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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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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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会“弄得国民政府受军阀的挟制操纵。”②4 月,他写《中国革命之武
装斗争问题》一文,对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
“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
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③军队是
实行战争的工具,“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目前已具备
建立正式革命武装的条件,因此“需要在革命政党的指导之下,积极从各方
面下手”。要将工人、农民、小商和知识分子,编入革命军队,因为“只有
这种革命军,能作革命战争的主体。”④。。 

①《向导》第143 期,1926 年1 月21 日。
②《新青年》月刊第3 期,1926 年3 月25 日。
③④《新青年》月刊第4 期,1926 年5 月25 日。
1926 年8 月,国共两党拟议的联席会议,准备在广州开会。中共中央
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出席会议。离开上海之前,瞿秋白在一次谈话中,
对于北伐战争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8 月7 日,临到启程前夕,瞿秋白
把谈话整理成文,题作《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送给当时中央的机关刊
物《向导》要求发表,被搁置不用。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各
阶级对于北伐战争的态度,含蓄地并且善意地批评了陈独秀反对北伐、放弃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文章指出:

第一,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以后,“革命潮流之伏流昂
进”的结果,“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是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
的革命战争”。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仍然留在革命营垒中,并在革命联合战线中保有
部分领导权。

“既受赤化的震惊,又受买办的压迫”,为求巩固其地位,取得与帝国主
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妥协,始终需要军事力量,并需要通过北伐扩充自己的力
量。

第三,小资产阶级渴求革命高潮到来,对于革命战争“深切的感觉着
需要”。它异常迅速地革命化,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
哉了。”

第四,农民在五卅后奋起斗争,遍及广东、湖北、湖南、直隶、山东、
四川、陕西、江苏等省。农民运动“不但反抗劣绅土豪等地主阶级,而且很
少接受资产阶级‘温和派’改良主义的指导之可能。”农民对资产阶级和蒋


介石们是失望的,而寄希望于无产阶级,这“足以证明无产阶级争取革命及
其武装之领导权的万分必要”。

第五,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各阶级,资产阶级为一方,力图利用北伐,
限制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扩充自己的力量,企图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妥
协,建立资产阶级独裁制;以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一方,“不但
反对军阀买办的专政,并且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之新式的军事专政”,确立自
己在多数农民中的势力,发展工农武装,和一切革命派结成强大的斗争同盟,
“建立平民专政之基础,而且切实的开始革命军队与革命平民之结合”,“以
建立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为目的”。在对立双方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正需要在
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
级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

第六,针对党内右倾的北伐战争“躁进”论,瞿秋白严肃地指出:“革
命的前途到此已开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的
领袖权的紧要关键”。

这场斗争“虽然还有很大的困难在前,然而始终是非常之开展,非常
之有希望的。‘最后的决死的斗争’快要临到了;应当有坚强的革命的意志,
来担负这异常艰巨的职任。

难道可以说:现时积极赞助并发动革命战争,便是‘革命的躁进’?”

①。。 ①以上引文均引自《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据影印件。
8 月间,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瞿秋白指出革命营垒中出现的“新右派”,
“他们渗入国民革命的战线而力争其领袖权,凭借军力,实行其扼制工农与
向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妥协之政策。”①9 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向中央写了
报告,对广东政府和国民党内的派别、工农运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具体的
调查和分析。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
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在谈到北伐战
争时,他说:蒋介石知道“到湖北后离其本乡太远,且情形甚复杂,自己力
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指出,蒋介石所取得的
地位、权力,已经构成了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
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②这是多么及时的预见,后来事态
的发展和结局,不证明了这预见的正确吗!①《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我们的生活》第4 号。据作者修订稿影印件。

②《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 年9 月15 日)。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
1926 年夏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里,对于农民、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
与无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分歧。7 月间,陈独秀主持和指导
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没有继续贯彻2 月北京特别会议关
于放手发动工农运动,“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的精神,反而在农民运动
和农民武装问题上,接受了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陈独秀在会议上的报告和会
议通过的一些决议,虽然也谈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但是其基本精神是错误
的。会议认为;农民“在思想上尚不脱离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
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①。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

②。会议指出,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并规定了限制农民运动的
办法。在《农民运动议决案》中规定: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
“不必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

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
地主的口号”。还提出了所谓“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认为在农村联合战
线内,当地主与贫农发生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

会议反对和阻止农民掌握武装。认为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很容易超
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保存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民团,只是提出“以
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③。而对农民武装,则规定“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
“不可有常备的组织”④;甚至提出要更改农民自卫军的名称,以讨好反革
命派。

①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③④《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坚持正确的主张,对于农民问题,作出了明
确的回答。瞿秋白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前述《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
中,他就指出: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
来做”的。他们迫切的要求是:(一)乡村政权归农民。(二)武装自卫。(三)
极大的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1926 年8 月,瞿秋白
在广州停留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进行了
深入的调查研究,深感“对于农民运动,我们不能站在调停地位,而当站在
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①此时,广东省农民协
会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全体执行委员及所属办事处代表、各地农民运
动特派员参加会议。

瞿秋白、毛泽东、彭湃以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
会议上讲了话。这可能就是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国
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①《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 年9 月15 日)。

这是一篇关于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

瞿秋白在这篇演讲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的
农民的痛苦最深,他们要缴纳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缴
纳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杂税,每个农民最低限度的损失要百分之六十
五,剩下来的只够他们吃饭,甚至饭也吃不饱,其他更是无从说起。中国的
农民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
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中国工业的发展,社会的进化和革命的事业,无一
不需要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痛苦,缴卸帝国主义
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
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

瞿秋白在演讲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农民的造反。他把这些农民的造
反,说成是“革命”。他指出:中国的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那时候写
起,随后便是由赤眉黄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从
来一般人认他们是匪徒,这是与现在说农会便是土匪同样。中国革命史,是
农民革命史。农民的反抗斗争都没有成功,其原因:(1)没有良好的组织;

(2)没有民权主义的实力,于是握取政权者成为皇帝;(3)迷信,如白莲
教、义和团、太平天国都有宗教的力量为他们的维系,这是因为农民很少团
结力。每次运动往往成为暴动,如其没有宗教将是散漫不可收拾,从过去的
义和团到现在北方的红枪会都是如此;(4)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做他们的
领袖,如现在的无产阶级。

瞿秋白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革命不能取胜,而无产阶级
如果不与农民阶级结成工农联盟,也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他痛切地指
出: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乏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
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

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地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
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
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总之,
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
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一个革命党,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
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
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

农民问题如何解决呢?瞿秋白从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形势出发,在演讲
中指出: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实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
的口号;第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农民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
的利益;第三,农民参加革命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
民代表参加;第四,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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