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以旁人难以察觉的转动，一星星地蹭近了我的身边，父女俩几乎鬓发相磨，他合着眼，鼻翼一鼓一鼓，仿佛是贪婪地捕捉我身上的汗味。我言语哽噎，试图喝口水润润枯涩的心灵，微微抬身，发现衣角被老父紧紧攥住，我的动作惊动了他，他猛睁双眼，因瘦削那眼睛显得特别大，亮亮地射出一种非人间的灼灼光彩，旋即，层层雾霭冲散了神光，携带着惊惧抓住了孤独无助的老人，如同当年苏州河的水黑黝黝黏稠稠，流向病室的地板，沾湿了我的双脚，淹没了我的膝盖，壅塞了我的胸腔，我听到了一句熟悉又陌生的声音：“阿波囡，我们三个一道回去！”
久违了，亲切熟稔的乳名！一行泪珠应声而出，泪线再难掐断。我仿佛重又回到从前，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父亲身穿运动衣，手抓网球拍，一身的汗一身的朝气…… 哪怕是1989年我回沪探望，父亲也已住在医院里，告别之时，父亲变戏法似的捧出一方火腿相赠，说是趁医生护士不备，偷偷换掉病号服去静安寺买的。这就是我的充满爱心的父亲，爱心中带有几分孩子式的顽皮。而眼前我的父亲只剩下芦苇般的轻脆，几处骨节岩角般突出的嶙峋……我还能说什么，还能问什么？但我的心底依然有一份渴望，渴望他能消我迷惑，洗却我母亲的冤屈。然而，我哪能再去打扰父亲最后的安宁。我没能开口，但我没想到这是我见到父亲最后的一面。1990年12月17日凌晨6时半，我接到惠儿电话，父亲因颈部动脉大出血于零点25分在华东医院去世。弟弟于17日抵沪，我作为父亲的长女，要去执掌遗产的分割。
父亲的遗体告别平和而宁静，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孙滨出席了追悼会，主持者是他的学生上海沪剧院院长陈剑云。这里没有丁阿姨去世时的那份喧闹、火红和繁华。1989年父亲曾写下一首诗：“来去匆匆如一梦，生前无就平又庸，我若一旦别离时，草草收殓莫惊动。”1990年6月又在《我的遗嘱》中表示：“坚决不要烧香点烛，择地安葬，骨灰撒于黄浦江。”
原来，父亲早就安排了自己的后事，第一不要“香烛”迷信，第二不与前妻“择地安葬”，第三不去革命公墓，不愿作为丁阿姨的家属附骥。死了，了了，随水而逝，随风而去……
父亲遗嘱的那种大化境界让我的心酸楚不已，滋生出从未有过的对父亲的依恋，在灵柩缓缓推走的时刻，我忍不住裂帛似的呼号：“侬跟我回北京！”
一只手牵动我的衣袂，一位似曾相识的老太太，把一只白色的赙金袋塞入了我的衣兜。猛然间我记起了她，在丁阿姨的追悼会上，也是她塞给我九十九元赙金后无言地离去。父亲说她是小阿婆干女儿豆芽阿毛。小阿婆去世后就一直没有来往。这次，我握住她的手腕拉她回华亭路吃了一碗豆腐饭。我原以为她的外号叫“豆芽阿毛”，询问之下，才知道她和小阿婆一样，本无名，登记户口时随意地在朱姓后添上了“阿毛”。两个阿毛结成了干母女，情似亲生。小阿婆去世整整二十九年，她和顾宅、丁宅没有往来，但仍然年年祭奠小阿婆，仍然参加干娘子媳的葬礼。尽管没有人通知她，尽管她是从报纸上获知噩耗，尽管在葬礼上她普通得如同一滴水，然而我无法不感动。望着这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奢望无要求的老太，我内心开启了一扇亮堂的窗户。最善良、最纯朴、生活在最底层的平民，拥有普泽众生的大爱……
父亲走了，母亲的死因仍是我心灵的盲点。在我的再三叩问下，弟弟出示了长宁区委1972、1973、1978年的三次结论。其中：“顾月珍同志历史是清楚的，解放后积极演出现代戏，总的是好的，是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生活上犯有错误是事实……”
顾咪咪所言非虚。
