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觉得失望的是，没有遇到知识分子一类人，像我那些在莫斯科受过高等教育的朋友们。在美国，我过的始终是家庭主妇的生活，这并不完全是我的心愿。
我初到美国时，有幸具有知名人士的地位。人们对我感兴趣，只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他们以为我是父亲所宠爱的，其实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我被局限在少数几个苏联问题专家和俄国历史学家的圈子里，一切话题都是俄国、俄国，这使我感到非常厌烦。我很希望学一些别的东西。
在美国，我结了婚，两年后又离了婚，做了带着一个孩子的单身母亲。这种处境是不好受的，没有人喜欢看到离婚的人四处活动，自己不受欢迎，结果困在家里，和孩子在一起，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美国有一批很好的开明派作家和艺术家，但我从未碰上他们，他们也从未找过我。
有一件事我十七年前并不知道，就是美国国务院并不想让我住在美国，他们不想因为我而影响同苏联的关系。柯西金当时已计划来访，他们叫我到瑞士去，却对公众说我想去瑞士“休养”，事实上这是谎话。他们给了我六个月的旅游签证，但没有通知我，我还以为自己永远被欢迎留下。几年后我才知道这件莫名其妙的事，这使我认识到，国务院说起谎来，同克里姆林宫一样容易。
我在1967年离苏时，曾说过乐于去任何说英语的国家（因为我懂得这种语言），象加拿大、新西兰或其他地方，不一定是美国。一年后他们知道我并不是什么威胁后，才给我居留权，但我仍有从一个笼子搬到另一个笼子去的感觉。
我住在莫斯科时，有四十年是在克格勃的临视下度过的。来到美国后，临视含蓄了一些，我被放到律师手里，签一些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法律文件。我的生活再度瘫痪，我不能完全自由地去做或讲自己所想的事。没有一个变节者是完全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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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5139
Title ：市长的公开电话
Author ：杨民青
Issue ： 总第 40期
Provenance ：了望
Date ：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喂，喂，28011吗？是市长公开电话吗？”
“是的。您有什么事？我是工作人员，请慢点说，我记下来向市长报告……”
“……噢！还真有这么个电话！”
半天多的时间里，竟有四人像沈阳皇姑屯铁路机务段工人景天真这样打来电话“我没有什么事向市长反映，就是打电话试试，看看是不是真的。”
可以这么说：自从1983年9月18日设立市长公开电话以来，即使28011不是沈阳唯一最繁忙的电话，也是最繁忙电话中的一个。短短十天，这台电话通话次数已达四百十四次，最多一天达七十一次。它就像一曲多声部的交响乐，一声声，一曲曲，把沈阳市五百一十二万人民的心与人民政府紧紧地联结到一起了。
房子问题
“喂！喂，你是28011吗？”
“是，我是市长公开电话。”
“我叫李福珍，沈阳高压开关厂卫生院的护理员。我有事要找市长，是房子问题——
“……我和孩子娘俩住在一个小偏房子里，街道上说属于违章建筑，这次市里“三整顿”非要扒了不可……”
李福珍忍不住“唔唔”地哭了出来。她家孩子多，姊妹五个，她是姐姐。父母家只有两间房子。七平方米的那一间，住着哥哥嫂子。她和父母、弟弟，两个妹妹住在一间十四平方米的屋子里。爱人来了，她母子三人只能睡在地下。两个妹妹睡在“高空”，下面躺着父母，身旁的单人床上是二十多岁的小弟弟。十四平方米，整整八口人，何况弟弟妹妹都是二十多岁小伙子、大姑娘，连换衣服的地方都没有，睡觉只好和衣躺下。为此，爱人和母亲闹翻了。万般无奈，她只好求人在一座大楼的后面搭起了一间一人高的小房。可是现在……
两天以后，市长在李福珍的电话记录上批示
“请区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派人处理。”
三天之后，批件转到街道办事处：李福珍确实有实际困难，此房虽系违章建筑，但暂时不拆，并设法与厂里积极想办法解决，在尚未解决前，允许居住。
三天以后，当李福珍接到通知，她悲喜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
国庆节前的一天，市长召开了市内五区区长联席会议。市政府当即决定：违章建筑要区别对待，凡居民居住的房屋，如对城市交通无影响，对市容妨碍不大的可以缓拆。
零上十三度
那是在临近新年的一天，工人杨广江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哀叹室内温度太低，心想晚上上夜班又将打不起精神来了。他多么想有一个温暖的窝，美美地睡上几天……
有人敲门。是梦境？还是现实？……四个陌生的人，走进门来。
“你们找谁？”
其中一个人回答：
“你在电话中反映的问题，我知道了。这么大冷的天，居民受冻，是我当市长的失职。我向你表示歉意，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全家。”
“不，不，我只是随便说说，其实——其实还过得去。”杨广江满肚子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好象一小股寒潮溶化在巨大的暖流里。
副市长凑近温度计，仔细地看了一下说：
“这屋温度太低了。虽然现在供暖方面确实有实际困难，煤炭紧张，质量又不好，可是，我要求每户要达到零上十五度，这标准并不高。你们这里确实太低了！”
