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比格斯的密友,经常与他一块吃喝玩乐。比格斯还亲昵地称呼他为“约翰尼”。
夜总会里
缉捕的时机成熟了。约翰·米勒被英国当局任命为5人特工小组的负责人,他的手下有3名英国人和1名美国人,都是20来岁的精壮青年。这个小组将担负着飞越大西洋擒获大盗比格斯的重大任务。
1981年1月15日,约翰·米勒和他的小组成员们来到了伦敦西区的一个夜总会,他们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坐下来,开始低声谈论着他们的绝密计划。
突然,夜总会里乱作一团,一张张餐桌被掀翻在地,酒瓶、餐具的破碎声和人们的惊叫声此起彼落,原来这是一个叫安德森的年轻富翁在和一个叫康特赫的拳击手在大打出手。这场殴斗是由一个名叫斯蒂芬尼的女人引起的,因为她先与康特赫鬼混,后来又成了安德森的情妇。今天晚上,正是冤家路窄,为了一点小事,两个情夫便在大庭广众之中打将起来。殴斗越打越烈,一些看热闹的人也乘机加入阵中,整个夜总会更加乱得不可收拾。
约翰·米勒本是一个好斗的人,一个多月前,他也曾在此地和一个人大打出手,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可是今天,他却好像变了另一个性格。就在这一片殴斗声中,一份周密的行动计划制订出来了。特工小组的成员们分头准备,皆同有关部门联系好所需的飞机和船只,然后秘密地乘飞机奔赴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对大盗比格斯布下了天罗地网。
闪电式的绑架
1981年年初的某一天晚上,里约热内卢市的街头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突然,比格斯出现了,他在一家经常出入的大酒店门前稍停片刻,警觉地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然后信步走进餐厅。入座后,他轻轻地呷了几口酒,抬起头来东顾西盼,像是在找人。
就在这时,大门“砰”的一声被踢开了,几条大汉冲了进来,蜂拥而上,直向比格斯扑过去。比格斯粹不及防,愣住了。当他发现领头的是自己的朋友“约翰尼”时,不禁惊愕地喊道:”啊!不,约翰尼,不,怎么会是你?!”可是,被他称作“约翰尼”的约翰·米勒没有丧失良机,他没有停下手来倾听比格斯倾诉苦衷,毫不犹豫地扔出了一颗毒气麻醉弹。
麻醉弹直落在比格斯的身边,猛地炸开了,它的威力足可使一头正在狂奔乱窜的公牛安静下来。于是,强壮剽悍的比格斯瘫软在地上,尽管他嘴里喃喃自语,呼唤着他的好朋友“约翰尼”,但是“约翰尼”和他的伙伴们却以雨点般的拳头来回答他的呼唤,其中一拳正打中他的左耳根,打得他昏头转向,摇摇欲坠。这时,“约翰尼”又抡起巨臂,把他摔向了桌子的另一边,另一名特工人员趁机一个箭步扑了过去,一把揪住比格斯的头发,对准他的鼻孔灌进了满满的一杯烈酒。比格斯狼狈不堪,双手和双脚也随即被扣上了镣铐。
这一次闪电般的袭击,所花的时间与打一个喷嚏不相上下,当旁边的酒客们从惊愕中猛醒过来时。特工人员们早已架着比格斯冲出门外去了。
紧接着,比格斯被扔进一部早已准备好的小型有篷货车里,货车像一枝离弦之箭,直向里约热内卢市郊驰去。
在车上,特工人员们用布袋把比格斯装起来,嘴里塞上了毛巾。尽管比格斯奋力挣扎,但被5双铁钳般的手死死钳住。
飞驰的货车终于在海边停了下来,特工人员们马上又扛着比格斯奔向一架早已准备好的小型海上旅游飞机。转瞬间,飞机朝北凌空飞去,经过相当一段夜间飞行之后,降落在巴西北部的贝伦地面。在这里,比格斯又被扛到一艘名叫“诺卡尼亚号”的机帆船上,随着这几名特工人员离开了巴西。
海上风光
