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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16日，在哈尔滨，一辆宝马汽车撞死一位农妇。借助于网络媒体，这样一件看似简单的交通肇事案，成了一次事件，一直到2004年初，都是公众舆论的热点话题，以至于多名省级高官不得不一再出面澄清传闻，黑龙江省甚至派员向中央报告案情。
从2003年延续下来的网络舆论热点，还有黄静事件。网络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黄家一边，促成了多次尸检与司法鉴定。因此，有人把黄静案称为“中国网络第一大案”。被告方姜俊武则将自己形容为“网络时代的第一个现代窦娥”。
接下来是“妞妞事件”。11月初，深圳市委某领导之女、影片《时差7小时》女主角名下有769万元巨额资产的新闻一经披露，即引起广泛关注，各种各样的小道新闻通过网络传出来。深圳市委于11月11日召开全体会议，通报相关调查与处理结果。
当然，影响最大的是郎顾事件。郎咸平肯定没有想到，他炮轰格林柯尔、青岛海尔、TCL集团等企业会引爆一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政策之合理性、改革过程之公正性、改革结果之可欲性的大讨论。方方面面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纷纷主动或被动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和立场。而网络再次成为最重要的论战场所，90％的网友都在支持郎咸平，而张维迎只获得了5％的网上支持率。
这些网络舆论事件具有类似的敏感点：弱者的无权，强者的骄横，缺乏制约的权力，司法的低效率与腐败，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其中既有真实的，也有想象的成分。因而，与纸媒体相比，这样的公共论坛确实是嘈杂的，其中甚至不乏不够理性的表达，但不管网络舆论的品质如何，一个民主社会需要这样的舆论。它确实比较嘈杂，但在嘈杂中，往往传递着较为真实的底层声音，是决策者所不能忽视的。
也正因为网络媒体的特殊性，它在中国已发展成为引导和洞察社会舆论的重要窗口，网络舆论对政府决策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面向公众的公开政治
长期以来，政府的绝大多数决策是关门制订出来的。只有在政府已经作出决策之后，官员才出来告诉公众。至于决策的过程，则无人知晓，公众当然基本上也就无从参与，只能被动地执行已经确定的决策。
这样的局面正在改变，而政府官员也在适应如何应对公众的质疑。从2003年底开始的整个宏观调控过程，始终伴随着大量的争论甚至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专门在11初发表演讲和文章，从八个方面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手段的合理性、结果的可取性等等进行深入阐述。
官员们已经意识到了，政府的立法、政策设想或项目建议是需要得到民众了解和认可的，因此，它需要向社会作出解释，说服民众。
在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面前，每个社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都要学习如何适应。从11月26日开始，来自中国14个省、直辖市的党政高官已经或即将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讲述本省、市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得失和经验。他们的经验固然重要，但他们在电视上出现，以个性化的语言讲述自己执政的得失本身，可能更有价值。官员们用民众能够理解、能够打动民众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人们将这称为一种个性化施政风格。
当然，最为个性化的，当属连续两年掀起审计风暴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
其实，在李金华掀起审计风暴的背后，我们也许还能看到一点制度变革的迹象。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而人的想法肯定是不同的。实际上，政府内部的决策中充满了分歧、辩论，但一直未被公开。一项决策作出后，公众并不知道，谁是提议者，谁是推动者，谁是最终的决策者，又有谁曾经提出过反对意见，或者有没有人提出过替代方案。
责任政府，不仅是指地方政府或某个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对民众承担责任，更主要地是指具体的官员要承担他个人的责任。负责任的政府官员应当在施政过程中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让民众来判断，他是否恰当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李金华的担当，体现的正是一种政治新风尚：公开的面向公众的政治。
妥协的勇气
当下社会的利益冲突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自1993年以来，信访量连续11年增长。2004年第一季度，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同比上升20。2％，某些利益冲突之所以激化，部分群体之所以有不公平之感，不是因为市场交易本身不公平，而是因为政府介入太深，从而使拆迁户、农民、农民工几乎丧失了与相关企业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这样做固然可在短时期内推动GDP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却会危及社会稳定。
政府需要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利益和角色。显然，政府不应当是企业家，不应当以发展经济为自己的惟一职能。政府的职能首先是维护和平的、公正的社会秩序。为此，政府应当公平地对待社会中的每个群体、每个人。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在政府眼里，都应当是同等重要的。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若干积极的进展。农民工的权利和利益曾普遍遭到忽视和侵害，因为，地方政府多是偏袒企业，而不承认农民工的权利。在总理替农民追讨拖欠工资之后，全国总工会明确支持农民工加入工会，也明确要求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组建工会。没有工会，分散的农民工是没有谈判能力的，不可能维护自己的权利。
一个法治的政府，一个尊重民众权利的政府，要有拒绝某些诱惑的勇气，即拒绝利益的诱惑。同时，也要有妥协的勇气。对于民众的诉求，理性地作出妥协。
北京市人大关于新交法的听证会体现了妥协的精神。5月1日起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的“机动车负全责”引起广泛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人大召开了立法听证会，通过《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对上述条款作了一定修正。
法治本身就需要一种妥协精神，在宪法与法律之下的妥协。法治意味着，政府和民众在法律之下是平等的。法规不合宪，就应当废止；政令、政策不合法，就应当停止执行；行政行为不合法，就应当受到追究。面对民众的权利，政府知道自己权力的界限，其实有益于增进政府的权威。只有在政府的权力与民众的权利之间形成一个动态的平衡关系，社会才有可能趋于充满生机的和谐。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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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
2004…12…30 16：12：54 来源：南方周末
□孙立平
■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我们必须正视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的过程是一个挑战。
■可以这样说，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
■在这样的时候，需要做的是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同时，从利益表达者的角度说，提高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和谐社会的基础：利益均衡
应当说，在过去20多年中，虽然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得以确立，但为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
2004年中国改革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为建立和谐社会所进行的努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说，这意味着社会发展取向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即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使经济建设与社会协调同步发展。
这种转变的一个基本背景是，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去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已经有俄罗斯、东盟十国、新西兰、吉尔吉斯斯坦、贝宁、多哥、南非、亚美尼亚等多个国家宣布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也为期不会太远。可以说，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因此现实的危险不是有些人担心的向旧体制的倒退，而是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并由此断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景，甚至从根本上败坏掉市场经济的名声。这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应当说，在过去20多年中，虽然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得以确立，但为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在人均1000美元这个阶段，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矛盾处理得好，国家就可能较顺利地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反之，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甚至使社会陷入倒退。
2004年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讨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这场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宣布了利益时代的到来。人们可以看到，这场争论与其说是不同观点和主张的交锋，不如说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对立。人们在这场讨论中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不单纯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怎样才能提供效率，同时也要回答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如何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和谐社会的含义无疑是相当广泛的。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利益均衡的关键：利益协调机制
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业家的作用。而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
在2004年，举国上下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开始显现初步的效果。在历经了几年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之后，在中央和各地不断出台各种政策和措施的扶持下，2004年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城市，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可望出现缩小。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由于政府的直接介入而改观。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也使城市中的失业和贫困问题有了明显的缓解。但我们必须看到，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扶持的结果；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初步解决是由于政府的直接介入，而制度化的解决并没有形成；如果2005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城市中的就业和贫困问题也难以乐观。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就是近一两年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