非常奇怪的是，当我证实了母亲曾被孙绍策玷污，我内心突然丧失了对孙绍策的复仇意识。他的妻子原本是护理过他的护士，后来神经失常，道义上他们不能离异。孙绍策独居于办公室，长年累月也会有男人的需求。据说孙绍策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孙绍策不是何慢伯伯，他一眼就认定母亲是个“简单的人”，利用了母亲的单纯和对党的报恩思想，在不经意间践踏了母亲心灵的芳草地。这是男子中心社会的悲剧。人无完人，金无足金，我父亲不也有过类似的寻欢作乐吗？差别在于父亲还承担一份永不推卸的责任和坦诚的勇敢。
“你母亲看起来很柔弱，内心很坚强。”这是何慢伯伯说的，儒雅的何慢伯伯不会欺侮我母亲，会给我母亲一份真正的尊重与平等，然而却无缘在一起。我母亲这辈子曾收过许多学生，有像顾咪咪一样的相知，也有运动来时朝母亲抡巴掌的“革命者“，现实生活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我曾试图追随逝者的足迹一路寻去，然而有什么意义？死者已矣，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还能去怪罪谁呢？最后，我为母亲选择了长城脚下的“华人怀思堂”作为她的安息之地，那里有名动文坛的冰心、老舍等人的墓地。
12月28日清晨，我们包租的运输船缓缓行驶，雾锁淞江苍茫一片。船舱内回荡起沪剧院同仁演唱的解派唱段，弟弟将红布包解开，打开了骨灰盒盖子，我的手猛地一颤：骨灰并不是寒灰，而是细碎的石膏状块，硬硬的冷冷的，白灰灰的有一份质的沉重。
我抓起一把撒向大海，海浪很快就接纳了我的父亲，浪一涌就瞬间消失。一把又一把地撒下，泪水一次又一次模糊我的视线，心儿像被虫儿蛀空了似的虚无，有好多双手在我眼前晃动，江水滔滔，依稀记起一则传说：公元313年，印度洋漂来两尊绢丝般光润的石佛，轰动了荒凉的渔村。奇迹代代相传，梁简文帝作《浮海石像碑记》，敦煌莫高窟就留存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的壁画。那壁画成了上海历史的一部分。
一个没有传奇的城市，再大也只能是大城市，不可能成为大都会。大上海每天都承载传奇，一百年二百年有谁说得清有多少个？帝国主义的乐园，冒险家的乐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是酝酿传奇的年代，我的父亲、母亲和阿姨都融入其间，成为上海滩传奇的一部分。海船还在慢慢行驶，船舷下的水急急地流淌，和着这起伏的水的节拍飘出我父亲黄钟大吕般的唱腔，那是《芦荡火种》中他饰演陈天民时在“开方”一折的一段唱：“壶中悬日月，笔下传奇方，赛华佗家住常熟迎春堂。三代祖传名儿扬，风痨痼疾疑难杂症，妙手回春指日可望。”
天边闪亮起一坨朝霞，它是海的尽头，是波涛的镶边，有谁在问“要不要留一点”？不要不要，父亲不要和任何人合茔！父亲要回归大海。弟弟手一松，江风将他手中最后的红绸一并带走了，我的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
第五部分尾声 荏苒盈虚育古今
清明上坟的时候，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是那样喧闹，我的丁是娥阿姨和打下江山的英雄一起长眠于那里，上海的亲人每年都去祭奠；我父亲呢，魂追大江而去；我那可怜的母亲安葬在她曾经神往的首都。那个曾经是很亲切很有记忆的时代就这么一晃而过了，那些曾经追求的荣誉、曾经历经的苦难，还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皆已成为过眼烟云，爱么，恨么？以至于重新想起来也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得模糊，如果以今天的眼去看昨天的事甚至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都走了，但依然是妈妈一个“家”，爸爸一个“家”，阿姨另一个“家”，他们仨魂各一方……
