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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碧微知道父母都是要面子的人，定亲之人岂能悔约，说出来肯定通不过，干脆留了一封信，说得含糊其词，与父母不辞而别。
试想，在封建色彩浓厚的世纪之初，逆来顺受是受到社会夸赞的女人美德，而蒋碧微能以反叛之举追求个人幸福，绝非一般女子所能比。女人并非生来弱者，蒋碧微性格中的刚烈一面，在她义无返顾、勇敢私奔时，表现得最为动人。
在康有为家，蒋碧微与徐悲鸿会合。这时，徐悲鸿表面上仍在设法去法国，其实已经把目光从法国收回，转向了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
颇有意味的是，恪守传统道德的康有为，对于徐悲鸿蒋碧微相爱的反叛之举，是给予祝福的。这里有康有为接受新思想的开明一面。徐悲鸿早买好两只戒指，送给蒋碧微一只，留给自己一只。徐悲鸿给他心爱的人取了个新名字曰“碧微”，刻在戒指上。
这就是蒋碧微名字的由来。显然蒋碧微非常中意徐悲鸿给她起的名字，她与徐悲鸿的感情大起大落，直至分手，她都不曾改名。
当蒋碧微与徐悲鸿乘坐海轮，在大海上颠簸之时，上海蒋梅笙家乱成了一锅粥。蒋梅笙与戴清波看到次女蒋碧微的信，自然万分焦急。他们设想了无数可能，就是推断女儿的个性，认定女儿不可能自杀。他们回顾女儿出走前的蛛丝马迹，觉得此事可能跟徐先生有关，而徐先生说要出国，他们也曾请家宴送行的，徐先生走了，女儿怎么也同时不见了呢？他们找徐悲鸿友人朱了洲询问，朱了洲说不知道。
结亲的查家来要人怎么办？蒋梅笙夫妇无奈之下，商量出了个“瞒天过海”的招数，对外说女儿突然“病亡”。怕人家看出破绽，他们从苏州买回一具棺材，大办丧事。可是，活着是查家人，死了是查家鬼，查家会不会把这个定亲的媳妇安葬在查家墓地呢？他们又商量一番，吹吹打打送进一家寺庙寄厝。抬着空棺材会被人发现，戴清波问一个老友怎么办，老友安排人手，偷偷把石头装进棺材，抬起来沉甸甸的。
以假乱真，瞒天过海，总算把这件事糊弄过去。查先生家不再追究，又给查先生提了亲，蒋碧微母亲戴清波还亲自前往贺喜。直到蒋碧微的姐夫从复旦大学毕业，也到东京留学，找到蒋碧微与徐悲鸿，蒋碧微父母的心才放下。
“死”过一回的蒋碧微，陪同徐悲鸿来到东京。他们在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租了间小屋，像一对真正的夫妻，开始属于他们的共同日子。
徐悲鸿在日本这一段，以前中国学者涉及甚少。日本学者松谷省三先生填补了这一空白。他是神户女子学院教授，研究徐悲鸿二十多年，曾多次自费到徐悲鸿故地考察，写出日文版《徐悲鸿传》等研究专著，和友人自发成立了日本徐悲鸿研究会。
松谷省三论证说：“当时一九一七年五月，徐悲鸿到了日本，是和他当时的夫人一起来的。根据回忆录会发现，当时他似乎是想去欧洲的。而且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因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时期，或者说是刚结束的时候，无法去欧洲而来了日本。”
徐悲鸿揣着康有为亲笔书写的信函，拜访了中村不折等日本绘画界前辈。中村不折早年研习中国山水画，于一九○一年赴法国留学，是最早倡导西画技法的日本画家。康有为流亡日本时，与中村不折友情甚深，曾把康有为的著作《六朝书法论》翻译成日文。
在东京有一个中村不折书道馆，这是中村不折先生个人纪念馆。留着短髭、身着西装的中村不折铜像，仍然用他的睿智目光凝视芸芸众生。在寓所接待徐悲鸿时，这位日本绘画大师从二十三岁的中国青年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昔日意气风发、拼命学画的自己，他毫无保留地回答徐悲鸿的提问，谈得最多的，还是在巴黎留学时的收获。
当时徐悲鸿虽然学了点日语的问候词，但议论书画远远不够，他们找到一个最佳途径，中村不折懂得法语，而徐悲鸿也学了法文，可以用法语交谈。好在他们还有笔墨。中村不折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青年的画作和书法，感到很吃惊。而徐悲鸿也是第一次遇到一个西方留学归国的画家，急迫地想知道留学生活的细节。
就这样，徐悲鸿带着求知的渴望在东京寻找着。
对照当时东京的老地图，松谷省三研究了现存资料，发现当时中国留学生大都聚居在东京神田附近，徐悲鸿也不例外。神田的书店街是一条东京老街，艺术品店铺与画廊鳞次栉比，步行不远就是上野的国立博物馆。徐悲鸿流连忘返，他看到一批日本画家的创新画风，还看到日本印刷的法国文艺复兴时的名画。当时日本从欧洲进口印刷机械，已经研制出油墨材料，抢在了发明印刷术的中国的前头。
徐悲鸿从中村不折的切身感悟里，也从日本绘画的现实中，发现日本画风嬗变的源头仍在欧洲，使他对巴黎的向往更加迫切。
在东京的生活，对于徐悲鸿与蒋碧微这对新人而言，是初次的磨合。他们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彼此是珍惜的，然而，甜蜜之余也有些苦恼。他们手头的钱，就是仓圣明智大学给的两千元大洋；这在当时绝不是个小数目了。但徐悲鸿看到他觉得喜欢的画集或画片，爱不释手，就会掏钱购买，不会想到日子怎么过。而蒋碧微从小生在大户人家，当一个主妇也没准备，不敢加以干涉，只能暗暗地着急。
徐悲鸿在日本的行踪，在蒋碧微的回忆录中有客观的描述。她说：“日本的印刷术优美精良，他们所出版的艺术书籍相当丰富，还有许多仿印的原画，都是徐先生视为珍宝，爱同拱璧的。于是他经常到各书店去浏览观赏，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虑地买它下来。有时候他也要我陪他同去，当时我太年轻，对于艺术简直一窍不通，根本就不发生兴趣，往往是坐在一旁等他，一等就是半天，那种滋味实在不太好受。”
在蒋碧微翘首以待的目光中，可以看到一个如饥似渴，痴迷在艺术海洋中的徐悲鸿。蒋碧微对逛书店没兴趣，并不影响徐悲鸿对书店的挚爱。
平心而论，蒋碧微的担心也有她的道理。
