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流”回来了。
父业式微
数年过去，在陈嘉庚努力经营下，他父亲已拥有屋地产三十余万元，加上米业，黄梨业及其它，共有业产四十余万元，比陈嘉庚接任经理初期增加两倍多，成为新加坡的中等富户。
正当陈嘉庚初显身手之际，突然噩耗传来，把他从小抚养成人的慈母不幸谢世。陈嘉庚闻迅哀恸，恨不得立即飞回母亲灵前。但父亲因营业无人替理，不许奔丧，待到他廿七岁时，才回到集美安葬家慈。
光绪二十九年，公历1903年，三十岁的陈嘉庚修毕先慈陵墓、建成厦门店屋之后，于七月初再度南行，一踏入顺安店门，但见店里凌乱不堪，好似无人管顾。他心中惴惴不安，急忙赶到新宅拜见父亲，想问个究竟。没料到父亲在久别相见之时，脸上竟毫无笑容。陈嘉庚知道事情不妙，匆匆又返回顺安号，找到他回乡后代任经理的族叔。这位族叔已身染麻木之疾，神情沮丧，问起经营情况，均推不知。他连忙调出账薄，仔细查核，，外欠的流动借款竟达三十二万元之巨，比三年前他回乡时增加二十二、三万。陈嘉庚大吃一惊，在查看资产部分，屋地业产依然只有三十万元左右，并无增加，而顺安米店的资本却全部用罄，黄梨厂还欠市面白铁皮等款项五万余元，加上拖欠大笔利息等项，共计亏空二十万元。
“惨罗，惨罗！”陈嘉庚脸上阵阵抽搐。
“幸好你来了，嘉庚。”躺在病床上的族叔有气无力地说道，“我不中用了，这经理还是你接回去吧。”
“不，我不接。”陈嘉庚拒绝了。
辛辛苦苦经营了十年，企业蒸蒸日上，并且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这当中他倾注了多少心血呀。三年，他回乡仅仅三年，一个好端端的企业竟破败到如此地步。这不是他的责任，他如必再陷进去受拖累呢？
可是，自从十七岁南来，父亲的企业一直是他生活的靠山，习商的学堂，练才的场所，创业的基地。这些他经营过的屋业、商店、工厂、种植园，曾经给了他多少营养啊？难道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毁掉？
陈嘉庚终于被自己的善心所征服，接管了破败的企业。
重整旗鼓
他父亲感到无限欣慰，授他全权处理。
一个企业收束的计划提出来了，并付诸实施。店、厂和屋地产，有的承顶出去，有的招商合股，有的托人转卖，有的暂告停业。剩下的借款三十万元，则以尚余的屋地产业抵还三分之一。这样收束下来，市面上的中西商人，大都以为是顺安因乏利不愿滥作，结果既保住父亲声誉，又避免破败加剧。最后亏欠的二十万元，依法只好挂在父亲陈杞柏的名下。
陈杞柏破败企业的妥善收束，宣告了陈嘉庚依靠父亲的历史的结束，也使他摆脱了中国旧家庭那种根深蒂固的父子隶属关系，使他成为一个可以创立自己家业的“自由人”。
但在这时，陈嘉庚却一无所有，双手空空。
经过一年的思索和斟酌，隔年一开春，陈嘉庚立即以龙腾虎跃之势，投身于新加坡的实业界，展开他那艰辛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创业活动。
首先，他告借了七千元，在距新加坡城区十英里的讲水港山地，着手建造一所黄梨罐头厂。
一切省了再省，省了再省，借来的七千元用在建厂总算勉强够了。制作黄梨罐头所需的白铁、糖枋，都可向市面华、洋商人赊取。开工后制成黄梨罐头，又可卖得现金。现在工厂既然如期盖好，开工也就没有问题。四月黄梨一上市，“新利川”就开始生产了，到六月底止，三个月时间，月拼夜搏，制成了上万箱黄梨罐头。核算结果，获净利九千余元。不仅收回全部建厂投资，而且还有盈余，经济效益之大，着实惊人。
从绝境中拼杀出来的陈嘉庚初战获胜，就以“新利川”为立足点，兼营父亲企业收束时招人合伙的月新黄梨厂，接着又开设了谦益米号。
一切都很顺利在进行着。但鸿图初展的陈嘉庚，心中却还压着一块大石头，一块十分沉重的大石头，这就是他父亲企业收束时尚欠的二十万债款。
一年，两年，三年，到了第四年，陈嘉庚的资产已经积累到十多万元，而且新投资的恒美熟米厂每月有净利一万余元。他舒了一口大气，毅然找了前顺安号的债主，郑重其事地提出愿代还父债。
这一笔原已无望的呆账，就以折还九万元结清，双方并在律师处立约，登报存案。
全部家当才十几万元的陈嘉庚，一下子拿出九万元代还父债。“流”回来的钱财就这样又用出去罗！
支持革命
就在这时，被革命志士拥为领袖的孙中山先生来到了新加坡，组建“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民族、民主革命的火苗，在华侨中顿时燃成熊熊的烈焰。
赤胆侠骨、怀国忧民的陈嘉庚，一经挚友林义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就如同水之归海，铁之附磁，立即向往共和，倾心革命。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震撼了中华大地，各省纷纷响应，福建省亦于十一月九日宣布脱离清廷而独立。新加坡的华侨欢欣雀跃，奔走相告，闽侨们纷纷汇集到福建会馆所在地天福宫，议定组织福建保安会，负责筹款支持福建省民主政府维持地方治安。
经过他和其他领导成员的努力，共筹款二十万元，汇到福建后，对稳定局势，振奋民心，维护治安，推进革命起到很好的作用。不久，孙中山先生回国途经新加坡，向陈嘉庚提出了到国内后如私人需款可否帮助，陈嘉庚答应支持五万元。孙中山先生回国后来电请援，他立即如数汇交。
辛亥革命给陈嘉庚以莫大的鼓舞，激发起他满腔的爱国热忱。过后他自己回忆说：“我性迟钝又失学，民国未光复之前，尚不明爱国真理，迨光复后猛省勃发，刻刻不去于怀。”因此，他“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帛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