当天下午，这位副市长冒着零下十八度的严寒，一连看了四栋楼里的十六户居民。包括这个地区五位给市长打电话反映供暖问题的同志。当走访到最后一户时，夜幕已经把沈阳城严严密密地包裹起来。
随后，房产局局长连夜组织人力对部分低温住户挨个检查，采取应急措施，直到当晚每户都达到了零上十三度，这才离开。
1984年元旦，当沈阳全城的人坐在自己的温暖房间里，欢度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副市长又冒着寒风，再次来到占全市供热区35％的铁西区热网。他刚刚与外地联系好，购进一批好煤，保证新年春节期间的供暖……。
副食店里
节日前夕，市长公开电话格外繁忙。
“我是车站运输服务站的采购员，现在不拿好烟好酒，愣是办不成事。请转告市长，请他给我弄几箱凤凰烟和五粮液。”
听到这弦外之音了吗？
多少年来，群众对卖肉走后门极度不满。元旦前夕，28011接到了几十个这样的告状电话。整党要边整边改，年轻的市长决定进行一次微服私访。
他和助手一个上午走了七家副食商店，看到一个个肉食柜台上摆着白花花难见一点瘦肉的大肉块。一个穿着油腻污垢工作服的小伙子，在案台上手拄着刀，悠然自得。而后面的肉库，嘿！满满的四大筐：一筐肘子，两筐臀尖，一筐排骨。
“你是门市部主任吗？明明有瘦肉为什么不拿出去卖？！”
“噢，噢，是这么回事。这筐是留……儿子结婚用的，那一筐是……打电话要的，我们下面也难办啊。”女主任倒露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抬出去卖！”
市长使劲儿地一挥手。在场的群众无不高兴地拍手叫好。
当天下午，沈阳市委、市政府和副食局的主要领导针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夜里制定的准则，第二天清晨便严肃地印刷在报纸上，成为千家万户热烈议论的话题。
“你看报了吗？这回市里对卖肉走后门的可下茬子了。发现走后门的，谁都可以揭发，当事人和有关领导轻的取消奖金，取消调资资格，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还要开除公职。连那些电霸、水霸、煤气霸……一切惹不起的单位都受到警告了，有敲竹杠开后门的，重罚不贷！”
在各个肉食品商店里，多年不见的肘子、臀尖、血脖好象约好似地摆上柜台……意见箱，意见簿，顾客意见征求单，纷纷出现在一个个柜台旁，送到一个个居民手里……市副食局、区局、各副食公司领导分片包干，下到一个个门市部……一个个检查组不定期地在全市各门点巡回……四十多名违反上述规定的售货员和领导先后受到严厉的处分，开除公职者不乏其例。
一九八四年开始了。“市长公开电话交响曲”仍然在演奏，而且越来越雄壮，越来越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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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5140
Title ：约瑟芬皇后
Author ：勒诺特
Issue ： 总第 40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法国
Translator ：陈祚敏
巴黎昂坦街的一幢古老的贵族宅第，现在是一家大财团的办事处。这座宽敞的客厅高大的门框和窗框上，至今镌刻着栩栩如生的爱神。一百多年前，一个悲欢离合故事就发源于这里。
一
1796年3月9日晚八时左右，这间已为巴黎第二区区政府所在地的客厅里坐着五个人。其中两人，一个是督政府的督政官巴拉斯，一个是塔利安，正在那里喁喁私语。
民政官勒克来克将身子埋在扶手椅里，耐心地等待着完成其份内的差事：为一对情人办理结婚登记。而那个向着炉火出神的漂亮女人，就是未来的新娘，她的名字叫约瑟芬。巴拉斯和塔利安今晚到这儿来，正是为了替她充当证婚人。新郎尚未到来，他名叫拿破仑，今年二十七岁。
夜幕早已降临，而他却不见踪影。客厅里一片寂静。约瑟芬一手托着腮，脑海中不由地一幕幕浮起了她那坎坷不平的生涯。她出生在安的列斯群岛，家里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坦，常年捉襟见肘。姑母雷诺丹一向我行我素，独自跑到群岛总督博阿奈家中呆了下来，后来又跟随他回到法国。不久，约瑟芬也到了巴黎。经姑母作主，她同博阿奈的儿子成了婚。年轻人当时是十九岁，而她只有十五岁。由于丈夫不时去凡尔登兵营和麦茨兵营，萍踪浪迹，常年不归，她经常独守空房。他们生了两孩子：儿子欧仁今年十五岁，女儿奥堂斯十三岁。婚后六年，他正式声明离开了她。她于是进了位于格勒奈尔街的庞特蒙修道院。修道院生活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离开修道院后，她孤独无依地担负起抚养子女的责任。在恐怖年代，她同前夫都被捕入狱。博阿奈后来被送上断头台，而她却侥幸活了下来。此后，她便无所顾忌、毫无节制地投身到“热月政变”后的那个花花世界中去了。她学会了上流社会温文尔雅的举动，知道如何博取他人的欢心。她不知不觉地认识了督政官巴拉斯，并在他的官邸遇见波拿巴这个初出茅庐，举止粗俗，非常与众不同的怪人。波拿巴对她一见钟情，狂热地向她表示爱慕之意，她屈就了。他成为她的情人，迄今已有六个星期。
结婚仪式原定八点举行。时钟马上就要打十点了，可是这位新郎官仍旧迟迟不见踪影。民政官早已在扶手椅里沉沉睡去了。这时，楼梯上忽然传来战刀碰在上面的声响，惊醒了沉思的约瑟芬。紧接着，房门“轰”的一声打开了。波拿巴出现在门边，身后站着他带来的证婚人——一个满脸稚气的青年军官。只见他大步走进来，一边推醒民政官，一边大声嚷道：“起来！起来！快给我们把事情办了吧！”手续一办完，波拿巴便登上妻子的马车，跟着她到桑特来纳街的一幢简陋的房屋中去了。半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