半年之后，徐悲鸿带着一大堆书画，与蒋碧微黯然离开日本。至于回国的原因，蒋碧微这样说：“我们在东京住了半年，旅费和生活费用花得不多，倒是徐先生大量地买书买画所费不赀，因此我们带来的两千块钱很快就要用完了。东京居家大不易，再拖下去就得挨饿，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年十一月间，又从东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蒋碧微在日本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原谅。对于女儿的出格举动，蒋家父母并没责难，只是写信表达关切。他们真的回到上海，不敢回家，先是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但戴清波很快找到女儿，要她领着徐悲鸿回家。而蒋梅笙对徐悲鸿素来看重，曾经说过，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徐悲鸿作为女婿上门，蒋家父母也就接纳了。他们在民厚里租了一间就近的房子，让蒋碧微徐悲鸿住，招呼他们到家里吃饭。
因为徐悲鸿的大胆示爱，也因为蒋碧微的勇敢回应，从而奏响了他们爱情之曲的第一个音符。两个年轻人携手踏上的人生道路漫长而曲折，他们似乎毫不畏惧，充满着战胜艰难险阻的自信。一旦沉浸在幸福之中，人们往往忽视两个人的不同之处，譬如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性格与不同的爱好，以为这些种种的不同，不过是一种性格的补差，并不知道，或者不愿相信，彼此差异也会带来不幸，甚至可能隐藏着杀伤力。
四 京城砺志
在日本未能尽兴的徐悲鸿回到上海，不久就来到北京。此时，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中国知识界举足轻重的巨人。此时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本着他“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在为自己的学校招兵买马。当蔡元培从康有为那儿听说了徐悲鸿之后，毫不犹豫地聘请他出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蒋碧微随徐悲鸿一同北上，她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段有记载：“蔡先生也是热心而爱才的人，北大没有艺术系，他便专为徐先生设立了一个画法研究会，聘请徐先生担任导师。北大同学中凡是对艺术有兴趣的，都可以参加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王震对徐悲鸿研究多年，他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他所在的单位图书馆保存着浩如烟海的旧报刊。他的考证结果与蒋碧微说法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北大画法研究会成立，徐悲鸿先生经蔡元培提议任导师，有人说，北大画法研究会是蔡元培特意为徐悲鸿先生专门设立的，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去访问蔡元培之女蔡盎。她同意接受采访后，已经翻阅大部头的《蔡元培文集》，把几篇与北大画法研究会有关的文章找出来。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成立时的讲话，其中列举与徐悲鸿同时受聘的导师名单：校内教员有李毅士、钱稻孙、贝季美、冯汉叔，校外名家有陈师曾、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
蔡元培在一九一七年一月到北京大学上任，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组织许多艺术性的团体。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画法研究会成立，蔡元培亲自任会长。六月二十三日，北大画法研究会举行休业式，宣布暑假期间暂时休业。担任会长的蔡元培作了演讲，他说，“本会在暑假中闭会，原非得已。假期中研究画法，最为适宜。现在本校在西山租赁房屋，以为同学避暑之所。西山风景清旷，山水峻秀，研究画法，更有特别兴趣。然赴西山图画部报名，仅有六人。今导师徐悲鸿先生亦决定赴西山避暑，在彼从事研究画法。诸会员盍此机会，同赴西山，又有导师就近指授，互相砥砺，受益匪浅。”
显然，二十三岁的年轻导师徐悲鸿愿带学生到西山写生，使得蔡元培非常欣慰。北大租赁的房屋在西山碧云寺，虽然画法研究会导师只去了徐悲鸿，但北大其他教授和学生去了不少。与徐悲鸿同行的蒋碧微说：“每当月明星稀，大家三三两两，坐在碧云塔下，石台阶上，听钟声梵唱，谈生平抱负，海阔天空，无所不至。”
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结识了六十六岁的著名诗人陈散原。
赫赫有名的陈散原，清末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他曾辅佐父亲开办新政、提倡新学、支持变法。百日维新失败，以诗文抒发积郁心头的愤激之气，在京城久负盛名。徐悲鸿与陈散原一见如故，虽然维新变法时的“陈公子”已是陈老夫子，但他国学知识渊博，诗、书、画俱佳，使徐悲鸿想起去世的父亲，备感亲切。
陈散原也很欣赏徐悲鸿，认定徐悲鸿是可造之才，让他与自己儿子交朋友。这个名扬京城的“学者之家”向徐悲鸿敞开大门。陈散原后代非同小可。长子陈师曾是著名画家，号称北京画坛首领，次子陈寅恪是著名历史学家。
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聘请的导师中，就有比徐悲鸿年长十九岁的陈师曾。他曾赴日留