这次回国办学，陈嘉庚与早年设立惕斋学塾时可大不相同了。当时只是出于仁怀善心，对教育的道理还朦朦懂懂。出洋到新加坡住了这十几二十年，接触到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方文明，1910年又担任了新加坡道南学校的总理。他不仅深感到兴办教育乃国家富强之道，而且自己也有了一点办学经验。因此一回到家乡，就先作了一番调查，了解到全县二十余万人口只有县立小学校一所，私立小学校四所。
同安县立小学，乃属于当时所谓的新学。过去封建社会里，各地都只有塾馆，一个塾馆只有一个塾师。学童们读的无非是三字经，千家诗、幼学琼林，稍大之后才读四书五经。根本不学科学知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连吃败仗，亲身领教到洋枪、洋炮、洋舰、洋车的厉害，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掀起了一个洋务运动，在购买外国器械、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兴办了一批洋务学堂，号称新学。接着，各国来华的传教士也陆续办起一些学校。到了清朝末年，全国各地都有一些仿照西方学校的中、小学出现。同安县立小学就是这类学校之一。
但这所作为其他私立四校模范的县立小学却办得很糟。学校权力全操在县长手中，由县长委派一位绅士担任校长，教员、学生则全由这位绅士招来。满清末年，政局动荡，县长经常更换。县长一换，校长也换，原来的教员、学生一哄而散。另由新县长任命的新校长再去聘请新教员，招收新学生。十几年间这样全面改换了许多次，因此，至今还没有一班毕业生。真是可悲可叹。
陈嘉庚决心彻底改变这种落后腐败状况，决心在集美首先创办一所全县最好的新学校。
创办“集美”
当时的集美社已经发展到二千多人口，分为七个房头，划地而居。各房都办了一个塾馆，每个庚馆有男生一二十人，女童则不许入学。七个房头又分成两大派，屡次械斗，双方死伤数十人，结下了仇。要创办新式的学校，必须全社一致合作，将各房头的私塾停罢。陈嘉庚先对社里各房房长进行恳切的劝说，晓以大义，使之明了同宗相亲的道理和兴办学校的好处；同时表示愿意负担学校的一切经费，取得了各房的支持。在陈嘉庚的不懈努力之下，一所近代化的，拥有班级五个、校长和教员七名，学生135名的集美小学校，于1913年春，出现在福建东南海滨。陈嘉庚亲自制定了“为改进国家社会”的办学方针，亲自提出“诚毅”二字为学校校训。
集美小学的开办，虽然仅仅是个开端，但它很快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是本校的学生不断增加，接着是全县及邻近一些地区也想办学。小学教育开始发展起来了。而小学要发展，首先需要师资。于是，在1916年，已经南渡新加坡的陈嘉庚决定创办师范和中学。他派遣胞弟陈敬贤回到集美，建造规模宏大的校舍，聘请优秀校长和教师，招收贫寒学生，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学宿费均免。师范生膳费亦免。各生不拘师、中，所需被席蚊账，概由校中供备，以资一律。”如此慷慨供养全体学生，不但在私立学校中所仅见，就是公立学校，也极少能办到。当时闽南一带不知有多少贫寒子弟因此得到就学机会啊。
建造校舍、聘请教师、供养学生，这数以十万计的经费从哪里来呢？原来，代父还债后的陈嘉庚，在企业经营上有了惊人的发展，首先是橡胶业。
华侨种植橡胶，首推林文庆和陈齐贤。他们于1901年合资在马六甲开辟树胶园五千英亩，先后投资二十余万元，数年后仅卖出二千英亩，就得款二百万元，获利达二十多倍。陈嘉庚一得知这消息，立即看出橡胶业的广阔前景。他向陈齐贤购入树胶种籽十八万粒，值银一千八百元，运往福山园，套种在黄梨之间。四年后，1910年冬，福山园的胶树已经成林，正遇上胶价大涨，陈嘉庚托陈齐贤转卖给英国人，竟得款三十五万元，陈嘉庚实收三十二万元。接着，陈嘉庚又垦殖了柔佛、祥山等树胶园，创办谦益树胶厂，投资裕源、振成丰、槟城等树胶公司，从1911年到1918年，单橡胶业就获利一百七十万元。
除橡胶外，陈嘉庚又在1914年欧洲大战发生时，看准航运业必获巨利，先后租轮船四艘，购巨轮两艘，近航南洋各线，远航欧、非各国，四年间获利一百六十万元。加上黄梨业、米业等，合计入项达四百五十万元。集美师范、中学、小学建校舍及开办费、常年经费，以及其他义捐和少量家费共用去五十万。这样，至1918年底，即代父还债后的第十年，陈嘉庚已拥有资产四百万元。
兴学报国
距今六十五年前的1918年，成为百万富翁可真有点了不起呢。
但他住的却是普通房子，穿的是朴素衣服；鞋子袜子破了再补，陈旧皮箱用了再用；他既不吸烟，也不喝酒，更不许家里人给他作“生日”；自奉之薄，超过他企业里的一般职员。这真是大大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当时，全国人民因国家主权被北洋军阀拍卖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而怒不可遏，掀起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陈嘉庚与“五四”运动相呼应，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邀集各界人士开会，大声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