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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沪剧界参加民盟的演员很多，顾月珍也是最早的盟员之一，这一次与丁是娥一样，作为民盟上海市委的代表去出席北京的大会，因此都在同一节车厢里。顾月珍找到自己的软卧铺位，放下行李，安安静静地坐着合目小憩。正猜想对面一位是谁的时候，听见小门轻轻推移了一下：喔，来客了。
她微微睁开两眼，唇角噙着一朵微笑以欢迎来者。倏忽之间，微笑遭遇了霜冻：丁是娥？
门口，提着行李的丁是娥也猛地怔忡，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竟不知如何举步。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或许她们俩算不得仇人，但也一定可以算作是情敌。真是冤家路窄。两个人都入了民盟，又在同一年入党，居然还一起成为民盟上海市的代表。同车也就罢了，怎么还同一个包厢面对面？ 1951年戏院后台的对峙仿佛发生在昨天。顾月珍自然是扭转了头，惹得领座的列车员也很惊讶：“不认得？”
“认得，认得，哪能不认得，她是顾月珍同志。”丁是娥是如何伶俐之人，一闪之间她就找准了位置，给自己找到了“认识”的理由。经历了1957年的洗礼之后，再大的事她丁是娥也都会坦然面对了。个人恩怨算得什么？不就是为一个过了气的解洪元么？还给你吧，只不过经法律认可的夫妻关系不是一件物品，想还就能还。
列车员用崇敬的眼光望着她俩，说自己母亲最爱沪剧了，最爱看顾老师和丁老师的戏。她一边替丁是娥放置行李，一边又张罗倒茶，泉水丁东似的自顾自倾诉。不过也多亏有了这个叽叽呱呱的小姑娘，否则两下里尴尬不知如何是好。
顾月珍此时已是一名中共党员。党员要有胸怀，要有肚量，但不知为什么，只要见着丁是娥，她就像喉间梗着一只苍蝇，只觉得恶心。令她想不明白的是，共产党怎么会让丁是娥入党？大鸣大放时丁是娥放炮的文章上了报，“反右”时听说她要被划成右派了，当时还有点同情她，如果她真的被划成右派，那解洪元的日子就真正难过了。奇怪的是，“反右”结束时，丁是娥非但不是右派而且还很快入了党，跟自己一样成为沪剧名演员中第一批被发展的新党员。这就是丁是娥有旁人不及的本事了。顾月珍从心底里鄙视她，旧社会出卖色相，新社会抢人家老公，唱戏做人争出风头，处处想拔头筹，做人从没有自己的原则，充其量不过是一只借风的风筝，凭借风力，哪怕是飞到天边去依然算不得自己的本事。真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热爱新社会是假的，你拥护共产党也是假的，你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清楚？顾月珍就这样想着，爱理不理的样子，闭她的目养她的神。
好在先后进来了别的同志，冲淡了两人的僵持气氛。从上海到北京旅途要二三十个小时，不过，顾月珍是不怕的，我不要看你就不要看，谁来都没办法劝。她们的芥蒂是公开的，但却偏偏排座把她俩排在了一起。民盟上海市委这个好心婆婆总希望冤家宜解不宜结，同一剧种的名演员低头不见抬头见，难道是希望她们通过这次北上而捐弃前嫌么？但是，顾、丁之间的陈年疙瘩能解开吗？
车厢里的关系微妙起来。有外人进来时，她俩有说有笑；外人走开剩下她俩，就谁也不理谁。初起丁是娥还没话找话说几句，但顾月珍没一点诚意，一只碗也就丁当响不起来了。只要单独在一起，丁是娥就有点害怕顾月珍的眼光，那一副不屑为伍的样子实在伤人太甚。演艺界啊演艺界，就怕这种知根知底的藐视。好在顾月珍这样的对头只有一个，下了车就好了。丁是娥如此想定，也就释然了。毕竟只是一趟旅途么。
北京是首都，但在50年代还是毛主席的代名词，就像歌里唱的“北京有个金太阳”。如果说见毛主席可以成为人生的目标，那么丁是娥的目标早就实现了。而顾月珍才是生平第一次去北京。顾月珍毕生的三大愿望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了：党，入了；国营也快了，努力沪剧团划归长宁区，由区宣传部副部长孙绍策率工作组下来负责整改，改完就变国营了。最后一项愿望是上京演戏给毛主席看，她相信，只要她努力，一定会有这一天。
半个多世纪之后再来看我母亲的心愿，让我想起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孙绍策的话：你母亲是个简单的人。这话可以看作是表扬也可以当作是批评。因为“简单”的人单纯，也就是铁着心一条道走到底，哪怕是撞了南墙也不晓得拐个弯；“简单”的人让人不设防，让人一眼看到底；自然对付这样“简单”的人，也用不着花大心思。她的三个心愿成了她的生活目标，一心一意百折不挠，真心诚意地向着救星红太阳，一心一意地想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从2004年的角度再来看母亲的心愿显得有点可爱可怜，说出来也许让今天的年轻人觉得不可理喻。顾月珍心地善良，思想单纯，虽然从心底里不要看丁是娥，但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总是要把丁是娥拉出来攀比？有时候连自己都怀疑：一边是不耻于丁的为人，一边又不自觉地把丁得到的东西当作自己生活的目标：丁是娥，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而且早在1952年已经演戏演进了中南海；自己呢，还仅仅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民盟上海市委候补委员……不过，母亲还是幸福的，毕竟她拥抱理想。
