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和外国资本的命运的最终判决权，这一切是否可行呢？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两个：如果政治权力与经济更新发生冲突，意味着投资风险的加大和资本生殖环境的恶化，从而削弱本国在吸引资本上的竞争力。如果政治权力与经济更新进程能够吻合，甚至能够成为一种保护力量，那么这种愉快的合作关系也只是阶段性的。南韩的全斗焕将军和台湾的蒋经国将军在他们的生前或身后都发生了权力交割。能否把这两位独裁的将军评价为英雄，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是，一方面是他们在运用政治权力完成了民族工业的改造方面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是权力交割后人民对他们的独裁专制行为的批评和审判，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中国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先生无疑是本世纪最明智的政治家，是本民族最智慧的指路者。它的一句名言准确低阐明了削弱资本竞争能力和放慢技术引进速度后国家必然面临的悲惨处境。他说：“落后了就要挨打“。他的其他同僚们甚至讲出过更具刺激性的语言：落后将被开除球籍！意思是将有被从地球上消灭的危险。能讲出这样语言的人无疑是清醒的。以中国论，如果在目前进行的一轮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竞争中失利，而它的真正宿敌俄国和印度这两个庞然大物肥壮起来以后，那么他的处境和命运将是可想而知的。伟大的中央之国像一块肥肉，处在虎狼的包围之中，（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及正在崛起的东南亚各国），它将无一日可以安枕。
正因为进退两难甚至进退都会失据，所以在经济体制变革、国门开放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政治体制的改造过程中将始终伴随着痛苦和冲突。任何一次政治的失误，不同集团利益关系的失衡，或者一个足以刺激国民情感的微小事件的发生，都会引起激烈的内部冲突。在两个利益集团得以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冲突会演化为内乱或战争。
危险源即在这里。
六
本世纪曾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在第二次大战后世界却维持了近５０年的和平。据各国政治家的一致推断，这种和平局面还会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维持下去。和平的出现不是核威慑的结果，它只是表明，以争夺殖民地为主要内容的旧的战争条件已经逐步消失，而以保护环境（生存、发展、投资等方面的环境）为基本内容的新的战争条件尚未完全生成。
在这半个世纪中，局部战争却此起彼伏，无一日宁静。除了单纯的国内党派或部族战争以外，反有第二国参与的战争或是旧战争的残余，或是带有明显的新战争条件的色彩。以美国为例，越南战争的目的是阻遏苏联势力在南亚的扩张，阻止东南亚各国在被输出“革命”的影响下发生多米诺效应。这场战争不具有任何经济色彩。而布什总统领导的巴拿马军事干预行动和海湾战争，其经济意义则是首要的。特别是后一场战争，如果任由萨达姆将军吞并科威特并威胁到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从而掌握住世界可供输出的石油的大部分份额时，全球的经济秩序和投资环境将会发生灾变，因此绝大多数国家主张对此进行坚决的干预和制止。这场战争表明了新的战争观念和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经济活动的正常环境。当然，受到环境恶变的影响而受到最大损失的首先是美、日和西欧这些经济大国。如果旧式战争被人们冠以“肮脏战争”的恶名的话，那么新式战争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义性或公正性。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是因为在做出决定时人们根本不愿意或无暇分神去考虑伊拉克方面的辩解，不去考虑科威特与伊拉克的分离是否公正。人们注意的只是这一事件对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即公正（或公理）的现实性、限制性、片面性，是至关重要的。它与强权无关，因而又具有公理的属性，但它将在许多情况下与人们观念上的公正标准发生冲突，当人们按照自己认定的公正去行事时，常常背离国际社会的公理或公正准则，这种背离如果严重地损害了既定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生长环境，那么接下去的只能是制裁和战争。
近年来联合国已经成功地扮演了国际事务仲裁人的角色，虽然在仲裁时往往沾染上浓烈的强国意志的色彩，但至少在形式上获得了大家庭多数成员的支持。对此，中国人常常以弃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保留性意见和不得不屈从的令人敬佩的克制。外交姿态的灵活性表明中国对自己实力认识的客观性，还反映出对国际公正的理解与联合国的其他成员特别是美国人之间存在着重要距离。中国是个大国，它的任何举措都会产生国际性影响；中国有是个发展不足、有着深厚传统色彩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它必将在观念领域与国际社会发生多方面冲突，观念上的冲突又产生重要的国际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上许多政治家和战略理论制定者将中国视作潜在的或现实的危险源的原因。