“诺卡尼亚号”航行在贝伦和巴巴多斯之间的海面上。巴巴多斯是属于英联邦的国度,换句话说,这里与伦敦大同小异。
“诺卡尼亚号”是一条长约20米的机帆船,是特工小组以每周3000英镑的租金从安提瓜岛租来的。它的船长名叫艾佛,是一位英格兰人。
比格斯被押到船上后,先被关在船仓之中。几小时以后,特工人员们便给他松开手脚,让他在船上自由活动。人们常迫令他口述、评论和摹拟自己以往的经历,摄影机和录音机不停地工作着,耗用了大量的胶片和磁带。因为通用英语的国家和地区里的出版商们,将以巨款来争夺比格斯回忆录的出版权。
就这样,比格斯每天上午都对着摄影机和录音机讲述他的往事,下午则到甲板上去散步,淋浴,或躺在沙发椅上享受海风和阳光。
有一天,海上起了大风,“诺卡尼亚号”船在浪中颠簸,它的马达失灵了,一会儿达达开动,一会儿又死火无声。艾佛船长只得通过无线电通讯装置向巴巴多斯请求援助。不一会,一艘巴巴多斯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出现了,它靠近“诺卡尼亚号”船,并把它拖回了首都布里奇敦。靠岸后,人们立即把比格斯关进了单人牢房之中。
监禁比格斯的单人牢房漆着柔和的浅蓝色,里面的摆设也十分舒适。只是英国女皇的肖像挂满了周围显眼的地方,画面上的女皇仿佛在对囚徒微笑;劝他改邪归正。这使比格斯非常恼火,但警卫们却从不和他争辩,反而将他待如上宾。比格斯只好呆在这里注视着自己的命运。
轰动西方世界的头号新闻
比格斯被绑架的消息,像一阵强大的旋风,吹遍了通用英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人们关注着比格斯的命运,报纸上每天都连篇累牍地报道着他的情况。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件继波兰事件和伊朗局势变化之后的一件大事,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这个消息给巴西的震动特别大,甚至有人提出抗议。塞佩蒂巴足球俱乐部的足球健儿们,立即为自己的头头下半旗致哀。他们认为,比格斯被擒,无疑是一场奇耻大辱。
消息传到英国,比格斯原先的同伙、现在业已释放的同案犯们首先表示不满。已经退休在家的英国原特工部侦探头目杰克·斯莱珀(曾负责捉拿比格斯行动)发表谈话说:“我希望人们从法律上来慎重考虑一下重新逮捕比格斯的行动。但我对这种绑架方式甚为不满。我曾试图让比格斯本人回国投案自首,或者采用不损害国际法尊严的某些方法去实现这个目的。”
有关绑架比格斯的世界性的反应,使事态进一步发展,结局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由于巴西当局出面交涉,认为在一个主权国家里绑架一名已经加入巴西国籍的公民,是不妥的。因此,英国当局只得又把花费了重金才擒捕回来的大盗比格斯送回了巴西。
(原载《周末》22至24期)
����
Number : 4478
Title :“心灵残废者”的忏悔
Author :
Issue : 总第 8期
Provenance :《世界之窗》
Date :1981。5
Nation :
Translator :
“是我炸毁了广岛。”——这是伊瑟莱少校内心痛苦的忏悔,终生的不安。
1945年8月的一天,在日本上空有3架气象飞机直向那些精确得出奇的目标——小仓、长崎和广岛飞去,了解气象情况“行”或“不行”。飞向广岛的是一架叫“同花顺”的飞机。
“同花顺”侦察机的机长是鲍勃·伊瑟莱少校。那天早晨7时30分,伊瑟莱少校从9;800米的高空发现了这头号目标——广岛。他看到脚下的云圈不断地扩大,广岛市的轮廓快速显示出来,伊瑟莱让飞机转了个小半圈,他决定把它作为理想的目标,于是就掉过头返航,并通过无线电传送如下报告:“一切正常,可以飞往。”