到北京了。按理顾月珍的愿望也可以算完成了，这里毕竟是领袖住的地方。车过天安门的时候，远远地瞻仰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她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会在心里与毛主席默默对话，有时候顾月珍的单纯与孩童没什么两样。上海代表下榻在和平宾馆。进了店，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房号。顾月珍跟着服务员往楼上走，当她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停下时，惊讶得瞪大了两眼，房门上贴着并排的两个名字：
丁是娥
顾月珍
冤家再一次相遇！为什么？须臾间，房门开启，丁是娥阿姨倚门站立，满脸是笑：“请进来，请进来。”丁阿姨换上了鹅黄色的羊毛衫，下面是藏青色西裤，显得干净利索，生气勃勃。一阵忙乱之后重归寂静。顾月珍慢条斯理地脱掉大衣挂入衣橱，还没想好如何应对，丁是娥却落落大方、谦和有礼地打破了沉默：“顾月珍同志，侬去擦 一把脸吧。”
顾月珍像避难似的走进了盥洗室，等她洗完脸出来，发现丁是娥早没了影子，大概是串门访友去了。最初的两天里她俩和平共处，开口时必带“同志”二字。50年代“同志”二字是尊称，但在这两位曾经是舞台姐妹、后是情场敌手、又是艺界对头的旧艺伶、新党员之间，分明是一种矜持的客套，这样的称呼表明谁也不愿意回到旧有的历史去，刻意地维持着新社会的礼数。
第三天的夜晚，我母亲顾月珍洗漱完毕，早早地钻入了被窝，半靠着床背翻看报纸。丁是娥洗完也窝进了被子。一般地说，南方人去北方总是觉得冬天是暖和的，天寒地冻只是冻在外面，房间里暖和得只需穿一件羊毛衫。如果人与人的关系也这样暖融融的该多好啊，但这是不可能的。顾月珍陷入了自己的遐思。忽然似有幻听：
“阿月珍。”
“阿月珍”是顾月珍的妮称，上海话里的“阿”表示亲昵，从前同台演出时是这样称呼的。我母亲下意识地抬起头，发现是丁是娥的嘴巴在动。熟稔而又陌生的称呼像一支箭，射中了我母亲的手背，一惊一晃，手中的报纸跌落了，她侧脸转睛，对面的丁是娥两只眼睛如两盏探照灯，明晃晃地射了过来，顾月珍闪避目光，垂首无语，静听下文。
沉默是一种默许，一种鼓励，只见丁是娥柔柔地如同叹苦经似的说：“阿月珍，这只浮尸老毛病不改，又出问题了。”
第四部分第15章 飞鸟不知陵谷变（2）
“浮尸”指我父亲解洪元，是上海人的骂人话。原来，丁弟潘海根长期与丁是娥生活在一起，沪剧的耳濡目染，使他爱上了二胡，而且还拉得不错。在“人沪”招考的时候报了名，但丁是娥却觉得这碗从艺饭不是人人都能吃，弟妹们只见她出名吃馒头，不见她蜕了几层皮才挣得今天，她曾发誓不让潘家的后代与“艺”字相染。丁阿姨不让她弟弟从艺，也不让她的养女潘莉莉学戏。在这一点上就是我母亲也这样，虽然她自己视艺术为生命，但如果我们姐弟哪天也想一试身手，也必然会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刚解放时，她带着珊珊一起去香港演出，短短一月间，顾月珍对乌烟瘴气的香港社会深恶痛绝，珊珊却因为在一次晚宴上一亮嗓子获得掌声而想留在香港当歌手，我母亲坚决不允并很快打道回府。这良苦用心珊珊并不领情。同样，丁阿姨的弟弟也不领情，一气之下，自己找了个事做，不常回家。潘家姑妈的儿媳姚灿因寡居来到丁宅帮忙料理家务。 1953年丁是娥去南京演出，孤男寡女地住在一个屋顶下便有了隐情，不多久，姚灿腹部隆起，转年生下了一个女孩，当时丁是娥怒不可遏地把姚灿送到浦东小阿婆的养女徐云芳家，答应三年后再把那个小女孩接回去。
这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妹夫与表嫂私通的丑闻，顾月珍听到过。解洪元是热昏了头，自然也让丁是娥蒙受羞辱。新社会实行新的户籍制，每个新生儿都有他的合法爹娘，表嫂生的女儿爹爹却是妹夫，这个乱了套的女儿算谁的？报报户口都成问题。从此以后，解洪元在丁家再也抬不起头。也许在赴朝慰问演出前，丁是娥觉得解洪元是个宝，可以作为女人的终身依靠，可自从文化局派来陈荣兰而后任命为副团长，不久又兼任党支部书记，解洪元就一步步后退，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艺委会副主任了。有了丑闻，解洪元更无颜做人。他无权一身轻，拿工资吃饭，唱唱配角。丁是娥也跟着少了许多光彩。那种日子怎么过得好？丁是娥认为，解洪元旧社会秉性难移，花心不改，吃喝玩乐白相相，是一个地道的胸无大志的男人。
丁是娥觉得自己的命与阿月珍一样苦啊，她们同是解洪元的受害者。解洪元见异思迁，风流不羁，苦果都让两个女人尝。自强也罢柔弱也罢，在男人面前女人都是弱者，想到伤心处，丁是娥稀里哗啦声泪俱下。
久久，丁是娥言尽泪干，见房间里静悄悄的，顾月珍像是老僧入定不言不语，纹丝不动。丁是娥怯怯地催促：“阿月珍，侬讲呢？”
顾月珍似乎跌入了时间隧道，重又回到了过去，丁是娥的催问，问出了她的自言自语：“那时候，他事情多，我身体不好，对他照顾不周，把他推远了……”
答非所问，言词含糊，丁是娥错以为她发病呓语，掀被下床，坐到顾月珍床上，轻轻拍拍对方瘦削的肩胛，问：“阿月珍，侬哪能啦？”
顾月珍抬起眼，定定地望着丁是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