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的聚散地，才能真正构筑“流量经济优势”。一个城市的创新力、整合力来源于“融合和创新优势”，即市场、产业、信息技术和文化等的融合和创造。一个城市的影响力来源于它的吸引力、辐射力、创新力和整合力的组合。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完善的服务功能、良好的发展环境、较高的管理水平和一流的市民素质的城市，其影响力也就会越大。
郝寿义等（1998）选择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资金实力、开放程度、人才及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基础设施等六个方面共21个指标作为测度城市竞争力的指标体系，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城市竞争力的计量模型，并对若干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
但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理论和方法仍有待于深入研讨。如城市综合竞争力概念的科学界定，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机制的阐释，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研究，城市高新技术产业、跨国公司等与城市综合竞争力关系的实证研究，等等，以便系统揭示城市之间分工与合作、竞争与依存的相互作用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竞争并非仅仅是市场的竞争、技术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归根到底是观念的竞争和制度的竞争，因此，很有必要研究制度变迁与城市综合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2。3 重视城市化进程中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的系统研究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工程技术、空间技术等技术创新既是推动城市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又在不断塑造新的城市组织形态，并对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知识和信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以高度知识化、信息化为特征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将推动城市文明发生更大变革，推动新兴产业的崛起及城市功能与结构重组和演变。如新的产业群聚集在一起，形成高科技园区，将成为21世纪城市的新组织形态。从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的协同性出发，对这种新组织形态的运行机理进行深入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2。4 重视信息化对城市规划和布局的影响分析
信息革命正曰益深刻地影响着城市，传统的城市功能正在发生转型，城市产业结构和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亦随之发生变化。电脑和信息网络的普及及级差地租的作用，将导致工业企业和人口向郊区迁移，郊区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会增多；城市人口的居住空间也随之向环境优美的郊区转移；大型购物中心和批发市场也在郊区不断崛起，甚至办公楼的郊迁在一定时期内也将成为现实。即使是市区内部的高科技产业和城市型工业，在信息网络的支持下，其分布亦将趋于分散化。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时代实现了电子购物、电子金融、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在家办公、电视会议、远程服务已把部分实际通勤转化为电子通勤，城市功能的实现方式部分虚拟化，导致城市发展对空间和土地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引起土地需求量减少及土地利用结构、布局和方式的深刻变化，为城市化研究提出了新的实践任务。
2。5 推进城市研究中相关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多学科专业人员卷入中国城市化课题的研究，一方面促进了相关学科之间的交融互摄和推陈出新，孕育出城市化命题的新视角和新生长点，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中国城市化的理论范畴和应用领域，并充实其研究方法。但不可忽视的是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人将理论创新片面理解为术语创新，热衷于提出新名词、新概念，而对这些新名词则缺乏科学严谨的内涵界定。笔者已在有关论作中，对“逆城市化”、“城镇农村化”、“郊区”等概念提出过质疑或修正意见，但目前仍有许多概念的提法尚欠科学，对学科发展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如“外来人口”或“边缘人口”，“农民城”，“城乡连续统”，生态城市，数字城市等术语均不规范，亟须修正和标准化。现择其一、二，略叙管见。
有人将那些既已离开农村又同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已进城又尚不为城里人所认同，既已加入城市产业工人队伍又仍然保留着农民身份的“流动人口”称为“外来人口”或“边缘人口”，笔者以为，这一称谓值得商榷。首先，人口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之一，其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而且，国际城市发展的经验也表明，真正的移民城市往往是最具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因此，人口划分的方法之一应是按居住地划分为定居人口和流动人口，而不应按其来源地划分为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或边缘人口，现在的常住人口中有许多以前曾经也是从市外迁移而来的，现在的流动人口又是未来潜在的市民，他们中有很多将逐步转化为城市定居人口。其次，将这些流动人口视为外来人口或边缘人口，不符合城乡公民身份平等的原则，容易导致排外心理和政策歧视。况且，这些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化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们通过艰苦创业在城市立足，给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极大方便，也理应分享城市化的利益。将其排除在城市发展的规划和管理之外，既不利于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城市规划和管理工作的被动，也不利于人口素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再次，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压力，但这并不是产生“城市病”的本质原因。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发展的一项宝贵资源，只要合理开发，统一管理，将有利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的繁荣，有利于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因此，对流动人口“重阻止、轻转化”的传统做法必须予以纠正。浙江省开始取消农村进城人口指标控制，对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居住达一定年限的公民，可申请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并优先引进高素质人才，引导人口集聚，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将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数字城市”的提法也不甚科学。首先，在国外，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超高速因特网基础设施将目趋完善，计算机和家庭上网普及率会逐步提高，电子＝、电子公民、电子商务、电子会场等初露端倪，信息化对城市建筑和形态、城市商业和交通、城市管理和服务以及市民的生活方式产生曰益深远的影响，未来的城市将是一个数字化的生存空间。因而“比特之城”、“软城市”、“数字城市”等概念应运而生。但由于城市本身是一个功能多样化的自然、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综合体，很难从单一侧面来对其进行系统概括。因此，仅看到信息化方面的影响是不够的，有时可能会导致过高夸大信息化作用的倾向。其次，信息化是指加快信息高科技发展及其产业化，提高信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推广和应用水平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前进的过程。它以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程度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主要标志。因此，“数字化城市”、“信息化城市”或“城市信息化”并不能简称为“数字城市”。前者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城市发展和转变的过程，而后者只能视作一种结果。信息化的推进在我国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人们不能再犯用结果来代替过程的错误了。第三，信息化包括生产和应用两大方面。信息生产要求发展一系列高新信息技术及产业，信息应用则主要表现在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上。信息化的关键在于其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在于其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倍增器和催化剂，提高工作效率，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信息化的实施，依赖于多元投资体制的建立，依赖于“＝推动、市场引导、企业运作”的发展模式的构筑。而这些都是“数字城市”难以包括的。综上所述，数字化城市是指数字革命创造的信息化城市，不能简称为“数字城市”。
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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