报告传到另一架也正在飞往广岛的名为“伊诺拉·盖依”的B—29型轰炸机。指挥官看了电文后叫道——“是广岛!”谁能知道,这架轰炸机仅仅带了一枚炸弹,却蕴藏了无比巨大的摧毁力。这就是原子弹。
当时广岛市有240万5000居民,大街上行人和骑车的人正赶着上早班。当地时间7时09分,警报响了,人们发现城市上空有飞机。但当人们认清是一架气象飞机的时候,认为不用担心。居民夜里总被好几次警报所惊醒,已成了常事。广岛时间8时,警报又吼起来了。报警员指出,高空飞行飞机后面一定距离,有第3架飞机正在飞来。这第3架也就是B—29,“伊诺拉·盖依”。
9时14分17秒,广岛大桥的中心在飞机的平行瞄准镜中出现,这就是指定的投掷目标。45秒钟后,一个响亮的讯号——表示炸弹将在15秒钟内投掷——从无线电传来,“伊诺拉·盖依”的全部人员,还有两架B-29的人,一听到这个讯号,立即推下了厚厚的黑色镜片,罩上面部。
9时15分17秒,“伊诺拉·盖依”机舱的门启开了,原子弹在空中摇晃了一下,飞机来了一个150(的回转,直冲下落了300米,以避开45秒内就会爆炸的火焰……炸弹一爆炸,就放出一亿度强烈的热量,一堆蘑菇状的云朵已经开始升起,——广岛就像张火床。
最初是一片强烈的光芒,接着而来的是使一切燃烧的可怕的热气;然后是巨风席卷,毁掉了一切,继而又一阵狂雨。广岛不复存在了,爆炸中心再也没有什么人和物的痕迹了,离此远一点的地方,是烧焦的尸体,再远一些的地方,还有几个幸存下来的人,已被烧得惨不忍睹。那里有一小队士兵,正摇晃地前进着,他们的眉弓凹处已成了一个窟窿:眼睛已被烧掉。放射性的狂雨使一些人在20年中受尽折磨,慢慢死亡。——这就是广岛惨绝人寰的浩劫。
在“伊诺拉·盖依”机里的12人,没有丝毫表示过不安和内疚。他们并不感到有罪。作为一个士兵,职责就是要服从来自上级的命令。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也没有在意决定投放原子弹的后果。当记者问杜鲁门,他有生以来最感后悔的是哪件事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深悔未能早些结婚。
然而,当伊瑟莱少校知道广岛的惨状后,他沉默了好多天,拒绝与任何人交谈。虽然他没有去投放原子弹,但他认为这可怕的劫难的罪责应由他来负。他实在无法忍受下去。
起初,当伊瑟莱少校与这种精神痛苦消极斗争后,又重新飞行,甚至又在长崎上空飞行。但晚间,广岛死者经常在他面前出没。
复员后,他回到一位叫康莎塔·玛若蒂的年轻演员身旁。他俩是在1943年结婚的。他又在休斯敦石油公司找到了工作。他由于工作认真而得到好评,不久就成为售货部主任。虽然表面上他竭力“像他人一样”生活,但晚上,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夜复一夜,总使他看到广岛的地狱。他喝酒,不断加重催眠药剂量。不行,广岛还是出现。
他每月从自己的工资中取出一叠钞票寄到广岛去,信封上写明“给受难者”。他写信给广岛当局认错,并且请求他们原谅他。
使他终生最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无过于他因参加广岛这一次行动而被授予勋章。他努力要毁掉自己的“英雄”形象。
1950年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要造氢弹。伊瑟莱到新奥尔良旅馆开了一个房间,锁上门,喝了好多瓶催眠剂。他情愿死,这比受恶梦无休止的折磨好得多了。
1953年初,他伪造了一张金额不大的支票,寄到广岛“受难者孤儿院”,因此被判监禁九个月。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