消除这个危险远的唯一可行办法是支持中国人取得经济体制改革（在后一阶段将包括政治体制）的成功，顺利地实现转轨和软着陆，并从此走上平稳的自然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中国的幸事，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幸运。
中国的社会稳定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大部分公众都得到可见的明显好处时，社会才处于驯顺和稳定的状态。而当社会的下层民众的极端性情绪被社会上层政治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时，而且这种合力将使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产生断裂或逆转时，就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危机。如１９８９年的北京事件，它虽然以青年知识分子强迫共产党交出执政权的形式出现，但它真正的原因却是市民阶层对社会进程产生的阶段性不适和恐惧。青年知识分子是飘散在社会上空的云雾，他们不代表谁，只是反映社会的情绪并从混乱中希图达到自己的一些意义不明的目标，如言论自由、自由派报纸等。在这一事件中，坚持社会进程的力量恰恰是执政的共产党（准确地说是共产党中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西方绝大多数政治家却没有看清云雾下的真实。
目前的中国，中间阶层即商品财富的真正代表“优秀品级”尚未发育成熟，上下两层社会势力之间没有形成坚固的隔离带，一旦社会进程发生重大挫折或某一事件诱发了下层的恐惧和愤怒情绪，将会发生真正的麻烦。
中国的情况较之俄国更险恶，因为后者在社会的经济、文化、国民教育程度和政治规则等各方面的发展上远比前者优越，且没有庞大的人口之累，所以危机发生概率要小得多。中国经过近１０年的改革进程，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不平衡是普遍的。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中央控制与地方分权倾向、社会原则与经济刺激手段，获利者与一般民众，矛盾错综复杂重重叠叠，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数量巨大、低教育程度、未充分就业、经济生活窘困得高密度人群中。可以说，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项举措都是部分失误，危机随时都会发生，风险将伴随始终。
中国的社会改革进程已经起步，这一进程已无法逆转。一旦这个过程断裂，整个世界都将卷入一场灾难。所以，世界要帮助中国，中国也要帮助世界。本书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结构、公众文化心里以及社会经济运转的秩序、特征和支撑点等各方面进行分析，目的是使我们不仅能了解今天的中国，而且能清晰地辨清明天的中国的大致轮廓。
我们将再回到那个老问题上去，世界的下一个危险源在哪里？对世界环境构成威胁的国家将具备哪些条件？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先生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美国海外用兵六原则。
第一、 除非特定的交战或时机被认为是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极关重要，否则，美国不应在海外把部队投入战斗；
第二、 只应在具有取胜的明确意图的情况下才投入作战；
第三、 实施作战应具有明确规定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第四、 必须不断地进行重新估计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
第五、 这应得到美国人民及其选出的在国会的代表的支持；
第六、 这应是最后一着。
“六原则”以限制性条款的形式出现，表明了美国军事力量使用上的收缩、慎重、有效和克制的倾向。在前苏联解体以后，尽管世界上局部争端此起彼伏，但美国人并未充当假想中的全球安全宪兵的角色。
但是美国人并未立地成佛。海外用兵虽然是“最后一着”，但仍是政治和外交的一种自然延伸的手段。
六原则的第一条即对美国“国家利益极关重要”是启动工作程序的按钮，一旦触及它，其余原则则完全可以从程序上或技术上得到解决。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半岛两个敌对政权之间爆发了战事，杜鲁门总统迅速做出了出动海空军进行军事干涉的决定。当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先生得到美国国会的正式通知时，他留了眼泪。他说：“感谢上帝，这次不会重犯上回的错误了。”舒曼先生想到了二次大战前英法两国没有及时制止希特勒这段历史。
朝鲜战争也成为了历史，但是人们关于灾难或潜在灾难的概念并没有改变。这一概念在今天包含下列含义：
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由非逻辑的经济政策导致的财政破产、非民主化的政治结构和决策方式、不理想的人权状况，以及由上述因素引发的国内国际的动乱或战争，而当这一切与大规模战争手段如热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相联系时，国际干预将不可避免。
于是，我们必须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