《沪剧志》和《新编沪剧小戏考》里有他们的名字，大街上的光碟商店里，还能找到我丁阿姨的演唱专辑，曾经辉煌的他们渐渐沉寂。漫步南京路福建路一带，曾记得旧上海和他们有过“亲密接触”的大大小小的戏院和茶楼书场少说也有二三十家，而今浅浅地作一番盘点，仅能找到戏院三两家……
我们家的莉莉早已退休，星儿依然飘泊在澳洲，惠儿正面临事业单位的改制，小海仍在国营企业奋斗；我的珊珊姐呢，独子娶了洋媳妇，年年月月等到的只有电话，在繁华的大上海形孤影单，还有我爸爸、妈妈和阿姨的那么多弟子呢，天各一方，从事着各自该做的事。今天的大街上到处飘着染出来的金发红发和黄毛，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他们从电视剧里理解旧上海的故事，连我也坐在家里，时不时地与电视、VCD及DVD结缘，只有在祭奠的时候，才放一段沪剧，让父亲金属般的嗓门亮起来，让母亲温宛的唱腔陪伴我，我也听阿姨的，我佩服我的丁阿姨，作为一个女人，能把自身的生命潜力挥洒得淋漓尽致，绝非凡人俗辈；我父母的生存活力和苦斗，也使吾辈难望其项背。
长期以来，我的偏见，我的幼稚和疏忽，给他们平添了许多烦恼和伤痛。大梦初觉，他们和我天人永隔，我连一声“对不起”都无处诉说……
思前想后，依稀觉得莫非人之初清亮之目光，极易受阻于五彩缤纷的花花世界。历史像一部循环往复、陈陈相因又代代出新的大戏；现实世界变幻莫测又一脉相承，每代人、每个人各有自己的迷惘和顿悟，而今我只需捧出我的痛，那像弹片一样深嵌于心房中的往事……
当我为了搜集资料走进天平路上海沪剧院院部的时候，美丽的小院安安静静，剧团的小金书记说，“上沪”已归属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下一步将面临改制，这让我想起母亲为之奋斗一生的三大目标：入党、进“国营”和演戏给毛主席看……
当初改制，为了改进国营去，今天改制是为了改变国有体制，此一时彼一时也，都一样是为了发展。戏曲从属于上个世纪的主要娱乐方式，市民通过戏曲认识社会，认知人生，并松松紧紧地与政治相连；而这个世纪却从属于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拉近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也拉近了与作为一个社会人生存的基本渴求。华亭路依稀还是旧时光景，丁阿姨小楼外墙上的爬山虎仿佛感知了春天的气息，正一层一层地泛出新绿，在薄薄的夕阳里被和风吹得一闪一闪，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高高大大的外籍女士，惠儿说她认领了一个孤儿，刚刚办妥手续。我去时她正忙于搬家：要去北京发展了！
从前华亭路是好地方，现在更是好地段，因而也许还会再搬进一个洋人……
第五部分后记
这本书几乎夭折，这本书几乎使我魂归离恨天。这不是夸大之词，而是事实。
写书之念，始于1982年。那时，我去上海探亲，看到丁阿姨的书稿迟迟不能结尾，就帮她完成余下的章节，这就是那本《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同时，我萌生了一个念头，也为我屈死的母亲写一本书。恰好，大学同窗正在策划一套《中国现代戏剧电影艺术家传》，约我写写自己的父母，于是我开始了采访和搜集素材。不久，两篇稿件完成，获得了同窗的肯定和赞许，我就想把文章扩充成书。与出版社联系，得到的答复是：每个剧种只出一个代表人物的传记。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