来看，《寻枪》离优秀两字还很远。但是这部电影产生的过程、它背后的故事却令电影爱好者振奋。《寻枪》和陆川的意义或许在于，它是“一个分水岭，代表着一批被影碟熏陶的小青年，开始在壁垒森严的制作体系外叩击主流电影的大门”。
陆川：那时就是一帮草寇
北影研究生里的狂人
我觉得电影行业只有导演值得去做，导演是作家，其他都是作家的钢笔、墨水瓶、稿纸、椅子或者台灯。专业考试电影知识那门我只考了47分，我那时还算不上一个电影Fans，连《红》、《蓝》、《白》的导演是谁都不知道，答卷上写的是什么什么斯基。
当时导师不想要我，觉得我太狂妄了。在考试前有一天我去学院找她，我说您要是收了我，我肯定是您最好的学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黄建新、韩三平、米家山都是江世雄老师的学生。还有因为我父亲（著名作家陆天明）的原因，很多老师都来看我的试卷，让江老师很反感，但是她有一次到我们单位讲座，看到我的工作，很可怜我，这样一个孩子就在桌子前面熬成一个老头儿，不行，得救救他。
1997年，我有机会到河南拍了一套电视剧，当时还在念研二，学校里挺轰动的。我开始是靠自己写的两集剧本打动了投资方，那个剧本叫《隐身人》，上下两集卖了8000块钱，投资人知道我是导演系的，干脆就把钱给了我，让我拉班子拍这个戏。于是我回学校，从各个系调集了一帮哥儿们。那部戏拍得不好，剪辑的过程让我明白，有些想法很傻，永远实现不了；还有些是完全不需要拍的。70天的历程让我对如何做导演有了感悟。那时候我只有26岁，但是整个剧组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这让我处在一个很狂妄的状态。
呼朋引伴的网络生涯
从电影学院毕业，我分到北影厂，在马甸租了一间房子，开始写《寻枪》的剧本。厂里老说拍《寻枪》，但是没钱，所以处在一种很苦闷的状态，忽然就听到有上网这么回事，于是就买了个笔记本电脑，转到了新浪网的影行天下，当时的版主是旺财，像婉儿、光猪、小赖、小恺撒那些后来的哥儿们都已经在上面混了一段了，我是后插进去的。
当时大家也都不是专业影评人，一帮草寇。而我就是一个想拍片又没片拍的网友。当时没有想到要去结交谁，大家完全是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大家注意到我是因为我的帖子，影评比较专业，说话又比较强势。我们自己还在新浪单开了一个版，叫“民间影像”，主要是觉得“影行天下”那帮人没看过几部片子就在那儿胡说八道，不跟他们玩了，因为我刚拍了《寻枪》，就推荐我做版主。我们那帮人都想搞创作，但是创作跟写帖子还是差的很远，得有十几年的积累，《寻枪》只是一个本科毕业作品，《可可西里》才算是研究生毕业了。
拍《寻枪》那会儿，我发现这些网友里有些人很有文采，我就给他们发剧本，然后他们也洋洋洒洒地给我回信，不一定都是真知灼见，但是让我冷静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